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將第二次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47任總統,而且很可能會成為美國史上權力最集中的總統。
相當多的中國網民似乎很樂見特朗普再次上臺:
有人認為,特朗普將會帶領美國重回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開罪它的傳統盟友,這將為中國在國際舞臺爭奪話語權和影響力提供空間;
有人認為,奉行現實主義的特朗普更注重經濟利益,他只會進一步勒索臺灣、強迫臺灣產業向美轉移,甚至會放棄臺灣,這將為大陸收臺提供契機;
有人認為,特朗普再次上臺后,將會進一步加緊對中國的高新產業遏制,實行高關稅政策,這將迫使中國進一步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買辦勢力將進一步失勢;
還有人認為,特朗普鄙視美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正確”,會放棄“遠程養殖”、斷掉國內親美派的“狗糧”……
這些想法不是說完全不切實際,但至少很多是一廂情愿。
別忘了:鼓勵美臺官員互訪的“臺灣旅行法”是上一任特朗普政府簽訂的;利用香港問題妄圖搞亂中國同樣是上一任特朗普政府干的;特朗普2024年選定的新幕僚團隊幾乎是清一色的極端右翼反華人士所組成的;而特朗普欽定的“副手”萬斯在被宣布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前,就曾公開宣稱:“應該與中國開戰!”
美國的具體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影子政府”控制的外交關系委員會、三邊委員會、中情局等機構把控的,直接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核心利益服務,在人員結構、政策延續方面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并不會因為換一個美國總統就發生急劇的變化。
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美國總統”更像是一個“提線木偶”的角色。所以,與特朗普與哈里斯哪個人能夠贏得美國大選相比,筆者更關心的是導致美國大選結果的深層次原因。換句話說就是:特朗普為什么能贏?
在美國,從最底層的移民、左翼人士,到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很多人其實都很討厭特朗普。桑德斯公開呼吁左翼要投票給哈里斯以全力阻止特朗普重新上臺,哪怕他也厭惡民主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屠殺、不喜歡哈里斯;即便是與特朗普外交政策主張相近的米爾斯海默同樣十分厭惡特朗普(他們都主張停止俄烏戰爭、改善對俄關系,集中力量對付中國,只是米爾斯海默奉行的是“以自由主義之名,行現實主義之實”,而特朗普則是“以現實主義之名,行現實主義之實”),米爾斯海默不止一次公開抨擊特朗普愚蠢,指責特朗普天天撒謊,此次大選之前,他直接表示不會投特朗普,但也不會投哈里斯。
吊詭的是,很多討厭特朗普的人,最終卻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包括一些美國左翼人士也沒有聽從桑德斯的號召而是投了特朗普。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馬斯克代表的新貴勢力在最后關頭對特朗普的助攻是一個因素,有人調侃說民主黨把馬斯克的“兒子變成了女兒”,這讓馬斯克對民主黨懷恨在心,轉而選擇他原本交惡的特朗普,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內斗,是“新貴”與“舊貴”之間的矛盾所致。
不過,人們的調侃也的確是不可忽視的。民主黨為了轉移美國國內的階級矛盾,肆意操弄“身份政治”,一個又一個身份“標簽”讓民眾眼花繚亂,表面上在營造多元化、包容,實際上卻造成了美國底層社會無休止、無意義的撕裂與內斗,無暇思考究竟是誰造成了美國民眾的“貧窮”。越來越多的美國底層民眾已經開始反感甚至厭惡民主黨的所作所為。
特朗普欽定的副手“萬斯”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在競選辯論過程中的神勇表現,可以說是幫助特朗普打贏了很多逆風盤。
萬斯從特朗普的反對者變成特朗普的得力助手,在這個過程中,萬斯個人對特朗普勝選的因素反而是次要,其背后折射出來的美國社會思潮才是主要的。
2016年,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的第二天,萬斯的著作《鄉下人的悲歌》突然沖上亞馬遜銷售總榜第一名,《紐約時報》等媒體對這本書的推薦語是:“讀懂特朗普為什么能贏”。
《鄉下人的悲歌》以萬斯的親身經歷,描述了鐵銹地帶特別是伊利諾伊州和俄亥俄州工人階級的艱難生活。上世紀70年代,隨著資本全球化的推進,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為了謀求更廣闊的全球市場,也為了尋找更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提供地,開始大規模對外轉移制造業。新興市場對美國五大湖流域的傳統制造業構成了強勁的競爭力,工廠開始大面積“生銹”,工人開始大批失業,人口大量外遷。
萬斯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邊遠落后的小鎮,是典型的鐵銹地帶“下崗工人二代”。他的母親在高中時意外懷上了他,他小時候幾乎沒有接觸過他的親生父親,萬斯的繼父們如其他的失業白人一樣,領著政府救濟,成天罵罵咧咧拒絕工作,酗酒度日;醉酒之后打老婆罵孩子,最后拋妻棄子。
與絕大多數只能困頓于美國社會底層的白人青年不同的是,萬斯靠著個人奮斗成了少數逃脫階層固化宿命、實現“階層躍遷”的幸運兒。
盡管《鄉下人的悲歌》一書對鐵銹帶的社會現象描述非常真切,但作者的反思卻非常粗淺。該書絕大部分文字都只是在描述鐵銹帶表象,卻沒有深入思考“生銹”的原因,不過是在用統治階級灌輸給他的美國夢和成功學濾鏡,帶著鄙夷的眼光審視那些鐵銹帶的底層白人們。萬斯與其他的雞湯作家一樣,不去譴責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搞起了受害者有罪論,譴責起了美國的底層工人,認為是他們自己不愿意奮斗。
接受“美國夢”洗禮的萬斯,在特朗普當選時,一度還是特朗普的堅定反對者,稱特朗普是“美國的希特勒”和“文化海洛因”。
然而,當他準備涉足政壇時,很快發現支持特朗普的主張才是自己這樣一個“政治素人”快速升遷的正確選擇。
從2018年起,萬斯開始公開支持特朗普,稱特朗普是“美國少數幾個認識到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肯塔基州東部等大片地區存在挫敗感的政治領導人之一”,全面支持特朗普的外交、貿易及限制移民等保守主義政策,鼓吹“美國優先”,將美國底層白人遭遇的苦難怪罪于其他國度的工人階級以及充當廉價勞動力的新移民。
萬斯的這種轉變和選擇,代表了鐵銹地帶的落后工人的普遍選擇。失去了傳統左翼革命力量的領導,他們不去試圖消滅導致自身貧困的資本主義制度,反而寄希望于通過帝國主義爭霸的手段恢復他們在全球工人階級中的“貴族”地位。于是,他們共同將鼓吹排外和種族主義的特朗普兩次推上了總統寶座。
所以,并不是如特朗普的政敵所鼓吹的特朗普的上臺撕裂了美國社會,而是已經撕裂了的美國社會將特朗普式的人物推上了臺。
美國社會的撕裂是美國主導的資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走向末路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對外表現為全球性的兩極分化以及發展不均衡(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難以為繼;對內則表現為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一枝獨秀和實體產業的衰落,進而造成債臺不斷高筑、貧富分化日益嚴重、普遍的失業以及底層基本生存危機,傳統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徹底喪失對中下層勞動者的代表性。
2008年的金融海嘯,徹底刺激起了美國底層社會的覺醒和抗爭,由此催生了左翼力量和極右翼力量在民間的崛起;前者表達為“占領華爾街”運動,后者表達為“茶黨”運動,代表兩翼力量的桑德斯和特朗普這樣的邊緣人物同時被推上了政治舞臺;前者代表了通過劫富濟貧式(對富人征稅保障窮人生存權)的經濟斗爭化解矛盾的左翼路線,后者代表了一面通過貿易戰、產業回流、挑起種族對立、打擊移民對外轉嫁矛盾,一面對富人減稅的右翼路線。
與共和黨高層全力支持特朗普不同的是,民主黨高層卻在拼命壓制桑德斯的崛起。桑德斯本人也一再地選擇向民主黨妥協,甚至為了阻止特朗普,不惜選擇機會主義路線,號召左翼力量去支持希拉里、拜登、哈里斯這樣的壟斷資產階級代理人,從而造成左翼力量的不斷分化瓦解、失望和離開。
而作為傳統左翼的遺產,早已變修的美國共產黨徹底投靠了民主黨,相當多失望了的美共成員,轉而投身特朗普鼓吹的MAGA運動,他們認為那里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美國的資產階級壓制桑德斯這樣的左翼力量,是由他們的階級本能決定的,哪怕是桑德斯這樣的最溫和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其所主張的經濟斗爭也觸動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間左翼力量被壓制的結果,就只能是民間右翼力量和右翼思潮無法阻擋的崛起,這是特朗普能夠兩次上臺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疫情初期的糟糕表現,拜登在4年前甚至不能阻擋特朗普的連任。而拜登上臺后,除了在醫保、移民等問題上有所“回調”,在貿易戰等問題上則完全延續了特朗普的路線;民主黨操弄“政治正確”物極必反的結果,反而進一步促成了美國右翼的團結和美國社會其他民間勢力向特朗普的投靠。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其實是樂于見到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力量的崛起,其通過種族主義和排外傾向所鼓動起來的基于中下層群體,立即可以成為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對外轉嫁矛盾甚至發動戰爭的“群眾基礎(炮灰),助力美國實現法西斯蛻變。
可以想見的是,面對無法克服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特朗普所鼓吹的產業回流和高關稅壁壘,根本無力化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而且重建產業鏈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
今年7月,萬斯被宣布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特朗普一旦在11月大選中獲勝,就會與俄羅斯展開談判,結束烏克蘭沖突,預防核威脅,同時讓美國集中精力處理現實問題,那就是對付中國。
盡管特朗普在選前承諾,他自己不會在任內發動戰爭,但他也說,美中若真的開戰,“美國會打敗中國”。
如果特朗普兌現了停止俄烏戰爭和巴以沖突、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的承諾,那么等待中國的恐怕就不僅僅是更嚴厲的產業遏制和貿易戰爭了。畢竟,戰爭才是壟斷資產階級在面臨嚴重經濟危機時的最后手段;而躍躍欲試的賴清德,隨時可以替美國制造一個充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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