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能不讀的一部書（三）　　

——讀韓丁《深翻》述評之三：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三、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韓丁在《深翻》第四部“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對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前期，劉少奇搞形“左”而實右的那條路線，作了紀實性的尖銳地揭露和批評?！　?/p>

他說：“不管別人怎么說，毛澤東不愿放棄1956年為發起生產運動第一次提出來的，后來在‘大躍進‘中為鼓舞人心又被重新強凋的口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膊辉刚f動員全國興起一個大的群眾性共產運動是錯誤的，他把這些錯誤看成支流，是朝正確方向發展洪流中一個倒轉的旋渦。在他看來，‘大躍進’的中心問題不是犯了那么多錯誤，而是數千萬人民以巨大的熱情投身于改造中國的偉大事業，只有他們，只有中國，才會有這樣偉大的事業；中心問題不是那么多社會的和科學的試驗都遭到了失敗，強迫可能發展的新領域倒退了一步，毛澤東認為‘大躍進’運動中社會的混亂，勞動力的使用不當，物資的浪費，希望的破滅等令人震驚的失敗也有“反冒險主義”、資產階級的悲觀失望主義的原因。不愿嘗試，不愿反復，不愿積極去干，不敢試驗一下中國人民在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經驗改造的條件下的能力，今后我們還要為這些市儈作風付出多少代價。”（毛澤東的反攻，P287）　　

“緊縮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共產風’造成的破壞，暫時穩定了局勢，使國民經濟再次有了起色，但毛澤東又站出來阻止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很大范圍內采取的緊急措施，他出來阻止已經在許多地方實行的‘單干’。　　

 “他選擇的辦法是發動新的黨的整風運動，動員所有黨員和群眾開門提意見。在這場整風運動中，大多數干部要‘洗手洗澡’，拋棄一切資本主義的錯誤傾向，團結一致走社會主義道路，按毛澤東的話說這是一場團結大多數，反對極少數的運動，是一場治病救人的運動，在運動中教育黨員和人民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進行選擇。　　

 “然而，不幸的是，山西的領導們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形式上，都或多或少地違背了毛澤東的政策。他們的動力不是來自下面，來自貧下中農的群眾組織，而是來自上面，來自由上級干部帶隊的龐大的工作隊組織。”（同上，P292）　　

接著，這位美國作家以“大寨抗爭”為題專設一章，通過陳永貴的口述，對根據桃園經驗在大寨進行的所謂“四清”而大整基層干部的做法，作了翔實而有力的揭露。以下便是其原文（大寨抗爭，p292—298）照錄，對于那些不了解這段情況的青年讀者來說，一定會有一種全新的感觸。　　

“‘可了不得?！笳狞h支部書記陳永貴對我說：‘一下子來了幾千人，他們囂張著哩!’　　

 “昔陽縣的工作隊員總共有5000人，派到大寨的就有300，這個大隊的總人口不足400，因此，幾乎是一對一?！　?/p>

“工作隊的干部們來不及放下鋪蓋卷就接到通知去找旗桿上的蟲蟲(大隊掌權的壞人)。他們答應團結給大隊干部提意見的人，誰反對工作隊誰就被定成反革命，并說這次運動的果實(從貪污的干部那里收回來的財物)應該比1946年土改運動的果實(從地主富農手里沒收的財產)還要多?！　?/p>

 “聽到這個計劃，特別是要團結所有給干部提意見的人這一條，陳永貴驚覺起來。　　

 “他對自己說，這里有問題。這些人不作階級分析是不對的，他想，你可以依靠任何喜歡你的人，可我要團結無產階級的力量，如果你揪斗資產階級勢力，那咱們就干一場?！　?/p>

 “他對他的同志們說：‘提醒全村人，準備戰斗?！　?/p>

 “第一天，工作隊隊長張子義(地委組織部的一個科長)就把群眾叫在一起讓他們學習一本叫‘桃園經驗’的小冊子。這是一份總結材料，是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寫的。在社教運動中，她到了河北的一個村子搞了個試驗，她的行為嚴重偏離了毛澤東的指示。　　

 “‘你們為什么這樣努力地學<挑園>?為什么不學毛澤東思想?’陳永貴問?！　?/p>

 “張子義說：’老陳，你是個聰明人，你該知道為什么?！缓螅D向其他人笑著說：’看你們，你們怎么不說話?老陳剛看過這個材料，很清楚，我們必須做出一些成績來，如果沒有成績，我們怎么向上面交待?’　　

 “ ‘你們哪也別想去，啥也找不出來!’陳說?！　?/p>

 “可過了一段時間，張子義和工作隊用他們自己的辦法搜集到了所謂他們想要的材料。　　

 “陳永貴作為山西代表團的代表到北京去參加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了，這次會共開了40天。老陳不在家的這段時間，工作隊撇開大隊干部，安排工作隊員接替他們的工作，對干部和大多數干部家庭的人員提出了指控。首先，他們攻擊陳永貴，說他和他所有的親戚都‘紅’得發紫，他們停了陳永貴兒子陳明柱的大寨共青團領導的職務，說陳永貴在公社供銷社當會計的女婿侵占公款，因此關了供銷社的門，說陳永貴的妻子在她工作的大隊豬場偷過豬飼料。他們還用同樣的辦法對待其它大隊干部，說他們都是‘陳派集團’的成員，并派人去證實他們是怎樣利用手中的權力搞貪污腐化的?！　?/p>

 “工作隊的干部們還試圖通過官僚主義的分裂和統治手段建立具有違害性的個人檔案。他們叫來了賈承讓，告訴他宋立英已經揭發了他所有的罪行，然后又叫來宋立英，告訴她說賈已經揭發了她許多違法行為?！　?/p>

“他們還去找賈的二弟，要他提供黨支部七名黨員的違法證據?！　?/p>

“他說：‘我不能干任何違背我意志的事兒?！　?/p>

“‘如果你不按我們說的去做就會被劃成反革命。’他們威脅說。　　

“‘我不能接受?！瘩g道：‘就像一個從沒偷過東西的人要反對別人叫他小偷一樣，我要反對你們叫我反革命?！　?/p>

 “作為最后一招，他們告訴大寨的干部：‘你們誰也不能跟陳永貴比，他已經在北京作了徹底的交待?！　?/p>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在桌子上摞了大堆文件，說這就是陳永貴在北京交待的所有材料。　　

 “可這一招也不頂事兒?！　?/p>

“陳永貴說：‘在其他地方，工作隊可以把黨支書擱在一邊，告訴支書說他們已經從其他同志那兒聽到了所有的罪行證據，那么支書反映常常是‘這狗娘養的，在背后捅刀子。我也要指控他?！伤麄冊诖笳褂眠@個花招，黨員們卻不會上當，他們說‘沒有人會這樣說我。’所以他們拒絕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在我們當中，讓一個人在背后反對另一個人是不可能的?！　?/p>

 “因此，他們傳播謠言，我們反而感到自慰，為我們沒有被攻破而自豪。其他人向我們學習，而工作隊卻忙于傳播我們的謠言來攻擊我們，這是怎么回事?我們頂住了壓力，沒有屈服，他們便怒氣沖天，‘他媽的’他們說‘我們從沒見過這樣頑固的黨支部?！　?/p>

 “張子義領導的工作隊向大寨干部們發起個人攻擊，試圖讓他們相互亂咬，同時，他們還攻擊大寨大隊，試圖搞壞它的先進聲譽。開始他們盯住了糧食產量問題。那年大寨的糧食高產是600多斤，在河北平原沒有一個村子收那么多糧食，工作隊的隊長們對產量問題提出了疑問并開始找毛病。他們首先認為大寨隱瞞了土地面積，說大寨人種的地一定比報的面積多，因為報的畝數少了，所以畝產量就高?！?00畝?’他們嘲笑道：‘你們這兒的地兩個800畝也不止?！ぷ麝爢T們不相信大寨農民的話，他們到周圍——金石堡、高家嶺、吳家坪等村去問那兒的農民大寨的村界在哪兒，然后又逐塊逐塊的進行測量，從與鄰村的交界處量到虎頭山頂，最后他們得出的數字遠不足800畝。這個數字被縣委駁回，說如果加上新開墾的土地肯定會超過800畝?！　?/p>

“于是，他們又進行了測量，這次連在最高的山脊上的最小的地塊也沒落下，結果總數也只有796畝，比大寨人告訴他們的802畝少6畝。　　

 “這下大寨人真的生氣了。工作隊給他們丟了6畝地，他們要工作隊還他們這六畝地。實際上，溝里新地的建設，占用了一些嶺上的薄地，在那兒種上了樹，結果實際上他們的總耕地面積是800畝。　　

“找不出多余的地，工作隊又以為糧食數被夸大了。他們把各家各戶、大隊倉庫里的糧食都稱了一遍，然后又檢查了所有賣給國家的糧食單據，檢查得非常仔細，沒有落下一斤糧食，結果發現大寨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上賬。　　

 “后來又有人想起了糧食含水量的問題。因為未完全干的玉米含有15．5％以上的水份，所以稱重時扣去一些斤數，這是一項大寨人從來未聽說過的國家規定。告訴他們這個規定以后大寨人拒絕接受，因為大寨的糧食是在春節以后才稱重分配，到這時，玉米是干透了，肯定不含15．5％以上的水份，再說國家糧食局已檢驗過大寨賣給國家的糧食，并沒有說含水量高?！　?/p>

“但工作隊卻以含水量壓大寨，他們把這個規定告訴了群眾，‘你們的干部有他們自己的‘中央’，他們對含水量制定自己的政策，你們認為自己分的糧食是公平的，可實際上你們分得的糧食必須扣除20%、30％甚至40％的重量，因為糧食里含有水份。他們在欺騙你們?！　?/p>

“有些干部害怕了，但大多數干部仍一點也不動搖，‘我們不用扣除水份，因為我們的糧食干透了。光說我們干部比以前分的糧食多了。大伙都比以前分得多了。他們一方面告訴大家說我們的糧食產量太少，另一方面又告訴大家我們干部多占了糧食，說如果把我們多占的糧食分給大伙就比在土改時還分得多，大家想想，能有這么多嗎?　　

 “雙方的戰斗在土地測量、總產量和含水量的問題上暫停了，  工作隊的干部們不得不向后撤。但不久他們又拿干部的工分問題進行反攻，‘你們干部沒有勞動就掙工分。’　　

 “大寨所有的干部都斷然否認了重一點，‘我們從來沒有掙過不勞動的工分?！粋€工作隊員向他們發起了進攻。很久以前，他和省農業廳的一位干部在大寨待過，這個人要求各方面工作的匯報，所以大寨的干部們中午、晚上都得向他匯報，在他離開的那一天，他們的工作還沒有匯報完，所以他們就利用比一個中午還多的時間進行匯報，爭取不落下任何一個問題。所有匯報的東西他們都記在了本子里——年、月、日、時，但他發現那一天所有的大隊干部都記的是滿分。這樣，大寨大隊的干部們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了，確實有一次因為匯報工作他們勞動遲到了一小時，卻記了滿分。但大隊的老百姓們不同意工作隊的說法，說這是欺騙。他們說：‘我上工遲到了是因為我們為大隊工作，又不是為自己。’他們問工作隊的干部們：‘你們吃著人民的飯，坐在辦公室工作，你們就沒有遲到過l小時?就沒有請過一天假？沒有生過一次病?你們說你們一年也不誤一個小時?真是胡說。100小時也不夠你們誤!’　　

 “工作隊繼續找工分制的毛病，大寨規定給冬天掃雪的人記工分。因為大隊冬天的工作是改造溝溝嶺嶺，不管天氣怎樣，人們都出工，拉石頭、運士，如果路上的雪不掃，這些活就干不成，人們認為掃雪和其他工作一樣重要，所以他們就給掃雪的人記工分，如果家里有弟兄兩個，一個去修梯田，另一個去掃雪，他們掙的工分是一樣多的。工作隊說不應該這樣，說他們從未聽說過還有‘掃雪’工分，他們認為掃雪是一件輕省活，人們應該抽空去干。在工作隊的壓力下，大寨大隊把掃雪排出了工作計劃，掃雪的工分也取消了?！　?/p>

 “襲擊了工分問題后，工作隊又向大寨的糧食分配辦法發起了進攻。農業‘六十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每個大隊社員不論年齡和勞動情況每人每年要分配300斤的口糧，在這個規定范圍內，大寨大隊又作出了一條新的規定：6歲以下的兒童每人分180斤，6～10歲的每人240斤，成年人300斤，根據勞動情況還可以多分。分配糧食的總量按全村的人口算是平均每人300斤，但由于小孩不可能吃300斤，所以分的要少一些，這樣多出來的糧食就分給了那些干活最賣力的、最需要糧食的人，這樣，大寨沒有一戶有多余的糧食，因此，也就沒有一戶到黑市去賣糧?！　?/p>

 “工作隊的干部們說這是無根據地歪曲政策，因而又責罵大寨為了欺騙群眾，自己建立了一個‘中央’?！　?/p>

 “事實上，大寨沒有任何使張子義和他的工作隊感到高興的地方。工作隊批評大寨，大洪水沖走了他們的黃土窯之后修建起來的一批新石窯是不切實際的，他們說，這樣‘沒有地方喂豬，沒有地方種煙葉，’　　

他們還批評大寨沒有自由市場，‘沒有自由市場?你們的生活這么苦不鼓勵做買賣。這不是壓制人民嗎?’　　

 “有些批評是有根據的，大寨是不允許在房前屋后喂豬、種菜。但有一些批評是要引起爭論的，即使中央對農村自由市場搞多大、多長時間，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也沒有具體的規定。還有一些批評顯然是荒唐的。從太原來的一位作家，要搜集騾子下崽后，把賣了崽的收入派了什么用場的材料，他構思著一樁貪污案件，到后來才非常吃驚地知道騾子不會生產。還有一個在城市長大的隊員不知道為什么大寨的玉米桿與他在其他地方見到的不一樣，那么細，那么高，后來才知道那是高梁桿，根本不是玉米桿。他們用這些來攻擊大寨?！　?/p>

“‘為什么工作隊要這樣攻擊大寨呢?’陳永貴說：‘因為大寨比其他大隊富。了解了大寨你就可能作比較，可能開展學習運動，他們不開展學習運動是因為大寨有個陳永貴，他總找麻煩，因此大寨也不好了。他們盡可能反對大寨，壓制愛找麻煩的陳永貴，每天他們都會想出新方法、新計劃來壓制陳永貴?！　?/p>

“有一個干部就認為陳永貴是個死找麻煩的人，他叫薄宏忠，是昔陽縣5000人工作隊的總隊長。出身在昔陽縣河東的一個山村。他的父親是昔陽縣最大的地主，1945年土改時農民們沒收了他父親的全部財產。當時，薄宏忠已加入共產黨好些年了，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入的黨，提拔得很快，到1964年他已不僅能代表晉中地委而且能代表省委了?！　?/p>

 “受省里的委派到他的家鄉來領導這場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他開始懷疑每一個人，譴責每一個人，強迫每一個人坦白交待，他對所有的基層干部都進行強烈的報復。這些基層干部大部分是貧農，曾領導過打碎昔陽縣封建士地舊制度的斗爭，所以他們開始認為他是在伺機為地主階級報仇，在極其不公平的環境中，農民們開始叫薄宏忠‘還鄉團’，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比當年的‘還鄉團’還壞?！　?/p>

“薄很了解陳永貴。盡管是在幾個月前他倆才見過一面，但陳永貴一點也不怕他，這使他很懊惱。他倆見面是在‘十月事件’中，這是新縣長上任后發生的一起誣陷事件。老縣長張懷英工作領導得很好，在他的領導下，干部們經常參加生產勞動，作家、演員常有新的劇本和節目出臺，農民們努力增加產量為新興工業作貢獻。盡管工作做得很好，但1961年張懷英還是不得不把位置讓給了一個叫張俊環的人，他倆的名字雖然相近，但政治立場卻截然不同。　　

 “新上任的縣長逐步推翻了他的前任制定的一切基本政策，他否定集體生產，表揚個人開荒是‘開荒先鋒隊’，鼓勵個人買賣、個人企業、自己賺錢，甚至提議拆毀大壩，重新分配大壩所占的土地，當群眾否決了這個提議后，他把大壩賣給了陽泉市，結果造成了昔陽縣多數的大隊干部都不擁護他的領導?！　?/p>

 “1964年10月，就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夕，張俊環宣布他挖出了一個皆陽縣里的‘反黨集團’。他說80名縣級干部、400名大隊部都是反黨集團的成員。因而，有的被他定為‘反革命分子’，被關進監獄；有的被他定為‘反黨分子’送到新的崗位上去改造贖罪，他還把二十多名三級干部作為特殊案例送到了地委。負責調查這些特殊案例的人就是‘還鄉團’的薄某，他大罵這二十幾名干部，并下令對他們采取刑訊，審問他們直到他們認罪服輸，他們一旦承認了一些罪行，他就下令繼續刑訊逼供，直到承認全部罪行，最后，在沒有任何別的辦法的情況下，這些干部們只好編瞎話、痛哭。　　

 “然而，有一個人，無論薄如何努力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他就是陳永貴。薄說陳永貴是反黨積極分子，把他叫了去讓他指揮其他人。眼看著那么多的老同志被打，陳永貴非常氣憤，他卷起袖子準備戰斗。　　

 “薄說：‘我叫你來是讓你揭發他們。如果你堅持要保護他們，那我就要指控你。’　　

  “這更激怒了陳永貴，他準備把整個地委翻個底朝天?！　?/p>

 “‘為什么我要那樣反擊?’后來陳永貴說：‘因為他們不執行毛　　

席的政策，于部們犯了錯誤應該幫助他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治病救人’，可他們卻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有些人甚至被打死!他們是在打擊大多數，保護一小撮。我謀算著，即使他們把我關進了監獄，也會有人來放我出去的?！　?/p>

 “薄不愿明目張膽地打擊像陳永貴這樣的出名人物，他讓步了、機會一合適他就把陳送回了家?！　?/p>

 “1964年l0月，薄把陳永貴送回了家，但他并沒有忘記這位農民干部對他的反抗。幾周以后，作為工作隊的領導回到昔陽時，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寨，并在這里安插了許多滿懷敵意的調查者?！　?/p>

“然而，出于個人成見以這種方式安排工作隊的工作是錯誤的，派到其他縣里的工作隊都是這樣干的。遵照劉少奇和安了文的指示，他們集中火力解決村級農民干部的經濟問題，并采取各種策略強迫他們交待?！薄　?/p>

在“打老虎”一章里，作者繼續描述了張子義工作隊在大寨整陳永貴的細節。他繼續引用陳永貴的話說：　　

“昔陽縣的工作隊正認真追查貪污和腐化的問題。查出非法占用的錢、糧越多，他們的成績就越大，因此功勞也就越大。這就是他們關心的事兒，他們從來不提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所以他們沒有教育人民任何東西。　　

“在貧污問題上，工作隊不是從事實出發，對存在的問題作現場的調查，而是看誰當了多少年干部，他的親戚有誰與錢財打交道。大隊的總收入還不到1．2萬元，他們卻毫無根據地指控大寨的8名干部貪了 1．2萬元。他們指控候莊大隊的優秀黨支書王華洲貪污了4000元，還把他和他大隊里被懷疑有問題的人都隔離了起來，27名干部就隔離了24名，晝夜進行監視，白天讓他們在工作隊的監視下出去勞動，晚上又把他們關起來嚴加看守?！　?/p>

“工作隊搜查了他們的家，并對他們的家屬進行嚴厲的審問。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傳喚王華洲的妻子，告訴她和孩子們說，王華洲是‘四不清’干部，要他們揭發他參與的一切犯罪活動。　　

“王華洲的三女兒只有8歲，才開始讀小學，工作隊把她叫去了，讓她說出證據，然后幾個人把她推過來推過去，致使她摔倒在石頭上并磕破了頭。他們還誘使王華洲在離家較遠住校的二女兒，寫信勸她爸爸坦白交待?！　?/p>

“工作隊還到那些反對侯莊干部、說侯莊干部壞話的人家里去，把他們召集在一起開揭發會，這些人大多數是在土改中被沒收了財產的富農，他們當然反對村上的革命干部。王華洲承認向他們瞪過眼甚至罵過他們，他為什么不能罵階級敵人?但他堅決否認他們強加在他頭上的貪污罪行?！保ㄍ希琍299）　　

此外，工作隊他們還搞偽證，捏造王華洲貪污的所謂事實，此事敗露后便指控他反黨，把他弄到縣里會上以特殊案例批判，晚上睡覺還派兩人監視他，七天七夜，連上廁所也是這兩人跟著他，等等。而且，全縣各村都這么搞，在這種恐怖氣氛下，極少數干部因為承受不了這份壓力而自殺，還有許多干部也在考慮自殺。陳永貴開會期間也遇到麻煩，因為工作隊收集各方面、包括地富分子對他的不滿，寫成材料匯報給省委的陶魯茄和衛恒，據說轉給了劉少奇，劉指示要加大壓力查大寨，“把所有的貪污及違法亂紀行為全部揭露出來，把‘四清’運動進行到底”。后來因為周總理在大會上表揚了陳永貴，毛主席又在自己生日晚會上接見了他，這事才平息下來，但陳永貴回家時還有許多人不敢接近他，如此等等。限于篇幅，我們就不再轉述了。韓丁一樁樁、一件件力述了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傳真傳情。在共產黨的天下，竟有這樣暗無天日的事情，讀來感到心背寒氣襲人，呼吸急促，一片恐怖，氣憤填膺！　　

現在讓我們再來讀讀韓丁在“私訪桃園”一章中有關“桃園經驗”的補充記述。作者是這樣開始他的本章文字的：　　

“從陳永貴對昔陽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場運動沒有打擊、分裂和挖出任何真正的政治錯誤或真正的敵人，也沒能真正地重新教育人民，重新組織農村的革命階級的力量，也沒能把干部改造成新人?！　?/p>

“這場運動沒有幫助犯錯誤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背在他們身上的包袱，相反地．背在干部們身上的包袱被綁得更緊，更牢了。不分清紅皂白地把所有的錯誤和缺點看成犯罪，因為這些‘罪行’把干部們擱在一邊，即使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也不讓他們站出來，不恢復他們的工作。這場運動不是一場閉結95％干部和群眾的運動，而是一場分裂干部和群眾，打擊干部，使干部相互對立的運動?！那濉ぷ麝牬驌袅怂械墓缂按箨牳刹浚驗樗麄兌荚浕蚨嗷蛏俚挠羞^一點越軌行為，吃過一頓半頓公家的飯，從集體的地里往家拿過一穗玉米或一截繩子，吃過集體樹上的一只蘋果，工作隊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微小足道的‘越軌’行為上，而對這些干部們所做出的積極貢獻視而不見?！保ㄋ皆L桃園，P306）　　

接著，作者這樣寫道：“1971年，人們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以中央的名義制定了一套農村工作的補充條例，歪曲了毛澤東本來的意思，使運動偏離了方向?！薄　?/p>

“不是起來清除大的經濟犯罪．使干部和群眾團結起來與那些腐敗勢力作斗爭，而是把不正當的行為當成了主要靶子。他們認為農村的主要矛盾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不是發展方向的問題。而是‘四清’、‘四不清’干部之間的矛盾，是貪污干部和不貪污于部之間的矛盾，他們還把黨內和黨外的矛盾混為一談，說黨員、非黨員干部都不清，黨內黨外都有貪污分子，都應該清理，對掌握主要權力的黨員干部和掌握次要權力和根本不掌權的非黨干部一樣對待，這樣就解脫了黨和黨員。這樣，一場解決當時‘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道路’這個主要問題的運動變成了一挺打擊各地經濟犯罪和貪污分子的機關槍，如果工作隊找不到大的貪污犯他們不僅會認為那個地方不清，而且會認為這場運動失敗了?！保ㄍ希琾306）　　

韓丁說：“工作隊的戰略都來源于‘桃園經驗’。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曾隱匿姓名、身份和一個‘四清’工作隊一起到過河北東部的一個村子——桃園。她認為毛澤東1927年使用的民主調查辦法已經過時了，所以她繞開村里的黨支部和群眾進行了秘密的一對一的調查。山西的消息靈通人士說，她在村里找到一個特別愛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相信他，依靠他，并讓他掌權，撤了其他黨員干部的職。然后，為幫助桃園在生產上超過大寨，她要求上面給予大量的資金、物資和技術幫助。被她扶持為大隊主任的人是個機會主義分子，他在自己的周圍發展起一個與他志趣相投、好拍馬屁的人組成的小集團，他不搞‘先　　

公后私’，不搞以農業作為基礎，以糧食為綱，也不能團結全村人大規模地改造自然條件。他不是依靠桃園的廣大群眾，發揮他們極大的熱情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是依靠國家幫助，依靠貸款、補助和外地的專家，結果，國家提供的物資幫助沒有得到很好的充分的利用，群眾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不能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去獲得多快好省的經濟效益，而是躺著等別人來解決問題。群眾說，這就是所謂的‘桃園經驗’，然而，王光美卻為她在桃園的‘經驗’感到驕傲，為她和她的工作作隊在桃園發現的大小‘罪犯’感到了不起，寫了一份關于‘桃園經驗’的報告，成了全國‘四清’運動的指導綱領，當時她的報告作為學習材料分發給了各地的工作隊，各村的黨支部和老百姓。　　

韓丁斷然說：“在我看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和1948年駐張莊的土改檢查工作隊執行的政策是非常相似的。當時，由于張莊許多貧農并沒有真正翻身，所以就說土改失敗了。他們認為土改沒有成功就應該責備村里的共產黨員，他們中的大多數肯定是壞人，不是階級敵人、貪污、腐化分子，就是和這些壞分子一氣的‘老好人’。土改失敗了，大多數干部是壞人，那村里的情況就是一片漆黑，農村的形勢就很危急，所以黨必須展開一場決戰。工作隊員們被告知，要么像老黃牛一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么被送進屠宰場，這可不是說說而已，是要動真的?！　?/p>

“工作隊一進村，就把黨員和非黨干部擱在一邊，他們只相信與干部持不同意見的人，也不管這些意見的來源和傾向，所以認為村干部都很壞。結果，許多機會主義分子和不正直的人趁機撈了一把，而正直的群眾、黨員和干部卻摔了跟頭。至少有一段時間，運動在調查、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圈子內徘徊不前，迷失了前進的方向。確實，如果撤換所有的干部，那換上來的干部當權時就更缺乏奉獻精神、更沒有經驗，更不正直。　　

“在土改和‘四清’兩個運動中，從上面傳下來的指示可以被認為是形‘左’實右的。形‘左’是說，他們對對抗性矛盾實行嚴厲打擊，由于他們認為形勢一片漆黑，到處都是壞干部，所以就發動了一場大的運動，審查干部，撤掉所有的干部，一次性徹底解決問題；實右是因為他們不做判斷、不尋根問底，把一般的矛盾視為對抗性矛盾，但實際上情況并非他們說的那樣?！　?/p>

“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打擊所有的干部，人為地造成了干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他們不是壞人卻硬說他們是壞人，這樣打擊了干部，分裂了群眾，卻鼓舞了機會主義分子，使真正的敵人抬起了頭。不管‘左’還是右，都是革命的逆流，如果不加以糾正，就會導致革命的失敗?！保ㄍ?，P308——309）　　

 那么，應該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呢？韓丁在這一部專用“曲折的路”一章，談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這一章的一開始這樣寫道：“試圖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大量的假設、推測、問題及回憶進行總結，我要求每個人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場運動是否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進行？是否貫徹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否采取了正確的方式方法？是否收到預期的效果？”（曲折的路，P332）　　

于是，他在這一章里，分別記述了幾個人的不同看法，可以看出這位老朋友的良苦用心，不能不令人感動?！　?/p>

他寫的第一個人：“晉東南軍分區的副司令員李英奎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如果在今天，他的這些觀點肯定會被認為是‘四人幫’的觀點。他徹徹底底地譴責運動的初期所執行的政策，照他的觀點，實際上是‘壞人’——反革命分子領導了這場運動?！保ㄍ?，P333）　　

第二個：“1971年已經當了昔陽縣縣長、山西省副省長的陳永貴，雖然從來沒說過是國民黨分子領導了‘四清’運動，但他卻也像李英奎一樣強烈譴責工作隊的工作方法和政策?！保ㄍ?，334）　　

第三個：“陜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曹中南選擇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在指責劉少奇錯誤的同時，也強調了積極的一面?！　?/p>

“毛主席的‘二十條條’發表后，他說：‘運動有了正確的方向，但仍有一些流毒存在。比如工作隊仍然龐大，雖然他們放棄了王光美‘扎根串聯’的辦法，但仍使用著一些非常復雜的工作方法，他們經常用劉少奇的觀點來歪曲毛主席的路線，仍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問題上。　　

“我們認為，運動的主要方向是對的。劉少奇企圖阻止、破壞這場運動，但每次毛主席都及時地指出了問題，提高了廣大干部的覺悟，每次路線斗爭，毛主席的路線總獲得勝利，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企圖完全抹殺‘四清’運動的成績，為被打倒的人翻案，但中央基本肯定了‘四清’運動。必須看到當時農村的具體情況，那些犯錯誤的干部和群眾主要是不清楚毛主席的路線，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犯了錯誤的好人，只要認識了錯誤，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就可以繼續工作?！　?/p>

“但不管下面的問題解決得多好，他們也不能挖掉上面劉少奇的根子，就是說，在下面的縣里也還有沒有被揪出來的人，因為上面高級干部保護著。你在村上干你的，可上面有人操縱著一切。因此，問題還是得不到真正的解決。這就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同上，P334）　　

第四個人：“這一點與周恩來的看法大致相同。周恩來1971年總結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場黨內兩個中央的政治路線的激烈斗爭。那一年黨中央是這個看法，后來也一直是，直到1980年鄧小平才對這個看法提出了異議?！　?/p>

“周恩來說，1963年，毛主席提出了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十條‘，劉少奇就提出了另一個‘十條’來進行反攻，全是些毫無意義的復雜的東西，是繁瑣哲學。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抓黨內走資派，他堅持要劃清‘四清’、‘四不清’的界限。所有的干部，不管你掌大權還是小權，黨員還是非黨員．只要你有一個不清，就要被撤職。　　

“有了這樣的政策，不僅要擴大打擊面。在農村干部中，自私自利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常有拿一點公家的東西據為已有的現象。如果為這點小事就被說成是壞分子，那幾乎所有的農村干部(極少數除外)都得被撤職。假設一個干部把掉在地里的東西，一只筐、一條麻袋、一根繩子拿回了自已家，他算不算貪污犯?如果把這個也叫做嚴重的貪污，那貪污犯究竟有多少就很難估計了，那數字可不得了。　　

“劉少奇把所有的黨員和干部都看成壞人、腐化分子，他打擊了許多人，他和他的小組到農村蹲點時搞秘密調查，他們說這是‘扎根串連’。共和國成立都15年了，他們仍在搞秘密工作．這有什么好處?　　

“‘扎根、串連、搞秘密調查’都是違背群眾路線的。劉少奇從不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看成兩條路線的斗爭，他把這場運動看成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好人和壞人的斗爭，他根本不提階級路線，這樣劉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全背離了階級斗爭、兩條路線、兩條道路斗爭的理論?！　?/p>

“用劉少奇的這種辦法撤掉了大批干部，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了一場誰來掌權的毫無原則的斗爭，還為資本主義復辟開辟了道路，是很危險的?！　?/p>

“周恩來最后就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給我提出了一些勸告：‘如果你能到桃園去搞調查，就應該在那兒呆上一段時間，把所有的問題都搞清楚。大寨、張莊、桃園這三個村是值得注意的三個點，大寨走的是毛澤東指出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桃園走的是劉少奇、王光美的資本主義道路，我不知道張莊現在的情況怎樣，張莊走一條曲折的道路?！薄　?/p>

寫到這里，韓丁將話鋒一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這些觀點沒有一點抓住了今天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嚴重的分歧?！　?/p>

“毛澤東反復強調要發動下面的群眾，他要求人民判斷、批評、監督黨和國家機構，因此要求恢復貧下中農協會，而劉少奇則好像把這一場群眾性的運動看成了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權威的威脅，他竭力從上到下整頓基層干部的辦法取代動員鄉村一級的群眾，正像莫里斯.邁斯納(美國作家)指出的‘毛澤東強調第一步是發動群眾，讓群眾發動起來，而劉少奇則堅持開展社教運動要從上面派工作隊，整個運動應該由工作隊領導’?！　?/p>

“主要依靠工作隊開展起來的運動就不會以高級領導階層的‘走資派’為靶子，而這個正是毛澤東認為的最重要的靶子。這兩種態度說明了觀點上的根本分歧——毛澤東總是把人民看成聰明智慧的貯藏所，是勝利的主宰者，總是依靠人民去克服黨內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不純，相反地，劉少奇把黨的領導看成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他認為通過整風就可以克服所有的缺點和錯誤。在劉看來，黨，至少黨中央的形象是絕對完美的，而在毛看來，唯一絕對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利益，當然是按他的理解，他認為黨走錯了，就越過共產黨的領導人直接面向人民，這樣，他越過了所有的革命機構，直接發動起了人民。　　

“所有的評論家都同意一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叫‘四清’運動），根本沒有結束，1966年它又被一場最古怪、最復雜的史無前例的運動，‘無產階級文化火革命’吞沒了”。（同上，P335——336）　　

        2008-07-18于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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