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yè)革命帶給了人類社會巨大的物質進步，卻也造成了人類道德生活退步的直接后果，而信息與現代高科技發(fā)展的后工業(yè)社會則進一步加劇了物質進步與道德退步的“大裂變”，造成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機”。因而，享受到后工業(yè)社會“物質進步”的同時，深刻檢討我們的道德生活與道德理論，重新溫故倫理學家麥金太爾的道德危機與道德重構的理論成果，挖掘出科學有效的道德哲學思想，從而科學引導信息社會的健康發(fā)展，有效地應對道德危機帶給人類的新挑戰(zhàn)，整合現代科技社會的有限資本，建立一個有序的道德社會，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啟示意義。

一全球性道德危機的產生

高科技發(fā)展帶給社會的是雙重后果，人類社會充分地品嘗到物質進步帶給的享樂。但物質享樂的同時，生活意義的喪失卻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生活意義的喪失造成的今天道德秩序的混亂，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麥金太爾從深層體驗中分析了危機的根源。

（一）道德生活脫離社會根基

倫理學家麥金太爾在其《德性之后》、世界著名學者福山在其新著《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詳盡地闡述了人類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物質生活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道德的巨大退步，而新科技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后工業(yè)社會和信息時代更加劇了“物質進步”與“道德沉淪”的“大分裂”，使得人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哲學處于深刻的社會危機中。面對道德淪喪和倫理嚴重滑坡的社會現實，我們不禁要去追問：造成今天這種道德沉淪和道德危機的根本原由是什么？在道德危機的表象后面，其更深層的社會文化背景又何在呢？對此，麥金太爾首先從社會現實根源和深層理論根源對當代全球性、特別是西方社會道德危機產生的原因作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討。他的一個基本見解是：道德理論是隨著社會生活本身的變化而變化的，任何一種道德理論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根基。他指出：“不論什么道德哲學的主張，如果不搞清楚其體現于社會時的形態(tài)，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盵1]但就社會現實根源而言，人們通常把沖破身份、等級和出身等封建傳統(tǒng)對個人的制約的藩籬和現代自我的出現看作是歷史的進步。而麥氏則認為，這種脫離社會規(guī)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會內容和必然的社會身份的自我，恰恰是當代道德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所在，因為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人們在慶賀自己獲得歷史性勝利的同時，卻把人類傳統(tǒng)道德的社會根基也一概鏟除了。

因而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特別是進入所謂的后現代生活以后，人類實踐活動中客觀的、非個人的道德標準喪失了，道德判斷的標準只能出于“自我”，每個人都可以“自我”地選擇那種他想成為的那種人，選擇他喜歡的生活方式。結果這種所謂的“自我”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我們社會現實中社會道德本身的解體和不可捉摸的道德相對主義。而這種解體正如麥金太爾所指出的那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就理論根源來看，麥氏認為，伴隨著從封建神學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自我而出現的一系列道德理論為道德所進行的合理性論證，都沒有確立起道德的合理性權威，都經不起理性的駁難，因而只能是失敗的論證。鑒于這種認識，麥金太爾認為，從狄德羅的經驗主義幸福論到休謨感性實證主義道德原則，從康德的普遍理性道德到克爾凱科的個人選擇本位，由于他們的學說或理論本身存在著深層次的不協(xié)調和自相矛盾，所以他們“為道德提供合理性證明的運動決定性地失敗了；從此以后，我們這些前輩們的文化——缺乏任何公眾性的道德文化，成為人們共用的合理性或可證明性。在世俗理性世界中，宗教再也無法為道德論述和行為提供一個人所共有的背景和基礎。”[2]也正是現代社會普遍泛行的脫離社會根基的道德相對主義導致了現代社會的“道德裂變”或“現代性道德危機”。

（二）道德權威喪失

麥金太爾以功利主義道德哲學為例深刻分析了道德權威的構建與解構過程。他認為，功利主義道德哲學家試圖在現代環(huán)境中，自我地把自身構想為個人道德的權威統(tǒng)治者的社會背景環(huán)境下，為社會道德尋找某種新的合理權威。但是由于功利主義把道德原則建立在“趨利避苦”的人生與心理需求的基礎之上，而“趨利避苦”并不能告述人們在眾多的幸福與快樂安逸之間哪種是應當選擇的，也不能普渡眾生與苦難之中。因為不同性質的快樂與幸福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麥金太爾指出，晚近的功利主義者希季維克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功利主義的致命弱點，認識到在功利主義的范圍內，對于某些道德原則、道德表述的真理性是無法給出清楚而確切的理由的，他把一切都稱作是“直覺”（intrinsic）。正是在這樣一種思維慣性的直接啟發(fā)下，又產生了以摩爾為代表的直覺主義倫理道德哲學。故此，功利主義就歷史地把18世紀以來論證道德合理性的運動與20世紀道德理論走向情感主義的衰弱聯結起來。即便是尼采和薩特同樣也沒有擺脫情感主義道德的泥坑。尼采的生命意志哲學以意志為原點提出一種所謂的“超人道德”構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古希臘荷馬時代的貴族那里尋找某種超人道德的依據，但實際上這種“超人”的“貴族道德”與真正荷馬時代的貴族道德相去甚遠，而僅僅是尼采的個人主觀愿望罷了。薩特以自由主義為基點提出一種存在主義道德體驗，主張沒有先驗抽象的人類共同本性，沒有規(guī)范個人本質的上帝，個人本質是個人自己自由創(chuàng)造的，因而不是有客觀依據的、非個人標準的主張，而是某種個人偏好取向性的主張。正因為此，麥金太爾認為，當代道德危機實質上就是道德權威的危機，人們無法找到這種合理的道德權威，道德沒有任何可以信賴和值得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因此，道德權威的喪失是當代全球性的嚴重道德危機和道德無序與混沌狀態(tài)的真正根由。

（三）道德觀念一致性缺失

道德終極關懷是人們對日常生活活動的終極依據和社會生活終極理想和意義的探求，這種依據實際上就是道德觀念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基礎。即作為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價值觀具有評價現實生活的價值判斷功能和建構理想生活世界的行為導向功能，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基本的觀念框架和價值指南。很難想象，當這種終極價值觀念缺失以后，道德共同體還能成為指導人們日常生活的工具性功能和規(guī)范性體系。當道德觀念一致性喪失的時候，道德理論的哲學本性、價值觀和世界觀本性就脫離了其本體論的意義和地位，道德觀念也就自然地遠離了作為意義和價值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

實用主義道德哲學家詹姆斯曾經指出：“如果按照實用主義來解釋，多元論或承認多樣化的學說，僅僅意味著現實的各個部分可能是外在地相互聯系的。按照多元論觀點------任何事物，都有某種外部的環(huán)境------沒有任何事物能包含或支配一切事物------它是在宇宙中的某處作出的試圖攘括一切的最佳努力所在?！盵2]正是由于道德終極觀念的喪失，詹姆斯憤怒地指出說：“如果一個人信念上反復無常，對待現實在其經驗中呈現的秩序傲慢不恭，他就必然要遭到不幸。這些信念將誘導他一無所成，或者只得出些虛假的聯系?！盵3]可見這種道德觀念一致性的缺失帶來的不僅是社會道德秩序的紊亂與混沌，也導致了個體靈魂的游離不定。因此，麥金太爾認為，道德觀念一致性喪失是最為深刻、最為危險的現代性危機。正因為這樣，麥氏極力反對道德與文化的多元化，因為道德多元化存在明顯的缺陷，道德的多元化取向直接離開了人類道德生活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背景去解釋道德，使這種理解成為無傳統(tǒng)、無根源的主觀解釋，從而使得它離開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內在目的意義和品格基礎，使道德成為純粹外在道德生活的規(guī)范約束，那么這種類似于法律條文的道德規(guī)范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和意義。因為道德本體論意義和地位的喪失，缺乏道德終極目的的一致性，以至于沒有統(tǒng)一的道德信念，所以產生出無窮無盡的復雜道德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金太爾指出：倫理道德作為生活主體的內在價值參與到現實生活世界中來，意味著要對社會生活積極主動的去適應、創(chuàng)造甚至超越。在道德和生活世界之間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和統(tǒng)一性——人類終極道德關懷。道德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首先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世界所籍憑的終極價值依據，因此，作為道德觀念一致性的終極價值觀的喪失導致了今天全球性道德危機的發(fā)生。

（四）道德取向純粹工具化

倫理道德原本就是人類依據自身的本性和理性創(chuàng)造的“內在價值”和“內在尺度”，從這個意義上講，道德內省與終極道德追求無疑是一種合理的“價值工具”，即是一種以實踐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殊實踐活動，因此，道德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工具性價值，為人類道德取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價值工具，包括滿足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發(fā)展的多種需求的價值。但是作為一種把握世界的特殊實踐活動，更重要的是還在于道德本身具有的“創(chuàng)造價值的價值”——創(chuàng)造上述多種價值的價值。倫理道德這種“內在價值”——創(chuàng)造價值的價值是道德的源泉，是工具性價值的根基，如果否認了倫理道德這種“創(chuàng)造價值的價值”本性，就必然地會導致倫理道德作為消極被動的、任人擺布的“客體”，由此而發(fā)揮的工具性價值也必然是被扭曲了的，從而只能是消極被動的。

綜觀近現代工業(yè)社會以來，人類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論的發(fā)展歷程正是遠離了倫理道德的“內在價值”、遠離了道德“創(chuàng)造價值的價值”本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金太爾認為，進入工業(yè)文明以來，隨著非日常生活領域的急劇膨脹，日常生活領域的急劇縮小，倫理道德的工具性價值和制度體系被強化到極端的地步，完全被工具理性所籠罩，遠離了作為意義和價值之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理論所固有的哲學觀、價值觀本性和世界觀本性也越來越失去了其本體論意義和地位，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論強調的是道德技術性或工具性，正如威廉.福斯特指出的那樣：“這種道德研究和價值取向實質上是意指一種觀察方式，一種關于世界的見解，一種將我們現實生活中互不干擾的事件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加以統(tǒng)整的工具而已?！盵4]恰如美國學者哈曼所說：“我們唯一嚴重的危機主要是工業(yè)社會意義上的危機------我們對'為什么'這種具有意義的問題，越來越變得糊涂起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誰也不明白什么才是值得去做的。我們的發(fā)展越來越快，但我們卻迷失了方向?！盵5]因此，針對現代社會道德工具畸形化發(fā)展的惡果，麥金太爾毫不客氣的指出：“在現代人的生活中，道德讓位于純粹的認知意識，淪落為只是實現外在利益的純粹工具，認識論的時代取代了本體論的主導地位?！闭沁@種道德的純粹工具化淪落，結果不可避免的引發(fā)了這個世界整體性道德生活的滑坡。

二、世界性“道德裂變”中的道德重建

面對全球性的道德危機，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生活意義”這一古老的話題。如何在“進步”與“退步”的大裂變中彌補二者的裂痕，重建人類道德生活家園？麥氏的深邃思考同樣給了我們多方面的啟發(fā)。

（一）重建道德哲學世界觀

費希特曾經指出說：“你是什么樣的人，你便會選擇什么樣的哲學?！盵6]我個人理解就是，人的存在不僅意味著活在塵世之中，還意味著對人生固有的理想與自由的追求。如果說理想是構成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個重要因素，那么凡是對人生采取積極態(tài)度的哲學就是對人的價值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追求。作為理想主義的道德哲學應該從價值終極關懷的層面，以道德精神關注人的存在與意義，在塑造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過程中發(fā)揮價值導向功能和世界觀功能。很顯然，構成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論中的道德哲學問題是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論中具有終極性意義的、根本性的命題。道德重建首先是以道德哲學為靈魂，道德哲學以終極關懷為核心，包括人生哲學、行為準則、人格追求等，只有重建了充滿人文精神關懷的道德哲學和道德規(guī)范，才能使脫離社會根基、浮躁游移的人格心態(tài)有所依歸，使“自我”的茫然無措的行為找到可能的參照。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意義上的道德基礎問題。因此，麥金太爾認為，重建道德哲學，換句話說，重新確立道德的哲學本性、價值觀本性和世界觀功能，是我們這個“道德大裂變”時代重建道德、重新整合現代人類的社會資本、建立有效健全的社會秩序，避免道德危機和道德裂變的根本途徑。

道德哲學對人類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論產生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的世界觀意義。哲學觀點構成世界觀的核心，人對世界的態(tài)度，包括對世界的評價和自我評價，以及確立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既構成道德哲學的世界觀功能，道德哲學就是道德意識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麥氏認為，道德哲學的功能在于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普遍規(guī)律的探討，并對人類生命活動本身進行系統(tǒng)思考，提出哲學問題、給出哲學答案。[7]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今天“全球性道德裂變”中現代社會急劇變幻的道德價值觀、分崩離析的道德統(tǒng)一理性的殘片斷肢的虛幻世界中，人們會產生許多復雜的世界觀問題，人們不禁會問：道德價值觀、道德選擇與培養(yǎng)還有沒有基礎和根據？對于這種問題，只有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作出真實而令人信服的回答。道德哲學關注的就是這些根本問題，探究道德現象的根本，找到道德所依據的一般原則和道德評價的最終依據。換句話說，正是道德哲學對道德本體論的深層的探討和揭示，使得道德哲學具有世界觀的功能，從而決定了道德哲學對道德生活和道德理性所具有的最終決定意義。那么，回到現實中來，人類只要樹立起堅定科學的生活態(tài)度，用科學的道德哲學觀引導自己的德行，就可以在現實世界中找到道德生存的依據，人類社會的整體道德生活就有了深厚的社會根基，從而避免道德裂變與道德游移。

（二）回歸現實，關注生活意義

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中，“意義指向”是一個人生與道德選擇的重大問題，人們要選擇正確的“意義”，還得有科學的道德世界觀的引導。而道德哲學要回歸作為意義和價值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最根本還是回答人的生活意義問題，從而表現為人的生活世界觀問題。人類生活意義問題的有效解決，歸根結底決定于將他們放到何種世界觀的范圍內去考察。然而，麥金太爾遺憾地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哲學與道德實踐中，生活意義范疇并沒有納入道德哲學視野，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從而使得生活意義問題失去了道德世界觀中應有的地位。也就是說，作為科學的道德哲學，最根本的方面——世界觀方面沒有使人類的生活意義問題得到應有的揭示。因而，麥氏指出說，作為道德哲學問題，生活意義問題是與解決善惡、正義和人的價值問題以及人的道德立場問題聯系在一起的。解決生活意義問題是由對基本的道德關系即社會與個人的關系理解與關注來決定的。如果哲學基本問題從根本上得到了徹底解決，而關于社會與個人的道德關系的基本道德哲學問題，由于不能理解和關注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相互依存的實質而沒有得到解決，那么生活意義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其實，生活意義問題，如同利益和道德的關系問題、善惡與正義問題在倫理學中占據主導地位一樣，應該在科學的道德哲學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因為人們的道德生活有賴于道德內在的世界觀方面，只有世界觀問題的解決，才可能為人類解決極其復雜的人生問題開辟最正確、有效的途徑。

（三）重視道德教化

在一定的意義上講，有什么樣的道德教育就會有什么樣的道德哲學。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時代的道德教育都有同它那個時代的道德哲學密切相關，同相應時代的哲學文化背景聯系在一起。用麥金太爾的觀點來說，這就意味著兩層含義，一層含義就是，今天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機”在于我們生活的社會沒有重視民眾的道德教化功能，至少是沒有把道德的內在含義與現時代的社會生活對應起來，沒有把道德哲學與時代變化的事實有機統(tǒng)一，這就使得道德意識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功能脫離了時代的要求，所以出現全球性的“道德大裂變”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他指出說：“道德生活的每一種形式、道德生活的主要內容以及道德哲學世界觀功能發(fā)揮等，都離不開符合時代要求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僅反映著每一種道德生活的形式特征，而且是培養(yǎng)和維持這種形式的必要條件?！盵8]由道德的本質所規(guī)定，道德應該包括一系列的肯定性的社會道德原則，而不是純粹個人的私事，是一種“社會整體性的道德生活”，所以道德教育不僅是道德意識系統(tǒng)化的世界觀的培養(yǎng)，同時更是道德生活方法論的灌輸。道德教育的任務就是使得社會的每一個個體愿意接受并過上高尚的“道德生活”，教給人們進行道德判斷和行為的基本依據。從另一層含義來看，麥氏認為，現代人的道德生活中一個最致命的問題是道德哲學與道德教育沒有貫通起來，或者說，道德世界觀功能與道德教育脫節(jié)，所以他指出說：“科學即使可能為我們提供教育目的和手段所依據的許多事實細節(jié)，但它還是無法替我們作出決定，這些判斷必須在我們親自所接受的道德哲學框架中作出。”[9]也就是說，道德哲學與道德教育本身應該是相互貫通的，脫離具體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道德教育，則必然是“浮萍無根”，只能是空泛的、缺乏“靈魂”的道德教育與道德引導。正是在這意義上，培養(yǎng)有理想、道德的人，就是要培養(yǎng)能夠不斷地促進自己從現實的狀態(tài)、現實的人性向理想的狀態(tài)、本質的人性追求和發(fā)展的人。也只有這樣才能使一個個游移不定的道德個體過上符合道德世界觀要求的“社會整體性道德生活”，從而消除今天的“道德危機和混亂”秩序。

（四）重塑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就傳統(tǒng)的道德生活與法律規(guī)范功能之間，人們普遍地存在著一種誤解：法律是具有國家強制性，具有統(tǒng)一性、穩(wěn)定性和系統(tǒng)性，因而具有使全體公民必須遵守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也不能游離于法律之外，不會因個別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改變而削弱；而道德自我約束功能的發(fā)揮憑借的是“自在的道德內省力”，前者強調的是“強制力”，后者強調的是“自我約束”。所以如果事情必須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就意味著個人或社會道德的缺失與淪喪，反之，一個人如果具備道德自省力，法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種把法律與道德二者關系看作是非此即彼的“悖論”顯然站不住腳，實質是把二者的統(tǒng)一關系機械地割裂開來，所以“道德底線”問題的討論在這種背景下探討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實際上，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法律本身就蘊涵了道德的基本要求。“法律本身具有道德基礎功能。道德與法律是維持人類社會生存與自然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兩種手段。道德在發(fā)揮其認識、教育和調節(jié)功能的同時，也在為立法創(chuàng)造一定的條件。因為任何法律都需要某種倫理理念的引導，以獲得足夠的社會支持，去保證它的有效實施。法律的制定需要道德作倫理論證，其實施也需要道德意識作為思想基礎?！盵10]法律本身的意義，表面看來不過是一個規(guī)則，但其產生、運作卻受制于很多因素，包括政治、經濟和人性因素，當然也包括道德這一基礎因素?！凹m纏于其間的林林總總，都說明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法律是現世社會功利主義的操作系統(tǒng)，同時它又是人們心中實現正義與公平的希望之所在。”[11]這充分論證了法律與道德之間內在的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關系。因此，麥金太爾尖銳地指出：“正是現代道德生活離開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內在目的和意義，剝離了道德生活中內在法制意蘊，將道德與法制看作是'非此即彼'的悖論，使得法律失卻了道德的社會支持功能，道德生活規(guī)范則成了純粹外在的法律約束?！盵12]從而造成了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混亂，給社會整體性道德生活帶來了“嚴重危機”?！半m然法律并不是簡單地從道德中抽象地剝離出來的，但法律與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體異用'的功能。”因而，要“重新認識并建構現代社會中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才能“真正從根本上消除法制混亂所帶來的道德生活的無序”，解決那種所謂的“純粹工具化的制度規(guī)范（包括道德規(guī)范）”所造成的道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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