近日重讀《水滸》,除溫習已知的故事情節外,還對宋江智慧多了些許欽佩。一群草莽英雄,因機緣巧合,一不小心湊到一起。開始不過一個“義”字,除打家劫舍,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外,并沒有想到更多更遠。只因驚擾了官府,在反抗鎮壓過程中,又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便盟生了驕傲心理。李逵放言:“殺上金鑾殿,砍了鳥皇帝,讓宋江哥哥作皇帝”,就是這種非份之想的流露。
但凡一群人聚在一起,目標明確,武藝高超,又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便是危險的開始。面對這群刁蠻任性,桀傲不訓的弟兄們,且看宋江同志如何做思想工作的:一是長吁短嘆,引起眾人關注,適時拋出眾兄弟前程問題,為紅旗今后怎么扛制造輿論;二是統一常委班子思想。二號盧俊義,三號吳用,一個是被劫上山的地主,一個是抑郁不得志的讀書人,稍加點撥便恍然大悟;三是大力宣揚君臣綱要,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替天行道變為替皇帝賣命,指出紅旗到底為誰扛,把大家思想進一步統一起來;四是各個擊破,一些剌頭,如武松、魯智深等,雖有個人主見,但在義字感召下,加上眾兄弟來回勸說,不得不隨大流。
個人前途,正是梁山眾好漢不敢面對的問題。上山前,眾好漢基本都有“劣跡”,這些劣跡既與英雄性情有關,更與當時社會黑暗有關,甚至很多是飛來橫禍,不能全然怪到個人頭上。只是身背“劣跡”,今后又如何能在社會上立足?宋江抓住這一點,不禁令眾兄弟涕淚縱橫:“到底還是公明哥哥好,凡事都為弟兄們著想啊!”在打著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旗幟下,眾好漢誰敢再有異議?否則,就是與大家過不去。那位何強一怒之下,殺了朝廷軍需官,本來還想理論一番,打算好好從戰略高度反思招安這條路是否行得通。奈何宋江一言不發,一跪一趴,令這位小好漢羞愧難當,生怕自己耽誤了大家前程,非常自覺地舉刀自栽,以死祭義,平息了一場有可能扭轉“招安”前途的騷動。
就這樣,一支極具革命前途的革命隊伍,不知不覺間竟然轉變為鎮壓另一支革命隊伍的劊子手。一群劣跡斑斑,因義而聚的草莽英雄,由開始準備造反這件“壞事”,轉變為吃朝廷俸祿,為國家盡忠,封妻蔭子的“好事”,不能不說是眾梁山好漢之幸,趙家王朝之幸!
我們無法去假設:如果不招安,這些英雄好漢是否一定能殺上金鑾殿,砍了宋徽宗,然后封將拜相,有個更好的前程,宋江當時更不可能去假設。或許臣服于現有秩序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許出于對自身清醒認識,萬一造反不成,只能是碎尸萬段,萬劫不復;又或許得高人點撥,觀天象知宋家王朝氣象未盡,不可逆天而動。總之,在當時秩序下,招安是最現實、最快捷、也是最保險的做法,兩害相較取其輕,由此可見宋江智慧。
關鍵在于:當時宋家王朝秩序是否真正合理,是否如人們所想象的那般天經地義?拋開當時已然混亂的秩序不說,單說其來路,不過是趙匡義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從后周手中搶來的,本來就不怎么光明,算不上真正替天行道,代天治民。盡管開始也曾為百姓謀利,才有了天下安定的局面。但后來,昏君當道,奸臣弄權,百姓民不聊生,此時秩序早已不是當年之秩序,維持或臣服于這樣的秩序,只能讓老百姓更遭殃,更何況這樣的秩序遲早會打破。當年曾國藩不敢取慈禧而代之,后來辛亥革命照樣推翻了清朝。總之,你不敢做的事,總有人敢做;今天不可做的事,早晚有一天可以做,否則,中國歷史就永遠不會有“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興衰周期規律了。
臣服于秩序之下的民眾,是天下得以穩定的基礎,也是統治者最高興看到的。因為秩序是皇帝的,民眾不必操心秩序是否合理,只須循規蹈矩就可以了;也不會思考現有秩序是否是外人強加于自身,有無掙脫的可能;更無需考慮個人前程是否因現有秩序得以扭曲變形,比如宋江除了招安,就不會考慮是不是還更有好的途徑為眾兄弟謀前程。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忙著賺錢,事實上,就是在大秩序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后的另類臣服。五千年來,中國民眾就一直戰戰巍巍活在已然秩序之下,人們很少去思考:所臣服的秩序到底是誰的?值不值得為此臣服?還有沒有更好的秩序?因此,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自由與獨立,進而成為秩序的奴隸與幫兇。個人無法也不敢影響秩序,改變秩序,無所謂突破;秩序只需服從,無需操心,過好秩序下我的日子就行了,國家干個人何事?也無所謂關注。只是每當秩序更迭,便只能再次臣服到新的秩序之下,陷入新的輪回。
“換種活法”,“還有沒有更好的路”,往往就是對現有秩序的懷疑與挑戰。當然,秩序有大有小,個人能力有高有低,打破囚禁于自身的秩序,不止需要勇氣,需要能力,更需要觀念的更新。
宋江后服毒自盡,應算個人失敗,原因在于他服從了當時秩序;同樣,因為服從秩序,他改變了梁山眾好漢命運,取得了成功。他的智慧與謀略是每個中國人的學習榜樣,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恐怕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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