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臨近，筆者帶著孩子回到了老家。孩子被街頭打糍粑的場景吸引，駐足觀看了一會兒。
現在的糍粑大多是食品工廠里機器壓制出來的，這種人工打糍粑已經消失多年，而今卻以街頭景觀的形式復活，對于現在的孩子們來講的確是稀罕事物。
筆者下時候每到小年前后，村里的壯漢們便要聚在一起。家家戶戶將提前泡好的糯米拿過來蒸熟倒在石窩中，四個人掄起石錘輪番打糍粑，旁邊還有一個壯漢不停地將石窩里的糍粑團翻面，最后將打好的糍粑團搬到八仙桌上，另一個壯漢用搟面杖將糍粑團搟薄切片。
整個過程全是力氣活，一般打一窩糍粑就要換一撥人，替換下來的人在一邊抽煙、拉家常，休息一會兒，等著下一窩糍粑。
村里的玩伴們每逢這時也是最開心的，蒸好的糯米舀上一碗、撒上白糖，就成了極好的美味。
人工打糍粑這種活兒一般都是一個自然村里十幾戶人合作完成的；類似的還有殺年豬，同樣需要幾戶人家合作完成。
對于我們這些小孩子來說，看見打糍粑、殺年豬，就知道要過年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年味”吧。
就在除夕前的這幾天，還有旱船隊、舞獅隊在村里的輪回表演。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最初兩三年，大隊的文宣隊還沒有解散，每到年關和重大節慶日都有表演任務?？h里國營的劇團、電影院也會在臘月送戲劇、送電影到農村，演出的地點就在還沒被分掉的小隊打谷場……
這些就是筆者對兒時“年味”的記憶。
后來，小隊的打谷場也被分掉，變成了稻田，筆者再沒見過縣里送下來的戲劇、電影；生產隊已經沒有了集體資產，文宣隊也解散了，外鄉人把旱船、舞獅當作了討飯的營生。
再再后來，村里的壯勞動力大都去到城市打工，村民之間聯系越來越淡，人工打糍粑、殺年豬的場景便也消失了，一同消失的便是“年味”……
關于“年味”消失的原因，大眾有很多解釋與討論，而對于筆者這樣的農村娃來講，“年味”消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集體經濟的解散，我們從原來的一整個大家庭變成了一個個支離破碎的小家庭。
而今，門對門相互不熟悉的甚至不認識的，不僅僅是城市居民樓里的居民，農村里除了打麻將、賭牌還能聚集起一點點人氣，整個農村到了年關也依然是死氣沉沉，家家戶戶都關起了門。兒時整個村里的小伙伴們聚在一起斗燈籠、放煙花的場景再也見不到了。
“年味”是一個傳統的事物，這是很多人的共識；然而，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卻是，而今人們關于“年味”的記憶全部來自三四十年前，而不是更久遠的舊社會。
筆者小時候曾經聽姥姥憶苦思甜，講我們這輩的孩子多么幸福，姥姥記憶深刻的是她小時候家里還要從別家借一盆豆腐，才勉強過了一個年。
在舊社會，富人有富人家的“年味”，窮人有窮人家的“年味”；富人的“年味”是幸福的，窮人的“年味”卻是苦澀的。魯四老爺、黃世仁家的“年味”，與祥林嫂、楊白勞家的“年味”能一樣嗎？而后者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在舊社會的“年味”。
1943年的春節，魯藝的學員和延安當地群眾一起，載歌載舞敲鑼打鼓，吹著嗩吶，推著擁軍小車，劃著旱船，扭著秧歌，來到了棗園給毛主席拜年，并演出了新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節目，毛主席也很高興地給前來的干部群眾拜年。
1943年春節魯藝演出《兄妹開荒》
1943年魯藝秧歌隊在延安演出，排頭者為后來創作出《我的祖國》《英雄贊歌》《讓我們蕩起雙槳》等經典作品的音樂家劉熾
到1944年春節，延安工廠、學校、部隊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個，上演了150多個節目。延安到處充滿了欣欣向榮的節日氛圍。
這樣的“年味”從延安逐漸傳遍到了整個解放區，再一直傳遞到新中國。在新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依托人民公社的經濟基礎，合作起來的勞動人民才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幸福的“年味”。
筆者聽父母講過70年代的春節，除了打糍粑、文宣隊演出這些筆者兒時見到的事物，還有大隊組織的“憶苦思甜會”。姥姥對我“憶苦思甜”大概便是從那時學來的，只是姥姥這一輩以及父母這一輩，對于“憶苦思甜”是很不理解的，否則也不會有后來單干的順利推行了。
人們懷念“年味”，懷念的其實是曾經的社會共同體帶給我們的集體主義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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