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諧視野下的社會保障
 

鄭杭生
  
 
　（背景資料：在“中國社會保障論壇首屆年會”上中國人民大學鄭杭生教授進行了“社會和諧視野下的社會保障”的主題演講，以下是鄭杭生教授的演講全文。）

　　我想第一點說一下，比較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構建和諧社會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社會公正）的重要制度設置。公平正義即社會公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或核心理念之一。“給每個人以所應得”是社會公正理念的核心追求和突出強調。公正作為一種基本理念或理想，使其得以實現已成為一種社會現實，需要通過特定的制度或政策體系等中間環節。社會保障作為現代國家依法建立、政府主導實施的旨在為社會成員在遭遇各種生存風險、個人及家庭難以維持基本生活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制度安排，它以促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作為自己的理念基礎和奮斗目標，其在使公正理想變成公正現實方面發揮著橋梁或中介的作用。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是縮小貧富差距，避免兩極分化的關鍵手段。社會保障是對國民收入和社會風險進行再分配和調劑的重要手段。我這里強調一下社會風險分配這個思想，我想這個思想是很重要的思想。

　　社會保障通過收支的控制和調整，將一部分社會收入集中起來進行再分配，客觀上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緩解弱者痛苦的作用，使社會成員在社會發展中的結果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縮小。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社會學階層的角度看，社會和諧是各階層之間的和諧相處，特別是貧富階層之間的和諧相處。社會學家早就指出，利益關系是影響社會關系的決定因素，貧富差距比較合理，富裕階層熱心社會公益和社會保障事業，樂于幫助窮人，貧富階層之間的關系就會比較和諧，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引導乃至強制富裕階層，投身幫助窮人的事業，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富裕階層的義務。

　　第四、社會保障制度是緩解“三農”問題，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結構轉型的主要手段之一。和諧社會從城鄉角度看，是城鄉的協調發展和城市結構的穩步轉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是制約城鄉和諧發展的根本因素。沒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就難以擺脫“農民真苦”的局面，而在當今中國，解決“三農”問題還不能僅僅局限于農村內部，而應與城市結構的轉型，把農民納入現代職業體系，這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

　　第二個問題說一下從和諧社會的角度，我國現行和諧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首先我國現行保障制度的待遇水平還比較低，這當然和中國的國情有關。在低保制度的設計上，我想尤其突出。我國的低保制度僅僅能夠維持保障對象的基本溫飽，至于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很難兼顧的。

　　其次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實現全覆蓋，社會保障制度對于維護弱勢群體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但是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實現全覆蓋，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基本上不能享受社會保障待遇。即使在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也遠未實現全覆蓋，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均與全覆蓋的要求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第三，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存在嚴重的城鄉失衡。在城市里，我們基本上建立了國家社會保障模式，有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層次、權利義務相對應、管理服務社會化這樣一些特色?，F階段農村社會保障實際上還是一種家庭保障為主的模式?，F階段農村居民應對生存風險的基本方式，是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制度化的社會保障和養老、醫療保障以及社會捐助，只覆蓋極少一部分農村人口。

　　第四、進城務工的農民以及家屬的社會保障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目前我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總數已經達到1.4億，大致這樣說。針對全體進城農民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救助等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均未建立起來，而當今自上而下的普遍關注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情況，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

　　第五、相對于貧弱人群的生存權保障而言，發展權的保障還嚴重不足。主要是他們下一代的教育問題。

　　最后就是對貧弱人群的福利服務，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我國屬于老齡化國家，以我國總人口13億來算，老齡人口已經超過1.4億，其中農村老齡人口為九千萬左右，我國目前有六千萬的殘疾人，這幾類人存在不同的問題，都需要經過加快發展福利服務事業加以解決。

　　第三個問題從構建和諧社會迫切需要出發，重視并且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

　　第一、較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的待遇水平?，F在，有的城市已經開始了這一方面努力。

　　第二、大幅度提高在職人員最低工資標準。在目前，低保標準尚難和國際接軌的情況下，可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平均收入的一半水平。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的一種抽樣調查數據，2006年前5個月，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是8579元，月均是1715元。這個數字是扣除包括住房公積金在內的各種個人繳費后所得的，把這些算上，人均收入應該是2千元左右。以此為基準，北京市的最低工資可以上調到差不多一千元。調整最低工資，除了促進就業以外，還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消費的作用。

　　第三、將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納入優先考慮的范圍。在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造成了城鄉分割的現實，使得我們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面向所有企業職工，包括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對進城農民在一定時期內只能建立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未來時機成熟的時候，才能建立與城市保障制度統一的制度。

　　第四、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應確立城鄉銜接的目標，逐步加以推進。目前，我國工業化已經進入了中級階段，正向高級階段前進。政府應該停止農業支撐工業化發展的傳統發展戰略，采取適當傾斜的經濟社會政策，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F在中央在這一方面確實做了很多的努力。

　　第五、通過制度建設，強化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成員發展權的保障功能。當代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成員的保障作用，一方面要考慮財富分配的壓力，另一方面要考慮風險分配的壓力，既要考慮生存權，也要體現發展權的保障。而且相對于生存權保障而言，發展權保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因為發展權保障的解決，有利于推進生存權的保障，提高生存質量，同時對縮小貧富差異具有一種根本性的意義。

　　第六、推動建立社會工作職業認證制度，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在國外，社會保障和社會工作都是社會福利制度的組成部分，但是層次卻是不同。社會保障屬于社會政策，層次較高，社會工作屬于具體福利服務的提供，是直接的面對貧弱群體的前線性的服務，但是這兩者缺一不可，在我國社會保障的建設比較受重視，而對社會工作的重視程度還是有差距，甚至對社會工作，各界的了解并不多，這種情況應當加以改變。職業認證制度的建立，我想會對這一點有很大的推動。 

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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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學角度看如何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保障
 
李強
 

 
　?。ū尘百Y料：在中國社會保障論壇首屆年會”上清華大學教授李強進行了“從社會學角度看如何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保障”的主題演講，以下是李強教授的演講全文。）

　　我今天簡單的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一下和諧社會與社會保障。我想簡單講三點。

　　第一點，是我們今天為什么把和諧社會和社會保障作為非常突出的問題提出來，在我們這樣一個大會上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組織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什么？

　　我們回顧一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57年來的歷史看，它大體上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和諧和保障的問題，當然在這個歷史上走了兩段：應該說這都是很偉大的實驗。前30年是毛澤東主席進行的實驗。毛澤東主席在舊中國的時候，他覺得社會上多數人得不到保障，這是他碰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于是毛澤東主席用很大力氣建立體制，這種體制的覆蓋率很高，就是把農村叫做人民公社，城市大體上屬于單位制，或者行政的街道居委會控制的體制。毛澤東這個體制，就覆蓋面來說，很廣，無論從醫療、住房方面覆蓋率都很高，但是他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沒有效率。國家經濟發展上不去，和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

　　有一些數字，我不相互比較了。鄧小平先生在27年前，就推進了一個非常大的改革，他的思路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不把我們的經濟推上去，不把效率提高，這樣大家即使有保障，也是太低水平的保障，這樣的話，國家難以富裕，鄧小平先生是很偉大的，他推進這項改革，當時中國人口已經接近10個億，現在中國人口已經達到13億。27年來，我們之所以現在又重提保障，核心問題就是我們在推進的27年過程中，真的碰到了很多的難題。遇到的問題都是新的，所提出的難題都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們今天重新思考，我們怎么樣能夠建立一個在新的體制下，在市場機制下，能夠和市場經濟相吻合的社會保障制度，難度相當大?，F在中國人口是13億人，按我們人口模型計算，到2035年的時候，會達到中國人口的高峰期，大概15億兩千萬，甚至是15億四千萬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敢在這個數字上建立社會保障機制，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大家明白，小群體好辦，一個小社區，我們要想完成保障機制都比較容易，但是對于13億，將來可能是15億多的國家來說，要建立廣覆蓋的保障機制，要使人們大體上有比較好的生活，比較好的社會福利難度非常大。

　　相比較，如果我們和歐洲比，歐洲當年我們管它叫社會轉型，它在1850―1950年，他和我們碰到的問題差不多，社會發生劇烈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當年它的最高人口達到4億人。我們現在是13億人，所以總的來看，我們第一要看到我們轉型的難度非常大，從這點上看，我們大體上還算平穩，首先從經濟看，中國27年來，平均增長率都是超過9%的GDP年均增長率，實際上很多年份都是超過兩位數，今年也是超過10%。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從哪來？實際上是我們第二個偉大的實驗。我們準備建立一個效率高的國家，但是當引進市場之后，碰到了一系列的難題。

　　第二點我們分析一下這些難題：

　　我簡單分析一下，從90年代初期以來，城市里推進四個大的工程。這就是住房、醫療、養老、就業。這四個大體制，應該說從90年代初開始做實驗，到2006年，大體上把體制大轉型方面完成了。

　　第一、住房

　　15年以前，我們大體住房還是公有制體制，城市里的住房基本上是兩種所有制。直到90年以前。當時毛澤東建立的就是單位分配制度。要住房子單位分配。要不然就是房管所只管供房。15年以后，我們看今天的中國，建設部前一天的數據，中國城鎮居民居住者擁有他住房的比例達到多少了？是87%。歐洲有沒有？歐洲沒有。美國有沒有，美國沒有。

　　我們提出一個疑問，中國一下子變成居民這么大量的擁有住房比例，有成功的一方面，特別是對于年齡比較大的一代人，還是比較好的，他們拿到他們的住房了。但是新的問題提出來了，就是因為過去大體上都是福利性的房屋，現在完成變成市場性房屋。最近關于房屋爭論非常激烈。大家感到房價太貴，而且是高比例，87%人擁有他們自己的住房，實際上像這樣的國家不是太多，如果未來的人都擁有自己住房，難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國家建議，能不能大家租房不買房，但是現在年輕人說，不行，一定要買房，最近有“6+1”模式，“7+1”模式，就是一個年輕人買房買不起，只有他的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爺爺、奶奶得拿出錢來給一個人用，我想這個情況也不太符合中國國情。

　　就住房改革，我們有很成功的經驗，但是就一個社會從保障來說，我們保障居者有其屋，人們都能住房恐怕也得思考，怎么樣建立一個廣泛住房的機制，也包括福利性住房的機制。

　　第二、醫療

　　15年來，醫療改革非常巨大，15年前，我們城市職工大體上還是在傳統的企業里生活，醫療體制大改，是因為國營和集體體制發生變化了，大體上今天國營體制占的很低。醫保的覆蓋率沒有過去高。去年國務院發展中心社會部搞了一個報告，那份報告說，我們醫改之前，城市醫保覆蓋率，不是指外來民工，就是城市居民，大概是70%之多。醫改之后，城市就業者醫保覆蓋率不足50%。所以我們感到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從一個角度看，我們效率上去了。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家對醫療的批評開始上來了。過去的覆蓋率比現在的覆蓋率高，使得我們思考，我們改革在哪一個環節上出現問題了。我覺得是這樣的，我們還是應該總結我們的經驗，13億人，你做這樣大的改革，能到現在這樣一個還比較平穩的程度，就很不容易，但是你也要看到，里面有很多漏洞，原因就是說，我們更多想的是怎么樣促進效率，讓企業減負，讓一個企業更符合現代企業的經營原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對中老年人，過去還在醫保覆蓋內的人，他們不再在體制之內了。我們知道，下崗的過程比較復雜，前一段時間在遼寧做醫保調查的時候也發現，問題很復雜。從這一點上看，有成功的方面，但是也有教訓的方面。這值得我們去思考，這樣的保障體制建設，恐怕還是要一個長時間的，還不是一個很短期，就能夠把它完善的。

　　第三、養老體制

　　過去我們是單位制，說實在的我們過去從來沒有社會保險。我們有單位保險，所以這一點我們一定要理解。中國人的文化體制非常奇怪，社會學有一個概念，叫“插序格局”。意思是說，小圈子社會，插序格局。毛澤東建立單位制的時候，特別符合小圈子。如果一個小群體，自己保自己非常容易。我們有互助組，單位內部有合作性的醫療制度，養老在單位內養老。但是現在你推進一個現代企業制度，你從前單位體制和現在的市場制度是不吻合的，于是我們把大規模的國營和集體企業改掉了，出現了一個大漏洞，養老怎么解決？于是我們現在推進社會統籌個人賬戶，前一段我們在遼寧做調查，有成功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感到難度很大。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人口很廣泛，覆蓋面太大，這么大量的人口里面有這樣一個矛盾，當你更多的想推進養老保障要素的時候，你就要企業負擔更大的負擔，企業就說，那我更少雇一點人吧。這就涉及到我們第四個體制，就業體制。

　　就業體制變了以后，市場型了。最近找工作變得非常困難。我們國家現在有多少勞動力？13億人口里大概有7億八千萬勞動力，哪個國家敢說我提供7億八千萬勞動力，沒有人敢說。所以你就能看到，這么大一個就業壓力，就有一個悖論，當你想把保障水平提的更高的時候，企業就感到我負擔更重，負擔不了。前一段我們在遼寧調查發現，當你更多的想提供保障時，就會出現企業不愿意雇傭更多的人，就使得更多的人失業，這樣就使更多的人貧困。

　　最后，我想總結一下，27年以來，鄧小平先生開創的改革是很偉大的，到今天我們在和諧和保障方面，大體的經驗教訓是什么。我非常簡單的總結一下：第一我們做到公平和效益的調節關系，當我們調節這個社會，我們更多強調效益時，公平方面就很難，當我們更多的突出公平的時候，效益方面又碰到難題。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特點。

　　我曾經寫了一篇論文，大家可以上網上看一下叫“丁字型社會結構”。我做了一個分析，做完以后發現，中國社會是一個什么特點，一個大“橫道”，一個大“豎道”，“橫道”是農村，“豎道”是中層階級，當毛澤東政策往下靠的時候，大家都變得比較貧窮，于是我們往上拉，這個時候覆蓋面出現很大問題，27年來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感到，恐怕我們要找一個中和點，中央現在精神也很正確，就是微調，不要做大幅度態度，逐漸找到均衡點，使得兩方面兼顧。

　　第二保障與和諧問題涉及到一個利益關系，我覺得核心是我們怎么樣在推進改革過程中，使得我們不至于出現利益太大損失的群體。中央提出要改革，使得全體居民分享改革成果，我覺得提得很好，即使是低收入者也應該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通過保障就是很重要的因素了。

　　第三，我感覺，我們要理解改革的長期性，即使是推進改革，說實在的面對一個13億人口，將來15億人口，這個保障必然是一個長期過程，很難在短時間內完成，所以我感覺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最后，小平同志當年提出的思想是對的，叫“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對于改革還是要再思考，我們只能說我們在做探索，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說，它的經驗是適合中國的，中國確實情況很特殊，我覺得我們未來，要在這個方面逐漸作出探索。

　　李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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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
 
鄭功成

?。ū尘百Y料：在“中國社會保障論壇首屆年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做了主題為“堅持科學發展觀，積極建立基本養老保險長效機制”的發言報告，全文如下：）

　　我想借這么一個機會，結合這個題目，從宏觀的角度談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社會保障改革只有走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好象這個話上午已經講過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在十年前完成的一本《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道路》，用50多萬字的篇幅論述這個問題，今天我不可能展開，我想從幾個要點來談談我的看法。什么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也哪些是需要堅持的。

　　首先我想在價值追求上。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獨特性，它決定了共同富裕是我們追求的根本目標，與過去用犧牲效率來換取公平會導致經濟失敗一樣,今天對效率的追求也不能以犧牲公平為代價。因此，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我認為要充分地體現出公平、正義、共享的核心價值觀，偏離了這樣一個目標，偏心了這樣的核心追求，就絕對不是中國特色的東西。

　　二是在制度結構上。我不談正式的基本保障制度怎么安排，我這里強調的就是我們家庭保障與集體保障的傳統不能丟，大家感興趣的是東亞地區家庭保障的問題。我受世界銀行行長的邀請到新加坡參加大會，我的演講最關注的就是中國家庭保障的問題。社會保障政策應當考慮與家庭政策有機結合起來。親友互助、鄰里互助、集體內部成員互助等等，均是中國可貴的傳統，均需要在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時加以考慮。如果丟棄了這種傳統，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的保障制度不是替代家庭保障，而是使家庭保障不斷地優化。

　　三是在發展道路上循序漸進的方式要堅持，但"漸進"絕對不是"慢進"甚至"不進"，而是要在穩妥有序改革的條件下加快改革、發展步伐。我非常贊同今天上午所講的一個觀點，就是我們社會保障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社會保障需求，是我們目前一個特殊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判斷，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客觀的判斷。一方面，以往的漸進改革已經造就了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格局，無論是城鄉分割、還是地區差距以及各項制度之間的不協調、各群體利益的不協調，均非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因此，中國漸進改革與漸進發展的大背景，決定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發展道路也需要堅持循序漸進。另一方面，基于中國相關社會問題的日益顯性化和經濟發展達到了較高的平臺這樣的客觀事實，循序漸進不僅要穩妥有序、避免失誤，而且要加快發展，因此，不能把"漸進"當作不發展社會保障與福利事業的理由，更不能因"漸進"而對社會保障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現實視而不見。如果將"漸進"等同于"慢進"或者"不進"，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就必然還需要走更長的路，并必然損害整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是在責任機制方面，政府承擔主導責任的傳統絕對不可能也不可以放棄。集權政治是中國的傳統特色，這種特色不僅是歷代掌權者的需要，也是中國人民長期養成的習慣，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與依賴也是中國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現行的政治架構也是行政主導模式，如果再加上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公共事務管理的行政主導取向，表明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更是只能堅持和維護政府主導。講這一層意思，是有人總是以所謂的國際潮流及所謂的市場化、社會化、私有化等觀點，來影響甚至排斥政府責任或者限制政府承擔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我認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無論怎樣改革，都不可能不是政府主導，這當然不僅是指主導立法，而且是財政主導、管理主導乃至于實施主導。在此，我要申明的是，強調政府主導不等于政府包辦，而是政府必須盡到自己的職責，解決國民后顧之憂并不斷增進國民福利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職責，同時也只有政府才真正具有這種能力、權力與資源。當然，在政府盡到主導責任的同時，我們確實需要利用社會機制、市場機制或者私人機制，但對這些機制的利用，一定不是為了減輕政府的責任，而是為了讓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得更好，讓全體國民的福利更有保障，讓社會保障制度更可持續。所以現在回顧起來，減輕政府責任的提法，我是不認同的。政府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個責任是重大的責任，是不可以減輕的。

　　五是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需要采取統分結合模式。我們國家（這里指大陸地區）既是統一并集權的國家，又是多民族且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要想建立全國高度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可能在50年內都有困難，而我國又并非聯邦制國家，也不是法制不統一的國家，中央政策的有效性是國家統一與安全的重要保證。如何解決制度無法完全統一的客觀困難與國家體制統一集權之間的沖突，我認為只能選擇統分結合的模式，即中央確立統一的制度框架、基本法制并具體負責有關社會保障事務（如軍人保障、基本養老保險等），并對這些事務實行垂直型管理，同時讓地方承擔起其他社會保障主導責任，中央政府亦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分擔一定的責任，但各項社會保障事務必須明確責任層級與主導者。

　　六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既需要遠看德國與北歐，更需要重視我們的亞洲近鄰發達國家---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韓國及我國的臺灣與香港地區，因為這些國家與地區的有些特色與我們國家具有相通性。在這里，我覺得美國既不是歐美發達國家仿效的榜樣，也不可能是中國仿效的榜樣。這是第一個方面的宏觀層面的觀點。

　　第二，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澄清若干誤區：

　　一是將高福利看成病態并不分對象地評論福利病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不科學的與不準確的。我也到過不少國家，至少我在福利國家不僅沒有看到病態，反而都 是健康的、有序的、和諧的、文明的。大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從來不崇洋的，但在福利國的問題上卻非常相信自己的觀察與判斷。我們的社會保障達不到這樣的高度是一回事，但否認福利社會則又是一回事。還有在抨擊所謂福利病時，也必須區分對象。就像對一個天天山珍海味的人，確實需要勸告其要注意節制飲食以免營養過剩導致富貴病或者肥胖癥，但對于一個還沒有擺脫貧困的人或者還未免除生存恐懼的人而言，需要提醒恰恰應當是加強營養以強健其身體，并需要為其增強營養而提供幫助。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也是如此，在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福利病至少在三十年內均是一個偽靶子，但它確實會誤導人們甚至影響政治決策。

　　二是高福利將帶來低增長并損害一國競爭力似乎是正確的，但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論調至少是不科學的與不準確的。因為我們看到，北歐國家不僅是高福利，也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國家。通過對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的發展實踐的考察，我認為經濟發展的好壞只能取決于經濟政策的好壞和經濟政策實施過程的好壞。社會保障的發展并不是經濟發展不良的替罪羊，不要將經濟政策失誤、決策失誤與管理者無能所造成的經濟停滯或衰退歸罪于社會保障的發展。中國近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態勢，恰恰證明了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發展及推進經濟改革的巨大功效。

　　三是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不能養懶漢似乎永遠是正確的，但絕對不能成為不發展社會保障和不增進國民福利的理由。我們在人大常委會討論立法的時候，大家心里已經接受一個現代的人民的立法觀點，就是寧愿暫時漏掉一個壞人，也絕對不要冤枉一個好人。我將這條文明法則移到社會保障領域就是，寧愿養一個懶漢或者少數懶漢，也不能讓多數人因缺乏社會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懼之中。對于懶漢現象，只能通過完善我們的制度并強化管理與監督機制，但千萬不能以此為由來否定社會保障制度的無量功德。

　　四是社會保障要講效率似乎永遠是正確的，因為任何制度都必須講效率，沒有效率的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制度，但從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出發，它的效率只能來自公平，應當是公平里面出效率，并且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講效率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加公平。因此，社會保障中的公平與效率關系是目標與手段的關系，社會保障領域講效率是有條件而不是無條件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系是千萬不能倒置的。

　　五是突出強調經濟因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似乎永遠是正確的，因為經濟基礎決定著社會保障水平，但從世界范圍考察并非如此。經濟因素只是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因素，在落后國家或者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經濟因素的影響雖然偏大，但依然不是唯一影響因素，對于發達國家或者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必然下降，因為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和人民福利需求增長都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在我們國家發展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的背景下，多考察一下影響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經濟因素，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特別重要的，千萬不能以所謂的經濟落后來對社會保障嚴重不足視而不見，更不能以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眼光，來看待今日中國之經濟發展與經濟實力。

　　六是強調循序漸進似乎是正確的，但依然采取城鄉分割分治的二元思維及政策取向，卻是有違科學發展與城鄉統籌原則的。這一點決定了我們應當更加突出地重視我在1997年就系統提出過的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總體設計問題，否則，以往因改革不到位或者偏離正確方向所帶來的失誤與缺陷將無法避免，應當在總結以往社會保障改革與體系建設中的成就與經驗的同時，以同等的態度與同樣的高度來重視總結以往的教訓與不足?，F階段的漸進，應當是在制度基本定型的基礎上的加速度漸進。

　　我想補充幾個觀點：

　　一我們要摒棄一些不好的特色或者傳統，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間，有那些不好的特色和傳統，就是城鄉分割、福利所得與勞動所得不平衡，這是影響我們不健康發展的不好的傳統。

　　第二禁止既得利益者剝奪他人的權利。

　　三堅守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與核心價值觀。不違背公平、正義共享的價值。

　　四防止國際慣例，讓政府主導。當然這不是政府包辦。利用市場機制、利用社會化，恰恰是為了增進社會保障的效率。

　　五是我們應該知道言必信，行必果。

綜上，中國社會保障改革的任務并未完成，改革的內容主要已經不是計劃體制下的問題，而是以往改革中的不足或缺漏，并非只是體制問題，同時還應包括結構調整、規模擴大、水平提升等方面。一套體系完整、制度健全、水平適度并有序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將是中國經濟、社會協調、和諧、持續發展的必要且重要的條件，也是滿足全體人民共享國家改革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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