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萍事件鬧劇至此，可以一覽其本質：所謂“寒門出天才”，不過是官媒們熱衷炒作、甚至不惜屢屢用力過猛違背事物發展規律也要哄抬流量的慣常戲碼，真正的邏輯內核也不過是以“胡錫進式維穩話術”用來遮蔽階層固化和貧富差距下普通家庭的競爭困境。

　　昨天今天明天，依舊會有千千萬萬個被搬上熱搜又神不知鬼不覺得被撤去熱度的“姜萍”們……因而“姜萍事件”，并無多少稀奇。

　　但是，拋卻聞風駛舵的一眾官媒和利益熏心的參賽師生，這樁鬧劇還有一個不應該被忽視的主角：主辦方阿里巴巴集團。

　　阿里——準確的說是阿里全球數學競賽的創辦人馬云，為什么自2018年開始（他宣布“退休”的節點）以400萬天價的“獎金”為誘餌，搞這么一個數學人才選拔大賽？

　　1

　　阿里數賽的最大“魅力”在于其零基礎的功能，使得參賽選手的背景豐富多彩。不僅有數學專業的學生，還有外賣小哥、公務員、醫生等各行各業的數學愛好者。

　　之所以如此“接地氣”，是因為阿里急需數學相關人才。

　　與人們熟悉的國內與外主流數學競賽相比，阿里數賽的最大特點在于其開放性，面向所有權開放，這使得它成為了一場鍛煉的數學盛事。

　　且該競賽的成績不與升學等功利目的掛鉤，命題限制較小，為參賽者提供了一個所謂“純粹的數學交流平臺”。

　　而談及阿里數賽背后的推手——達摩院，就更能讓人一窺其中奧妙。

　　2017年10月11日，阿里巴巴云棲大會在杭州開幕，阿里宣布成立全球研究院阿里巴巴達摩院，三年計劃投資千億元。

　　目前，達摩院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達摩院推出了全球首款RISC-V神經架構網絡處理器芯片“含光800”；在量子計算領域，與浙江大學合作實現了全球首個超越百量子比特的超導量子模擬器；此外，達摩院還成功實現了基于DNA存儲的壓縮圖像系統、多語種互譯的機器翻譯系統“阿里小蜜”、城市治理平臺“城市大腦”、數字農業平臺“阿里云農場”以及山谷系統等。

　　這背后，均是廣闊又“饑渴”的人才需求。

　　同時，在這次姜萍事件中，浙江大學的身影非常突出。

　　事后來看，或許是一出“狐貍尾巴沒藏住”。

　　在杭州，幾乎不會有人對浙大與阿里這對“學商雙巨頭”的合作能量感到陌生，關于學閥與財閥之間的特權勾連、利益助推、政商交織也算是在本次輿論鬧劇中浮出水面。

　　阿里數賽評委

　　以競賽之名網羅全球人才，通過商學合作勾兌“鍍金”，進而將廣泛的人才群體投送進封閉的資本圈層中，這可能應當是姜萍事件背后最值得去挖掘的財閥故事。

　　為什么會質疑資本對教育領域的滲透？

　　因為就事實而論，馬云和他的商業帝國早已將觸手沾染進教育版圖，這種對沖國家人才儲備的“競爭局面”早非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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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半前，在境外活動近一年的馬云回國，輿論一片沸騰；該動向兩天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2023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宣布：

　　國家網信辦準備開展“清朗·優化營商網絡環境 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專項行動，聚焦網上破壞營商環境的典型問題、突出問題，開展集中專項治理，完善長效工作機制。

　　歷經三年峰回路轉，風向變動不言自明。

　　這是自2022年5月以來馬云首次在國內公開亮相，在此期間，馬云在境外去了歐洲、亞洲、澳洲共計八個國家和地區。

　　從其活動跡象來看，農業似乎將是他接下來重點發力的領域，在西班牙、荷蘭和日本，農業和養殖業都是其花費大量時間考察的行業。

　　這是一個微妙的信號：繼支付、信貸、物流和新聞傳媒之后，馬云要進軍又一個關乎國計民生安全的大業，其回國后的投資動向值得關注。

　　也正是馬云回國落定后，阿里巴巴集團立刻啟動了史上最大規模組織架構改革，宣布設立六大業務集團，子業務未來可以獨立融資乃至上市募股，諸子公司不再對張勇進行匯報而對各自董事會匯報。

　　這是繼去年年初阿里與馬云進行金融切割之后做出的又一風險規避改革，在確保集團不被拆分的前提下穩定各子業務的現金流與獨立性——同時，也是給馬云的“再創業”上了一份保險。

　　無論馬云日后如何，阿里巴巴集團不會受其所累、為其波及，在去年1月杭州市委班子視察阿里的過程中也傳遞表達了“穩阿里”的保證意愿。

　　推薦閱讀：阿里剝離螞蟻，螞蟻剝離馬云（閱讀請加VX：ozjx789通過后直接要即可；加過別的號的同志無需再加，直接私信要）

　　這等于是給馬云回國后的動作松開了枷鎖。

　　農業暫且不談，候其此后舉動；我今天主要想談一個已經被馬云染指多年的、同樣為國之大業的領域：教育。

　　去年春天馬云回國的消息首先由網友在路上拍攝到，但真正的官宣是由公眾號“云谷教育”發表的文章《馬云來云谷學校，和校園長討論了未來教育》向國內宣布，該文章還配了馬云在校園內的照片和視頻。

　　這家“云谷學校”，被人們忽視了，但實則大有文章。

　　該校是八年前由馬云本人倡導、阿里合伙人出資創建的民辦國際學校，設有上百個班級，覆蓋從幼兒、小學到初高中的學習階段，學制為十五年，2017年開始招收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學生。

　　看起來這只是一家普通的私立國際學校，但實際上這所云谷學校的收費極為昂貴，入學門檻不低。

　　根據該校2021年發布的招生簡章顯示，初中部學費為每學期7.4萬元，高中部為10萬元；寄宿費為每學期1.5萬元。其內部裝修條件也遠勝許多知名國際學校，宿舍為四人間，均配有獨立衛生間、淋浴間。

　　這樣的價碼標準已經勸退了八成以上的中國普通家庭，并且想入學云谷學校的孩子，英語程度需達到CEFR B1及以上水平，這更是篩去了國內絕大部分的孩子。

　　馬云創辦的這家妥妥的“精英貴族學校”，與其說在教育孩子，不如說他其實是在對「家庭」進行精挑細選。

　　云谷學校采用自主招生，通過“家庭面談”，校方會關注“家庭教育理念與云谷學校理念是否一致”，云谷幼兒園的園長和老師還會對希望入園的家庭進行一戶戶的調研走訪，要求父母雙方必須參加。

　　根據云谷自己的宣傳，調研會側重“家庭的教育模式、親子關系及未來的家庭規劃”。

　　不難看出，云谷學校對入學的家庭——主要就是家長，有著嚴苛的要求。其校內甚至開設了一所“家長學堂”，每個月幾乎都開課，所謂“讀書會、專家講座、線下沙龍”均很高頻。

　　云谷學校自己的口號是“父母好好學習，孩子天天向上”，但是很顯然，這些所謂的“讀書會”等家長活動，與其名曰“活動”，不如說是一群占有相當體量社會資源、在各領域頗有建樹的成年夫妻，借助馬云云谷學校的平臺而進行的人脈聯誼會。

　　這里全部都是精英家庭，如果家庭與家庭之間能夠在馬云打造的這個貴族伊甸園內再結一個“娃娃親”，則更確保了下一代的資源共享、利益置換以及階級的永不降級。

　　更重要的是，他們全部被籠絡吸納到馬云的棋盤中，以教育的名義，披著親子的外皮，為馬云所掌控。

　　這很難不讓人想起《狂飆》中高啟強創辦的幼兒園。

　　而就在同一時期，馬云通過視頻連線，密切“關注”著去年的阿里巴巴全球數學競賽......

　　3

　　馬云曾有表示：

　　云谷學校希望做一所創新型和探索型的學校，立足中國、著眼全球，探索培養面向未來的孩子。

　　而他的云谷學校也確實踐行著他的理念，公然地宣城“培養地球公民”：

　　地球公民，即世界公民，一群沒有祖國認同和民族認同的全球化精英，我曾在微博就高考問題有過簡單評述：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大多數普通中國家庭的孩子還在拼命內卷的刷題、一天只能睡五個小時的戴著“小鎮做題家”的重帽渴望改變命運時，在馬云的云谷學校里，精英們的子女早已操著一口流利的英文，時而探討哲學，時而評論政治，時而享受音樂，時而練習馬術，時而品鑒各種口味的紅酒，時而研磨不同構圖的攝影……

　　他們早已、也必然永遠在上游。

　　來看看馬云的原話：

　　在云谷，課程上，音樂、美術和體育是必修課。

　　音樂是通靈魂的，開啟智慧的，我們不僅教孩子唱歌，還要讓孩子懂得欣賞音樂的魅力；美術是培養想象力的，畫得多好不重要，關鍵要培養孩子對于畫畫的興趣；體育是培養孩子們競爭意識和團隊精神的，競爭說的是在賽場上，你總有一天比不過人家，你將面對失敗，失敗以后再來調整自己、提高自己。什么叫團隊？打籃球的時候，我的球永遠不傳給別人，人家以后還會跟你玩嗎？這時孩子就會明白“我必須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團隊活動、群體運動很重要，我希望這個學校培養孩子的是“團隊意識、個人價值”，我們要培養孩子懂得去做最好的自己，成為真正的自己，這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讓孩子實現個人價值，讓孩子意識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價值。

　　通俗來說，馬云的云谷學校，正是一所培養“谷愛凌們”的貴族學校，他們生來就是「世界公民」。

　　什么是「谷愛凌」，她代表了一種什么樣的家庭產物？

　　谷愛凌的滑雪運動員生涯金光滿滿，9歲時已經橫掃全美少年組冠軍，13歲第一次參加成人項目就拿了第一，15歲時登上國際雪聯年度積分榜榜首，17歲時已擁有超過六十枚獎牌，僅在2021-2022賽季世界杯上就獲得6金2銀1銅共9枚獎牌的輝煌戰績。

　　如云谷學子一般，她愛好廣泛，除了滑雪，還會鋼琴、馬術、芭蕾，早年因為喜歡跑步差點跑成田徑運動員（參加越野跑曾拿到了舊金山第二名的好成績）。

　　同時，她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學霸，以1580分的SAT（美國高中生大學入學考試，滿分1600分）成績被斯坦福大學錄取。

　　同時之同時，她還涉足時尚界，早已成為眾多時尚品牌和刊物的寵兒（蒂芙尼、IWC萬國表、雅詩蘭黛均是她的金主）。

　　那么，她的成功密碼在哪里？

　　我不是為了拿奧運獎牌而滑雪，也不是為了考上斯坦福而學習，我這么做是因為我喜歡，順便贏幾場，而贏又讓我更喜歡去做。

　　試問，這樣的天生“贏家任性”，世間幾位普羅大眾能夠擁有？

　　“一代涉政，二代經商，三代從藝”，這句話放置在谷愛凌家族身上可謂信哉斯言。

　　如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話：

　　我們必須研究政治和戰爭，那么我的兒子們也許才會擁有研究哲學、地理學、商業、農業的自由，以便再給他們的孩子研究繪畫、詩歌、音樂、建筑、雕塑的權利。

　　谷愛凌的外婆馮國珍，1955年畢業于交通大學電力工程系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

　　之后從政，最高官職曾任新中國交通運輸部體改司高級工程師，外公同樣是名校畢業。

　　而谷愛凌的母親谷燕，更是在國際資本界能量磅礴，堪稱女兒人生最重要的風投人。

　　馬云創辦云谷學校，正是要吸納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家長、這樣的孩子。

　　這里不會教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不會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這里的孩子屬于這個世界——如谷愛凌所語：

　　我在中國我就是中國人，我在美國我就是美國人。

　　谷愛凌們以及云谷學校的孩子們，包括他們的家庭，都代表著這個世界的一種「真相」：在這個星球上，特別是在西方經歷過兩次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與一次蘇東劇變之后，早已孕育出一個陣線嚴明、實力卓群的「前1%人口」。

　　這個世界的所有權力、資源、聲音、秘密，都被掌握在這「1%」的人手中，剩下的99%的人——比如我們，才是真正的普通人。

　　看到這篇文章的大多數人，你們此生、包括你們的孩子都不可能成為下一個谷愛凌，也都大概率很難進入云谷學校等貴族學校。

　　作為一群80%以上老師都能夠對孩子進行雙語教學的精英學堂，云谷學校曾有宣稱：

　　拒絕以傳統填鴨式教學把孩子培養成“考試機器”， 希望每個孩子都有一輩子想干的事，有想一直努力下去的方向，有健康的身心和體魄，放大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質，放眼世界，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路——所以它致力于實踐「素養導向」的教育。

　　然而，這樣的愿景毫無疑問對于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孩子是遙不可及的夢，誰也不想擁抱“填鴨式教學”，但小鎮做題家的命運誰也逃不開。

　　馬云從前有過一段演講：

　　有一所美國中學，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挺厲害。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必須養一匹馬，學校里面兩百多個學生就有兩百多匹馬。

　　我很奇怪學校為什么要學生養馬，因此在洛杉磯的時候，我專門去拜訪這所學校，我問校長：“為什么學生都要去養馬？”校長說：“Jack，你知道狗和馬的區別是什么？狗是來討好人的，而馬是你要討好它的，你不喂它，你不帶它溜步，你不給它刷身體，馬是不會順從你的。”

　　校長用這樣的方式培養孩子的服務意識，培養孩子改變自己、適應社會環境的意識，讓孩子懂得如何和外界、和各種各樣的人交流。

　　我想告訴現在報名云谷的家長，我們這兒沒有高考指揮棒和升學率，我們的孩子估計很難考國內的重點初中，也很難考重點高中。但是，我希望云谷的孩子升入高中以后，經過三年的學習和積淀，在選擇大學的時候不是為了升學、就業去選擇大學，而是遵循自己的內心、按自身的興趣和專長，放眼世界去挑選大學。當然，我也希望我們的孩子能進入哈佛、斯坦福、牛津這樣的世界名校深造。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

　　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只。

　　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

　　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4

　　資本涉足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資本的統治與增值服務。

　　1980年，美國駐華大使館聯合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大使館，共同建立了北京順義國際學校。

　　這也是中國第一所完全采用國外教學體系和管理體系的國際學校，當時該校只接收使館人員子女。

　　國際學校并非是改開的產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館學校，之后還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國際學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學國際學生部。

　　但是這三所國際學校采用的均是我國的教育體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語言教學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學內容。這和后來的國際學校從本質定義上有很大差別。

　　整個80年代，我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節奏下悄咪咪誕生了6所國際學校，其中5所為外籍子女學校，以及1個公立學校國際部。

　　客觀說，那個時期中國教育的國際化、差異化還不算太過明顯，國際學校主要是解決使館工作人員子女以及在經濟快速發展地區工作的外籍人員子女的學習問題。

　　但是進入90年代，隨著國門進一步洞開、外企涌入，同時某些“先富起來的人”走上前臺，國際學校的數量與性質開始出現了根本性的巨變。

　　類似上海中學國際部、北師大附中、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中、廣州碧桂園學校、大連楓葉國際學校等學校，其“貴族”“奢華”的味道逐漸濃郁。

　　后進入21世紀，就更不必說了，以人大附中國際班、北京四中國際部、北京十一中學國際班、上海市民辦協和雙語學校、蘇州德威英國國際學校、天津惠靈頓國際學校等為橋頭堡，“貴族學校”已經不再成為諱莫如深的詞匯，而是一種堂而皇之的廣告語、品牌形象。

　　網絡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書記，也不如北京的一個街道辦主任牛掰?？纯慈思页閷侠锒嗌購堎F族幼兒園、貴族中小學的條子吧。

　　80年代“學區分”、“就近上學”的概念出現，這是對1978年《關于辦好一批重點中小學試行方案》和1983年《關于進一步提高普通中學教育質量的幾點意見》的指導精神的呼應。

　　尤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確提出：

　　以后要在重點中小學建設長期規劃上，形成‘小金字塔’結構……

　　步入21世紀，「學區房」橫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這樣一段話：

　　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

　　將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驅逐出課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個階級驅逐出越來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鋼筋大城市……

　　正如我們看到的，以上海華二初中、蘭生復旦中學等為標志的飄散著金錢味道的學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張膽地“勸退”上不起貴族學校的“低質量家庭”……

　　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偉宜在2016年時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獲得的階層差異狀況分析：1982-2010-基于我國7所重點大學的實證調查》，其中鮮明指出：

　　2000年之前，階層間輩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擴大，在2000年達到了43.6倍，即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階層子女入讀重點大學的機會是農民階層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階層間輩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為30.1倍，即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階層子女入讀重點大學的機會是工人階層子女的30.1倍。

　　而重點大學中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階層子女比例的減少，一定程度上不過是因為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出國，而并不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1975年第11期《紅旗》雜志曾刊文章《請看蘇修的新玩意》，我摘錄部分如下：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

　　這里，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墻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么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

　　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

　　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

　　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學校”之類。

　　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

　　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么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

　　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么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么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

　　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鉆進了高等學校。

　　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實，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5

　　馬云打教育領域的主意不是一天兩天了。

　　一方面教育是最能掩人耳目、看似人畜無害的綠色產業，另一方面教育又確實是最能籠絡資源的磁吸大旗。

　　不論是商優則仕還是商優則文，中國的資本家總是愛千方百計地給自己涂抹各種人體彩繪，粉飾和藏匿起刺鼻的銅臭，以期能夠擺脫某些注視和關懷。

　　正像馬云總是給自己冠以“馬老師”，丁磊不喜歡別人喊自己“丁老板”，許家印同樣不愛人稱“許總”而更鐘情別人叫自己“許教授”……

　　早在2006年初，馬云捐資一百萬，依托母校杭州師范大學，啟動了“杭師大中國新農村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2015年4月，馬云又向母校捐獻一億元，設立了“杭州師范大學馬云教育基金”。

　　半年后，馬云公益基金會正式啟動“馬云鄉村教師獎”，每年選拔出百名老師，給予每位獲獎老師十萬元的獎金和培訓發展機會。

　　次年6月，馬云宣布拿出兩億，成立鄉村校長獎，以此表彰那些“躬耕于鄉野的教育者”。

　　此后馬云還在學生時代就造訪過的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設立兩千萬美元獎學金，協助該校學生掌握全球化發展所需的領導才能。

　　最令人側目的，無疑是2015年馬云聯手柳傳志等泰山會成員創立了湖畔大學，專注于培養“擁有新商業文明時代企業家精神的新一代企業家”。

　　我為什么反對資本涌入教育，因為資本的涉足必然會導致教育的兩極分化，恰如資本主義必須要求保有一部分「失業人口」、以給予有工作機會的人以“壓迫感”、從而達到剝削的目的那般，資本控制下的教育產業也必然會要求必須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讓陷入恐懼和焦慮的學生們為了成為所謂「優等生」而紛紛戴上防彈玻璃一樣厚的眼睛、吃飯上廁所時都要看書背書、個個成為做題家——甚至，成為做題家的他們還要在根本不可能依靠做題來改變人生的困境里，因“做題家”的身份還遭到四字男孩們、官媒們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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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以蘇俄為例。

　　在1917年之前 ，俄國的學校是地主豪紳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鮮明的等級性、階級性、宗教性 ，國民教育管理體制松散混亂。

　　是十月革命 、準確的說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和蘇維埃國家教育委員會通過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關于國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員部關于將教育和教養事業從宗教部門移交移交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管理的決定》，第一次將受教育的權力下放到底層的工農階級。

　　包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民教育事業組織條例 》、《俄羅斯各民族人民的權利宣言》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會和地主們對學校的影響 ，快速推動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教育開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維的沖擊。

　　如1964年8月，蘇聯通過了《改變兼施生產教學 的勞動綜合技術普通中學的學習期限的決定》，把建立在八年制學?；A上的中學的學習年限，由三年改為兩年；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又強調“要把提高專家培養質量當做頭等任務”。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執行什么樣的路線，就會決定了學校成為哪個階級專政的工具。

　　蘇聯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徹底改造蘇聯教育”的理念趨勢下，大批資本瘋狂涌入原本屬于蘇維埃國家機器管轄的教育領域。

　　資本家們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發展”這些從字面上看合理先進、但實際上是在強化蘇聯新生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列寧早在1917年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就曾指出：

　　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可是在“改革”的春風吹拂下，連《真理報》也開始對資本趨炎附勢，專門以《深刻的知識是進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證》為題發表文章，聲稱：

　　招收生產工人的結果不僅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造成驚人的淘汰率，而且實際上等于拒絕有才能的青年入學。

　　可見利益集團鼓吹的“知識仲裁”，正是以“知識”、“分數”的自由競爭為幌子，給特權階層子女大開方便之門，而把底層勞動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學校之外。

　　恩格斯過往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

　　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蘇聯后期，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有強勢的父母作為后盾，不僅可以上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還可以聘請家庭教師。

　　據《文學報》透露，在列寧格勒的調查表明，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

　　這種私人授課，一小時要索取5～10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個盧布的工農群眾只能望洋興嘆。

　　至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占到了46%。

　　這正表明：高等學校已經變成了進入特權階層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知識”，變成了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

　　這一點，連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國《蘇聯教育中的政治》一書就指出：

　　這種“設立特權階級的學校”，是蘇聯“特殊階級明顯地企圖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眾孩子分開”，“把有特權目的的學校轉變為社會分化的學校”。

　　到了1988年，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已經誕生了第一批由寡頭投資的私立學校，這完全違背了蘇聯部長會議頒布的第1468號法令。

　　但是在蘇聯當時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人或媒體，對其提出異議。

　　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更是直接“攤牌了、不裝了”：1991年初通過了《企業活動法》，聲稱“開辦公司、股份公司和私營企業的任務之一是為滿足社會需要提供服務，而教育活動是為國民服務的重要形式之一，理應包括其中，可以和私營商業機構一樣注冊。”

　　1991年5月，蘇聯中央政府和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政府，幾乎同時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門遞交的有關私人辦學的議案。

　　蘇聯部長會議做出的《私立學校組織程序與功能》，尚帶有一絲蘇維埃的味道，比如私人辦學必須在當地政府監管下開辦等嚴格條款。

　　但是俄羅斯方面制作的《關于俄羅斯私立教育機構組織程序及功能臨時條例》，則完全是另一個立場。它允許資本自由辦學，還規定各級黨委嚴禁干預學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學內容設計。

　　兩個月后，葉利欽當選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其發布的第一號總統令就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發展的緊急措施》，緊隨而來的，就是一大批非國立教育機構的拔地而起……

　　跋

　　大衛·哈維曾經批判過頂層富人普遍樂于大量捐款給名校、將資本投入到教育這個“一本萬利、包賺不賠”的領域中，然后再促使這些名校在招生時設置“精英化壁壘”。

　　為此，哈維發明了一個詞：“慈善殖民主義”。

　　恩格斯更是直言了當地批判過：

　　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其實你們還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應得的百分之一），好像這就對無產者有了什么好處似的。

　　1958年，毛主席提出：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同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可做本文的收尾：

　　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為了實現這一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沒有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教育是不能設想的。

　　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很好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的殘余服務，為建設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和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服務。

　　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面發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的、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人，而不是舊社會的只專不紅，脫離生產勞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黨所提出的“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口號，就正確地解釋了“全面發展”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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