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門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分是否有效？

在十九世紀后期，構成科學的學科系統有三條明確的分界線：首先，對現代/文明世界的研究（歷史學再加上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與對非現代世界的研究（人類學再加上東方學）之間存在著一條分界線；其次，在對現代世界的研究方面，過去（歷史學）與現在（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條分界線；再次，在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內部，對市場的研究（經濟學）、對國家的研究（政治學）與對市民社會的研究（社會學）之間也存在著鮮明的分界線。這些分界線中的每一條在1945年以后都開始面臨挑戰。

或許，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學術創新便是出現了一個稱為地區研究的領域，它是一個新的制度性范疇，用于把多方面的學術工作集合在一起。這個概念首先出現的二戰期間的美國，在戰后的十年里，它在美國被廣泛的實施，隨后又傳布到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學。地區研究的基本含義非常簡單。所謂地區是指一個大的地理區域，它被假定在文化、歷史和語言諸方面具有某種一致性。出現的這份清單上的是一些性質上截然不同的地區：蘇聯、中國（或東亞）、拉丁美洲、中東、非洲；南亞、東南亞、東歐和中歐，以及后來加上的西歐。在某些國家，美國（或北美洲）也成了地區研究的對象。當然，并不是每一所大學讀精確地采用了這類地理范疇，事實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變化形式。

按照人們的設想，地區研究既是一個學術領域，同時又是一個教學領域，它在一種共同興趣的基礎上將那些希望從本學科出發對特定的“地區”（或該地區的某一部分）進行研究的學科——主要來自各門社會科學，但有時也來自于人文科學，偶爾甚至來自于某些自然科學學科——集合在一起。地區研究依其定義便是一個“多學科”領域，從起源上說，它帶有十分明顯的政治動機。美國因其在全球方面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亟需了解不同地區的當前形勢，從而也就需要這方面的專家，尤其是考慮到這些地區在政治上正變得如此活躍。地區研究計劃的宗旨就是要培養這種類型的專家。隨后，首先在蘇聯和西歐國家，然后在世界許多其他國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某些拉美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研究計劃，并且其宗旨也是完全一樣的。

地區研究將有關的學者集合在一個單一的結構中，他們彼此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學科聯系，完全跨越了上述三種界限：歷史學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面對著人類學家和東方學；歷史學家面對著和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每一類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則面對著其他幾類社會科學家。不僅如此，某些地理學家、藝術史家、研究民族文學的學者、流行病學家甚至地質學家間或也加入到這個行列。這些學者共同制定課程表，在各自學生的博士培養委員會中擔任委員，參加地區研究專家們的學術會議，閱讀對方的論著，在新創辦的地區研究的專業型跨學科雜志上發表論文。

姑且不談這種學科間的相互促進有什么樣的學術價值，它對社會科學所產生的組織方面的后果無疑是巨大的。盡管地區研究是以多學科（這是一個在二戰期間已經展開過討論的概念）這一受限制的形態而呈現出來的，然而它的實踐卻透露出這樣一個事實：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的制度性區分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歷史學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第一次（至少從研究者的人數來說）開始了對非西方地區的研究。某些在過去僅僅研究西方世界的學科現在侵入到非西方世界，這樣就顛覆了以往為諸如人種學（ethnography）和東方學之類的獨立學科領域提供辯護的種種論據的邏輯。這似乎意味著，歷史學和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及模型不僅適用于研究歐洲和北美洲，而且適用于研究西方以外的地區。在20年的時間內，人類學家放棄了人種學，不再以它來作為界定自己身份的活動，并開始為這個領域另外尋找根基。東方學家走得更遠，他們索性連“東方學”這個名稱也不要了，而是根據不同的情況將自己并入到歷史系、哲學系、古典學系、宗教系以及各新建的以地區文化研究（不僅包括傳統上歸東方學家研究的文獻，而且還包括了現代文化成果）為宗旨的系里。

地區研究也影響了歷史系和三個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系的結構。到了六十年代，這幾個系已經有為數不少的教授開始致力于對西方以外的地區進行經驗研究。就人數而言，歷史學所占的比例最大，經濟學最小，政治學和社會學則介于兩者之間。這意味著，這些學科的內部討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下述情況的影響：學者們所爭論的問題、他們要求學生所修的課程、合法研究的主題，從地理覆蓋面來說已經比以往擴大了許多。事實上，不光是研究主題，學者的來源也同樣有了地理上的擴大。因此，可以說，在1945年以后的那段時間里，知識結構內部的社會局勢經歷了一番重要的演變。

對西方地區研究與對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之間的學術壁壘已經瓦解，這樣便引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并帶有更深遠的政治涵義的學術問題。這兩個地區本質上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以往居于主導地位的假定是，這兩個地區很不相同，因而需要由不同的社會科學學科來對它們進行研究。現在是否可以提出一個相反的假設：這兩個地區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根本不需要采取一種特殊的分析方法來研究非西方世界？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所爭論的問題是，他們一直試圖建立的普遍法則（規律）是否同樣也適用于對非西方地區的研究？對于更加注重個別性的歷史學者而言，這場爭論的引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非洲有歷史嗎？抑或只有那些“歷史上聞名的民族”才有歷史？

對這類詰的學術應大，本質上具有某種不確定的妥協性質，它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論點：從分析的層次上說，非西方地區與西方地區是相同的，但也不完全相同。這一論點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現代化理論。自然，它使建基于早先的社會科學文獻中的諸多討論和前提（不管是明確的還是隱含的）之上的，不過，有關現代化問題的文獻卻又現出一種特殊的形態，并且在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過程中變得非常重要。其核心論點是，一切國家、民族和地區都有一條共同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它們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處在這條道路的不同階段而已（因此它們又不完全相同）。從國家政策來說，它被轉化為對“發展”的全球性關注，而所謂“發展”是指一個國家沿著普遍的現代化道路行進的歷程。從組織形式上來說，對現代化/發展的關注傾向于將各社會科學集結在一起，形成一些共同的研究規劃，并對當局采取一種共同的姿態。國家的發展的政治承諾為將公共資金用于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正當理由。

現代化/發展的特點是，通過把西方的歷史發展解釋為一種不斷遞增的、早熟的現代化成果，這一模式也能夠適用于西方地區。由于這個緣故，以往面向現時、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便開始為使用非現代的材料尋找正當理由，盡管這類材料更不完備，而歷史學家也開始思考：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己任的社會科學家所提出的各種普遍法則是否有助于闡明他們對過去的理解（甚或闡釋性理解）。人們試圖填平注重研究個別性的史學和注重以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之間的鴻溝，不過這一努力并非始自1945年，而是可以尋繹出一條更早的軌跡。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所謂“新史學”運動以及法國的一些運動（年鑒學派及其前驅）便明確地代表著這種努力。然而，只是到了1945年以后，這類工作才開始得到史學家的實質性支持。

的確，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尋求史學（的某些部分）和社會科學（的某些部份）的緊密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才開始成為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在史學領域，那種認為該學科的常規形態已經無法充分滿足現代需要的信念獲得了一定的根據。史學家一直都比較擅長于研究過去的政治，而不太擅長于研究過去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史學研究往往側重于事件，側重于個體和機構的動機，而在分析處于歷史長河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個性特征的過程和結構時就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了。結構和過程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這一切都必須通過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來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必須加大經濟與社會史的比重，并賦予它一種獨立的品格，使之成為理解一般歷史的一把鑰匙。

歷史學科內部的各種變化借助于毗鄰的社會科學而得到辯護。社會科學為過去的那些處于歷史制度、事件和觀念“下面”和“背后”的維向（如經濟變遷、人口增長、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流動、群體態度和行為、社會抗議，以及選舉模式）提供了歷史學家所不具備的研究工具：定量方法；諸如階級、角色期待和地位差異之類的分析性概念；社會變遷模式。某些歷史學家現在試圖利用各種“集合數據”，如婚姻登記簿、選舉結果以及稅收單據。事實證明，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求助于社會科學。隨著歷史學（和人類學）更加開放的采納定量研究方法，出現了一個循環增強的過程，金錢、學者人數和社會合法性得以相互支撐，強化了對社會科學概念之學術理據的自信。

尋求歷史學科變化的努力有時還與從事社會和文化批判的愿望攜手并肩。據認為，歷史學家往往過分地強調共識以及各種制度的運作，而對沖突、剝奪、階級不平等、種族關系和性別則重視不夠。對公認范式的批判與對本專業內外的既定權威的挑戰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在德國，這種修正主義傾向進一步推動歷史學家朝著社會科學的方向轉移。采用分析性概念和理論方法這一舉動本身便是對既定的“歷史主義”范式（historicist paradigm,它強調闡釋方法和語言必須盡可能地貼近原始素材）的一種反對姿態。某些社會科學傳統似乎為發展一種“批判”史學或曰“批判的、歷史的社會科學”提供了特殊的工具。然而，在另外一些國家，社會科學方法對激進的修正主義史學家的吸引力相對要小一點，例如美國的情況便是如此，在那里，人們不僅可以發現其他一些不那么具有“歷史主義色彩”的史學傳統，而且還可以發現一種不那么具有批判性的社會科學傳統。

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戰后發展得很興旺，部分原因在于，這幾門學科都沐浴在自然科學的放射光芒之下。它們享有崇高的聲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使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吸收它他們的研究成果非常有趣的另一個原因。與此同時，某些社會科學家也開始進入以前保留給歷史學家的領域。不過，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家朝著史學領域的擴張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形式。一方面，他們將相對比較特殊、狹隘的社會科學理論、模式和程序，用于分析有關過去（有時甚至是來自于過去）的材料——例如對選舉模式、社會流動和經濟增長的研究。他們像處理經驗社會科學中的其它變量和指標那樣來處理這類材料，也就是說，將它們加以標準化（時間序列）、分離并相互關聯起來。有時這被稱為“社會科學型史學”（social science history）。這些社會科學家擴大了自己的材料來源，但他們并不認為有必要或者應該以某種方式來改變自己的研究程序。毫無疑問，他們沒有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史學家。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既不期待、也未曾發現多少有關過去的新東西。恰恰相反，有關過去的材料似乎證實了，或頂多時略微修改了作為它們的基本興趣所在的一般法則。有時，這類研究的成果對史學家來說變得極其重要，有助于他們更好地解釋過去。

然而，另有一些社會科學家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轉向史學。這些社會科學家所感興趣的是去描述和解釋大規模的社會變遷，他們有時遵循韋伯的傳統，有時遵循馬克思的傳統，有時則介于兩者之間。由于他們的努力，形成了后來所說的“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各種類型。這些社會科學家對其同行的非歷史主義傾向持一種批判的態度，認為他們已經與社會科學領域里的許多最好的早期傳統失去了聯系。他們所做的工作不太具有“科學主義”的性質，而更多地偏于“歷史主義”的方向。他們嚴肅地對待各種特殊的歷史背景，將社會變遷放在他們所講述的故事的核心位置上。他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檢驗、修正和制定普遍規律（如現代化的規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規則去揭示各種不斷變化的復雜現象，或從這些一般模式出發對他們加以說明。在六十年代，當年輕一代的社會科學家轉向社會批判時，他們也開始日益地表露出非歷史主義的這種批判態度。他們對“主流”社會科學的批判包含著如下一個斷言：這類學科偏愛共識的神話，忽略了社會變遷的核心地位；他們在將西方概念用于分析各種完全不同的現象和文化時表現出了一種天真的、甚至是傲慢的自信。

就“社會科學型史學”而言，社會科學家是由于他們學科的自身邏輯和擴張性的動態機制而轉向歷史學的。他們的主要目標并不是要填平社會科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鴻溝，而是要擴大自己的數據庫。“歷史社會學家”則不一樣，他們的工作牽涉到對流行方法論的批判。許多歷史學家則提倡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和一般法則時也抱有同樣的動機，歷史（或歷史化）社會學家的著述與“結構主義”史學家的著述出現了某種趨同的態勢。盡管兩者在風格上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而在七十年代，這種趨卻開展得十分順利，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對原始材料的確切把握、概括的水平、敘述性描寫的程度、甚至腳注的方法。

歷史學和其他幾門社會科學有了更加緊密的合作，不過，這一舉動仍屬個別現象。而且，除了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間所展開的討論之外，歷史學與其它幾門社會科學中的每一門也展開了一些獨立的討論：經濟學（如“新經濟史”）、政治學（如“新制度主義”）、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和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在所有這些領域中，這種趨同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某一特定的社會科學傳統的材料來源被簡單地擴大了，二是某些基本的方法論問題被重新提出來討論。

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傳統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也日益地相互重合，不過這種重和所引起的爭論相對要少一些。社會學家成了開路先鋒，他們早在五十年代就將“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列為該學科的兩個重要的、常規的分支領域。政治學家步其后塵，將它們的研究范圍擴大到正規的政府建制之外。他們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對象，使之囊括了一切具有政治寓意或政治意圖的社會過程：如對壓力集團、抗議運動和社區組織的研究。當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學家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時，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學家所作出的回應是力圖賦予它一種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蘊，即注重普遍規律的研究。然而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促使政治學家更加充分地關注經濟過程。在戰后的初期，凱恩斯（Keynes）的思想占據著主導地位。對經濟學家來說，這種局面重新喚起了對“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的關注，于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分界線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因為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類政府間機構。后來，有些非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提出應當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分析模式去研究傳統上歸于社會科學的各類主題，如家庭或社會犯罪，他們認為這樣做是有好處的。

在戰后的初期，所有這三門學科都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數學模型。結果，他們各自切入問題的方法論的獨特性似乎被削弱了。當社會批判開始引發這些學科的內部爭論時，每一門學科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科學家在流行于本學科的實證主義學說中所發現的局限性差不多都是一樣的。不過，在此同樣沒有必要夸大其辭。從組織方式上來說，三門學科仍然存有很大的差異，而且維護這種區分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在，在這些年里，就每一門學科的主流及批判性翻版而言，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學科在研究主題和方法論方面確實是在日益地趨于重和。

這些學科多方面的重合產生出了雙重的后果。一方面，無論是依據研究的對象還是依據處理數據的方法，要想為這幾門學科找到明確的分界線都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對象有了范圍上的擴大，每一門學科也變得越來越不純粹群。這樣便導致了對這些學科的統一性和學術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視的內在質疑，而在以前，每一門學科正是借此為自身的獨立存在權利進行辯護的。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法便是新創一些帶有“跨學科”色彩的名詞，如傳播學（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學（administrative science）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

社會科學面臨的各種問題，人們對學科的結構方式也從學術上提出了一些異議。很多人認為，對多學科越來越多的強調表現出社會科學對此所作出的靈活回應。他們感到，社會科學的某些部份與歷史學的某些部份朝著更具綜合性的社會科學的方向匯合，一直都是一條創造性的途徑，它業已產生出了豐富的多學科成果，因而值得進一步推進和發展。另外也有一些人對已經取得的成就不那么感到樂觀。他們認為，“跨學科”這一退讓形式不僅克服了現存學科之獨特性的逐漸式微的邏輯，而且也將這些學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重新確認了它們的合法性。他們敦促對各門學科進行更加激進的重建，以擺脫他們所覺察到的思想混亂。

多學科的發展趨勢業已十分明朗，不管人們對此作怎樣的評價，它對學科的組織形式所產生的后果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在1850至1945年期間，用以給社會科學知識活動歸類的名稱一直都在不斷地減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幾個公認的學科名稱。然而，1945年以后卻出現了一個反向的曲線運動，新名稱層出不窮，并且都獲得了適當的制度性基礎：大學里新的研究規劃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學術團體，新創辦的期刊，以及各圖書館制定的新的分類書目。

各門學科之間的區分是否具有有效性，這個問題或許算得上是五六十年代批判性討論的焦點。到60年代末，70年代更明顯，戰后出現的其它兩個問題開始變得突出起來。第一個問題是，社會科學（事實上所有的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是“歐洲中心主義的”（Eurocentric），因而社會科學遺產有著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偏狹的？第二個問題是，給現代思想包上“兩種文化”的外殼而對其進行分類，這種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組織學術活動的有效方式？現在就讓我們的討論這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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