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擔任執行主編的最后一期《讀書》（2007.08）靜靜的放在書店的顯要位置，旁邊與之為伍的還有《光榮日》、《讀庫（0703）》和《勢利：當代美國上流社會解讀》。我抽出《讀庫（0703）》看了幾分鐘，注意到幾個人步入書店直接拿了這一期的《讀書》就付款離開，突兀的記起了這段時間對汪暉去職消息幸災樂禍的幾個學者的話語，以及其內在相互矛盾的地方。這些學者從來就不承認理會過、讀過、正眼瞧過汪暉時代的《讀書》，但很離奇的是他們也每每沖到公眾眼前痛斥《讀書》上某些文章、某些作者并為之戴上“新左派”的帽子，也不知道既然沒讀過怎么會知道的邏輯如何順理成章，有些人說是朋友告訴，有些人說是聽人提起。我倒以為，這些道岸貌然的家伙決計要比《讀書》的忠實讀者還要急迫的閱讀每一期的《讀書》，螺絲殼里做道場的功底當然是他人不敢企及的。
還是暫時不要管汪暉離開和有些家伙彈冠相慶的背景情況，就文論文來看2007.08《讀書》。我的總體印象是：這期《讀書》頗合聶震寧先生所言“人文要講精神，思想要有價值”的定位。
Ⅰ臺灣鄉土文學及文化認同錯亂問題
雜志的頭一篇，就是呂正惠的《三十年反思“鄉土文學”運動》。這篇文章全面審視臺灣地區七十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流變。以前有人認為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使臺灣知識分子貫徹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學精神的光榮傳統，從實際發生情況而言，這樣的斷論顯得有點可笑。呂正惠一針見血的質疑，“鄉土文學”，哪個“鄉土”？“中國”？還是“臺灣”。臺獨分子憑借鄉土文學借以鼓吹“臺獨”思想的策略相當成功，我們理應有所區別的理清“鄉土文學”的派別分野。
而鐘喬《冷戰封鎖下的民眾文化》則進一步為我們揭示了臺灣臺獨思想“壯大”的由來。作者指出，在冷戰時期的臺灣省，美式“自由”、“民主”的價值成為臺灣民眾生活學習中的一道常軌，并沿著對“現代化”無比憧憬的光景延伸而去，竟而也“接軌”到對日本殖民統治帶來文明規范的“景象”之中，這一切都來源于對共產主義中國的仇視。1950年代被國民黨政權處決的八千名地下共產黨員，不僅被解嚴之后的國民黨、民進黨當局所刻意忽略，而且也被知識分子選擇性的掩蓋，這一方面各方達成了微妙的共識。作者認為其原因是，“共產黨不被視作政治受難者……特別和中國共產黨有關的這些人……‘二二八’被解釋為中國政權欺壓臺灣人的悲情符號……因而，最好利用來反對中國。”對這八千英烈的評價和定位，實際上才是臺灣至今走不出冷戰心態和斗爭邏輯的關鍵。
看到這里，就應該知道編者的專題策劃的思路，接下來來自趙京華《殖民歷史的敘述與文化政治》則在前兩文的基礎上更細致的探討了日本的臺灣記憶和臺灣對待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批判問題，頗值得一讀。
Ⅱ縱談超女、于丹和大長今
李旭淵《韓流、長今與“超女”》一文寫得較長，但意思很明確：“‘超級女聲’與《大長今》激起的熱浪，是因為其中折射了中國人在自身的現實生活中所缺少的或者所希冀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長今精神’是被中國人根據自身的需求而重新加以構建了”；“韓流歌曲或者電視劇的內容并非就一定是與韓國的現實相貼合的……大多情況下反映的是在現實中人們所匱乏的欲望”。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貝淡寧則在《<論語>的去政治化——<于丹《論語》心得>簡評》一文中為我們提供了如何清醒、客觀、準確進行文化評論的范例。文章首先探討了于丹及其著作為什么受歡迎的原因，包括于丹倡導的減少物質期望、增加人際交流與關心等觀點契合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加上女性因素、闡釋《論語》的開放心態等因素。隨即展開的主要篇幅，貝淡寧教授認真分析并批評了于丹關于《論語》的心得，這些批評不攻擊人、不上綱上線、不危言聳聽，可堪我輩認真學習。
貝淡寧教授并不認為于丹心得存在過多明顯的誤譯，而是其觀點存在相互矛盾之處，于丹呼吁的不要把物質財富作為生活的目標、限制欲望，這本來屬于任何學派任何學者都認可的公共理性，但涉及到其他具體建議，于丹說擁有正確工作態度的人不應該做超過自己分內的工作，以及君子不應該集中所有精力在工作目標上，但這兩種態度并存于一身并非易事；孔子說只有少數人有足夠的動機和智慧投入到不斷的學習中去，終身學習這一提高自我修養的過程很難堅持，于丹對此完全回避，文章作者認為這是為了避免失去部分讀者。與之相類的還有于丹回避孔子所說不孝之人不可能道德完美的觀點，這應該也出于避免失去讀者的考慮。于丹還認為，內在的生活是關鍵，適當的勇氣可以克服缺乏專業技能的局限性，茶師可以打敗武士，這卻和儒家觀點明顯不符，孔子說學習、儀式、運動才是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
貝淡寧教授指出，于丹解讀《論語》的本質問題在于去政治化。孔子是激進的社會批評家，對當時的統治者評價很低，其目標是鼓勵擁有統治權威的人采用勝任和仁的方式管理國家。而于丹的解讀中，那么忽略政治篇章，那么對有關政治篇章進行了涂抹、掩蓋。《論語》中“子貢問政”一章中，孔子答復說政府要滿足老百姓的“足食”，并達到有效防御能力的“足兵”，以此建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老百姓的信任高于“足兵”，于丹解釋為國家應當關注老百姓的幸福而不是GDP，用顏回貧困中也幸福的例子來說明衡量的標準是內心感受。貝淡寧教授認為于丹故意將“和而不同”解釋為宴會中主人要照顧好每一個客人，而回避政界學界要寬容民眾不同意見的本意；于丹引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混淆“天下”、“國家”和“政府”的區別，簡單解釋為普遍人要為國家的富強做貢獻。
貝淡寧教授說，于丹在政治上持謹慎態度，告訴人們不要抱怨，要關注內心幸福，弱化社會和政治承諾的重要性，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這實質上是在倡導安于現狀，這才是根本上與孔子學說的悖異。
Ⅲ 小眾化招致的批評 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其可能帶來的是非
文學、藝術題材數篇文章，繼續著批評者不滿的小眾化寫作風格，考據式推理、生僻和含混的文風，這些文章也確實能給人教益，但如果能像《韓流、長今與“超女”》、《<論語>的去政治化——<于丹《論語》心得>簡評》兩篇文章寫得讓人容易明白和接受，應當是2007.09之后的《讀書》編輯所著力的工作內容。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情況的話，韓東育《也說“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王思睿《中國道路的連續與斷裂及其他》兩篇文章會帶來批評者的猛烈抨擊。正如這期雜志上《臺上的“我們”，臺下的我們》所指出的，“自由主義的激烈也許來自一種自信：他們為中國推薦的社會樣板如美國屬于正在運行時，而且運行得美輪美奐，中國只要一筆一畫照抄就行了。由于對引進樣板的高度信賴，他們遇上另類觀點那就等于氫氣遇上火，別說誓死讓對方說話了，就是先聽明白人家說什么的耐性都經常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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