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5年至今社會科學內部的爭論

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而設置其邊界，而在這種同一性中，規則被永久性地恢復了活動。——米歇爾·福柯

1945年以后出現的三個新的發展動向深刻地影響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社會科學結構。首先是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脫穎而出，以其無比強大的經濟實力屹立于世界。在政治上，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一是美蘇之間的所謂冷戰，二是非歐洲民族爭取獨立的歷史偉業。第二個新動向是，在1945年后的二十五年間，生產力迅速提高，人口急劇增加，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從而拓寬了所有人類活動的范圍。隨之而來的第三個新動向是，無論是從數量來看，還是從覆蓋的地區來看，大學系統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驚人的發展，相應地，專業社會科學家的人數也成倍增加。這三個新的社會現實中的每一個都給已經歷史地制度化了的社會科學提出的問題。

美國以其強大的實力凌駕于其他所有國家之上，這一現實狀況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科學家對什么是最緊迫的問題，什么是處理它們的最恰當方法的界定。美國在戰后十五至二十五年間擁有無與倫比的經濟優勢，這意味著，至少有那么一段時間，社會科學活動異乎尋常地主要集中在美國的機構里，既然如此，社會科學家在確認問題的孰先孰后時難免就會受其影響。另一方面，非歐洲民族政治上的獨立意味著，社會科學的許多假設將會遭到質疑，因為它們所反映的是那個已經結束或至少是行將結束的時代的政治偏見。

大學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勢不可擋的擴張具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組織含義，它給不斷加強的專業化造成了一種結構性壓力。之所以如此，僅僅因為學者們正在尋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領域，一顯示他們的獨創性或至少是對社會的有用性。在這方面，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鼓勵社會科學家交叉地侵入鄰近的學科領域，并且在此過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門社會科學為使本專業成為保留領域而提出的種種合法化依據。經濟的發展刺激了這一專業化進程，因為正是憑借它所提供的資源，這一進程才成為可能。

大學系統的擴張還有第二個組織含義。世界經濟的發展引起了各類機構規模上的急劇擴大，不獨國家機器和經濟企業為然，研究組織也概莫能外。主要受冷戰的刺激，一些大國開始投資發展大科學（指需要大量投資的科學與技術研究—一譯者），這種投資也擴展到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然而與以往所能得到的任何資助相比，絕對數目卻非常大。這種經濟上的投入促使社會科學朝著更進一步、更充分的科學化方向發展。結果，出現了一些科學發展中心，它們一般都擁有集中的咨詢和技術，其資金來源首先是美國及其他大國的政府，各種基金會（主要以美國為基地），其次是某些跨國公司。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社會科學的制度性結構有欠完備，美國的學者和機構都會直接地或間接地鼓勵遵循既定的模式，并且特別強調社會科學內部那些更加注重研究普遍規律的傾向。國家和私人在科學研究方面的大規模投資給予這些科學發展中心以毋庸置疑的優勢，任何不那么嚴格、不那么帶有政策導向的研究規劃都無法與之相抗衡。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它們是各類技術成就的根基所在）在社會科學內部進一步取得了全球范圍的合法性。不過，與此同時，由于西方對世界其它地區的統治已經告終，因此不僅在政治舞臺上，而且在社會科學的舞臺上，人們都開始聽到一些新的聲音。

我們將討論發生在世界上的這些變化對下述三個前后相繼問題所產生的后果：（1）各門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分是否有效？（2）社會科學遺產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狹的？（3）“兩種文化”之間的區分是否具有實用性和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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