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艾思奇最大的啟示
韓樹英
艾思奇同志是我的老師,廣義的、狹義的,都是我的老師。1950年我入馬列學院,學了四年,我是他的門生。畢業以后,我留校在哲學教研室工作,他是主任,后來他又是副校長,我又是他的部下、屬下,后來又是他的工作助手,一共十年,一直到去世以前。再往前說呢,四十年代初,我在海外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秘密讀書會,在那以前,我就學過《大眾哲學》和其它的一些書,所以他又是我的啟蒙老師,就是這么一種身份。
艾思奇同志,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動和哲學活動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不可分,不像有些專家、學者,兩回事呢,那么這一點是我們討論他《全書》簡介中反復強調的這么一點,不能把他說成是就是一個哲學學者,那樣的話就理解不了他的一生、理解不了他的哲學、理解不了他的貢獻。他的一生的哲學活動和哲學工作可以分為上海、延安、北京這三個時期,有幾個方面的貢獻。
首先我說一說他的上海時期,他寫《大眾哲學》(當時叫《哲學講話》)一篇一篇地發表,那是1934年,他24歲,后來是結集出版成書,叫做《哲學講話》,受到國民黨的干涉,于是改名為《大眾哲學》,這個是在1936年,所以迄今70年。《大眾哲學》的貢獻,它是首創了成熟化的、大眾化的形式,緊密結合實際事例,大力宣傳辯證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方法論,告訴人民要用新的哲學思想來回答問題、解決苦悶。他很有針對性,所以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那種沉悶的政治空氣下,撥開了云霧,使得一批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它首創的通俗化的形式,為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我們中華大地上贏得空前廣闊的陣地,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廣泛傳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實,馬克思主義哲學早就進了中國了,但是真正得到群眾的了解和傳播恐怕不能低估《大眾哲學》的作用。這本書解放前一共出了32版,一直是進步青年秘密讀書會的熱門書籍,有人告訴我解放前北京地下黨的秘密讀書會還在學習《大眾哲學》,有這么長的時間呢。毛主席后來評價這本書是“通俗而有價值的著作”,這可能是毛主席對艾思奇作品最早的評價。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毛主席作了摘錄,說,這是你的作品里比較更深刻的著作,我讀了以后更受到教育。這是毛主席有一次評價艾思奇。“文化大革命“后,黨校復校,王丹一把這段話交給了革命博物館,這樣才被公開出來。在上海,他還和別人合作翻譯了米丁的《新哲學大綱》,這本書介紹了蘇聯的哲學、列寧的哲學到中國,這也是艾思奇的功勞和貢獻。其次是他的延安時期,他把青年引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上。
艾思奇同志延安時期(1937年9月——1948年7月),包括他后來轉移到晉察冀發表《反對經驗主義》。這是艾思奇同志生活、學習的一個大的轉折點,他上了新的臺階。如果說在上海時期他還只是一個一般的馬克思主義工作者,這時他的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下上了一個為黨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而奮斗的新臺階。這個時候延安學哲學的風氣很濃,毛主席讓他組織“新哲學會”。1939年,毛主席親自組織了一個哲學小組,其中就包括了艾思奇。這個小組每周開會,圍繞《實踐論》、《矛盾論》開展討論,毛主席要求大家提意見,再來修改這“兩論”。艾思奇同志的意見被直接結晶在毛澤東哲學思想里,這也是一個偉大的貢獻。在延安的后期,1942年黨開始整風,艾思奇積極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他寫了很多書,其中很重要的是毛主席讓他編寫《思想方法論》,他還有一本是《“有的放矢”及其它》。延安反對了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后來艾思奇又在華北《人民報》上發表了《反對經驗主義》。那時候分散的革命根據地,如何把它們統一性呢?經驗主義者不能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所以艾思奇寫了這么一篇文章。這里還要指出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就是批判。毛主席說“不破不立”,要宣傳新的世界觀、方法論,就要破錯誤的世界觀、方法論。他從上海批判假馬克思主義,他在延安時期批判了蔣介石、陳立夫、閻錫山的反動言論,后來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這個時候艾思奇發表了《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陰謀哲學》,他是作為黨的哲學家從哲學上批判蔣介石的。
1948年10月,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艾思奇調到新成立的馬列學院講授哲學。1949年黨校搬遷到北京,艾思奇同志進入了北京時期。在他第三個時期,我們講一講他在開國之際,在馬列學院和社會上講《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他還出了書。進行全民的新世界觀教育,這是革命發展的必然,歷史的必然。這是自覺改造人民思想的運動,艾思奇當時很活躍。所以艾思奇同志在更廣大范圍內被熟悉。王丹一說,艾思奇最愛的工作就是當教員。在中央黨校他埋頭18年講哲學,主要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要講艾思奇同志編寫《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這個也是他極其重要的貢獻。當時為什么要編寫這本書,當時中央書記處直接抓得這本書。中央認為,蘇聯哲學教科書沒有把毛澤東哲學思想寫進去,這樣就需要我們自己編寫這樣的中國教材。這是出自我們中國人之手的第一本全國通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教科書,這本書高校、黨校、軍隊院校都在用,這本書在文革前后整整管用了14年的作用,這本書絕對不能否定。
我們怎么評價艾思奇同志呢?他在中國的革命、建設時期按照革命和建設的要求,傳播、宣傳、捍衛、研究、豐富乃至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做出了突出貢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這是屈指可數的。現在艾思奇被邊緣化,被年輕人淡忘,這是由于一個大氣候——國際上蘇東劇變和國內的小氣候——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混亂造成的。不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被邊緣化了,甚至一些哲學研究生都不了解艾思奇了,這是很不正常的。在我們中央黨校,不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出現了“郎旋風”、“劉旋風”和反對“新西山會議”的斗爭,現在國資委里面有人說并購國企并不可怕,商務部說外國人買了國企還是中國企業嘛,這些是無恥的謬論。在我的家鄉大連,就有兩家非常好的國企就被賣給外國人了,這是很危險的!這是最危險的時候到來了!高梁同志說,制造業被外資兼并了,這是危險的!非常危險的!有些主流經濟學說社會主義的標志不是公有制為主體,太天真了!這就是缺了馬克思主義、缺了歷史唯物主義、缺了階級分析。國企改制誰得到好處了呢?是那些老總,他工資提高了。那么誰又吃虧了呢?是國家!國家資金大量流失。還有工人吃虧了,大量被趕下崗。這是真奇怪啊,我們這些老同志深感不可理喻!現在正在爭論的是徐工,這個企業我是去過了,等待商務部批準,就要賣掉了。還有最近這個《物權法》,已經爭論了六稿了,爭論的核心就是對私有財產什么態度。《憲法》規定“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現在有人打算在《憲法》里搞私有化的合法化。
艾思奇同志對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呢?我認為,是哲學為革命和建設服務。我講兩句話,大眾需要哲學、需要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武裝,今天尤其需要。另一方面,哲學需要進入大眾,武裝大眾,武裝不同的大眾,尤其是黨的干部。美國著名學者科茲,有一本書叫《自上而下的革命》,他說,蘇聯劇變的時候,82%的群眾是反對蘇聯解體、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但是,由于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十萬高中級干部有76%的人贊成復辟資本主義,就是這76%的人一忽悠,蘇聯就解體了。為什么高中級干部非常重要呢?我們黨一直重視干部的教育尤其是讀哲學經典著作的教育。我們辦黨校方向必須方向對頭!現在四川把干部送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培訓并在那里掛職半年,這是“一國兩制”啊!你共產黨的干部到美國掛職鍛煉,這不是天方夜譚嗎?我們干部培訓為什么要美國人培訓?這說明了我們的思想有多么的混亂。我堅信毛主席的一句話,要學哲學,如果不學哲學,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我們紀念艾思奇同志,心里牢牢記住毛主席的這句話。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有爭論,政治體制改革爭論就更大了!歸根結底,這些原則性分歧是什么分歧?是世界觀的分歧,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尖銳斗爭!這是我們紀念艾思奇最大的啟示。
(《環球視野》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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