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我翻閱了一下蘇漢諾夫的革命札記。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我國所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一樣迂腐，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對過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們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優秀人物一聽說要稍微離開一下德國這個榜樣，也要持保留態度，至于所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整個革命中充分表現出來的這種特性，就更不用說了。

　　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說在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322，就連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完全不理解，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在通信中（我記得是在1856年的通信中）曾表示希望能夠造成一種革命局面的德國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323，就是對馬克思的這個直接指示，他們也像貓兒圍著熱粥那樣繞來繞去，不敢觸及。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暴露出他們是些怯懦的改良主義者，惟恐離開資產階級一步，更怕跟資產階級決裂，同時又用滿不在乎的空談和大話來掩飾自己的怯懦。即使單從理論上來看，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下述見解。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作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進程來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

　　第一，這是和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相聯系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勢必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說正是由于戰爭而有所改變的一些特征，因為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這樣的戰爭。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最富有的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場戰爭之后還沒有能調整好“正常的”資產階級關系，而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即硬充革命家的小資產者，卻一直認為正常的資產階級關系是一個極限（不可逾越的極限），而且他們對于這種“正常”的理解是極其死板、極其狹隘的。

　　第二，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國是個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

　　例如，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為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中間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同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斗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

　　“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們，當然也包括蘇漢諾夫在內，把這個論點真是當作口頭禪了。他們把這個無可爭辯的論點，用千百種腔調一再重復，他們覺得這是對評價我國革命有決定意義的論點。

　　試問，既然特殊的環境把俄國卷入了西歐所有多少有些影響的國家也被卷入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其次使處于東方即將開始或部分已經開始的革命邊緣的俄國，發展到有條件實現像馬克思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856年談到普魯士時曾作為一種可能的前途提出來的“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的聯合，那該怎么辦呢？

　　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么辦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的路線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經卷入世界歷史總進程的每個國家的各基本階級的基本相互關系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

　　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

　　記得拿破侖這樣寫過：“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譯出來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便見分曉。”我們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戰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約17或新經濟政策等等這樣的發展中的細節（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細節）。現在已經毫無疑問，我們基本上是勝利了。

　　我們的蘇漢諾夫們，更不必說那些比他們更右的社會民主黨人了，做夢也沒有想到，不這樣就根本不能進行革命。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說，按考茨基思想編寫的教科書在當時是很有益處的。不過現在畢竟是丟掉那種認為這種教科書規定了今后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時候了。應該及時宣布，有這種想法的人簡直就是傻瓜。

　　1923年1月17日載于1923年5月30日《真理報》 選自《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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