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130年前,在湖南韶山沖的一個農民家庭誕生了一個男孩,名喚毛澤東。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大有作為。直到現在,關于他的一言一行依然廣為流傳,影響著整個世界。
值此毛主席誕辰130周年之際,特寫下此文,以表紀念。
正文
我的自述
在我上高中之前,我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學習刻苦、不愛搗蛋、內向靦腆,會因為一次小測驗的小失誤嚎啕大哭;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甚至當老師課上出現很嚴重的問題,我都會向著他正確的那方面想;是同學眼中的“學霸”,除了同桌基本沒什么社交,整天扎在書堆里,上廁所都是半跑姿態,以至于,我當時覺得任何娛樂消遣都是極度罪惡的。那時候的我便是家長們口中所說的“別人家的孩子”。
這種狀態,大概持續到了初三畢業的那個假期。
初三畢業后,我去外地參加了某私立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試,考上入學并拿到了獎學金。未曾想,這卻成了我整個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論教學水平,該高中自排全省前三,多次誕生省狀元;論學費和其他開銷,也不枉外界對他稱呼“貴族學校”。由此,里面的學生大概就分為這三類:
成績拔尖
成績一般但家里有礦
成績優異并且家里有礦。據我觀察,該學校內第三類學生占多數。
成績好+家里有錢,雙BUFF的疊加,導致那些學生有股十足的傲氣,整天炫耀著奢靡的生活。從小鄉鎮走出來的我顯得如此格格不入,自己由于穿著相較樸素,還遭遇了一些同學的冷眼和嘲諷。
在學校,班主任一邊在班會上口頭教育我們要尊重勞動人民,另一邊又以所謂“心靈雞湯”的方式鼓勵我們往上爬,并諷刺道“不好好讀書你們以后就只配進廠去打工”。
但父母總會跟我講:“**畢業就好了”、“等你**就輕松了”。那時候的我依然期望,同所有小鎮里面的窮孩子一樣期望,在日復一日機器般的學習之下,通過努力,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考試,通過一層又一層的關卡,去改變自己的命運,欺騙自己這樣就能和那些天之驕子們平等的站在一起。
然而班里當時的“富哥”輕飄飄地說了一句——“窮人就是該死。”
我過去的世界觀徹底崩塌了......
因為痛苦和不適,自卑的我只想逃避這些鐵一般森嚴的價值觀和規則,去尋找一個讓我感到舒適的、熟悉的話語體系。在互聯網上我找到了一個身份——網左。
那時的我會整天停留于網絡,尋求和我一樣的人“抱團取暖”,喊口號,打嘴炮,仿佛這些可以暫時讓我逃離現實世界,在網絡上發泄自卑、發泄敏感、發泄對現實的憤怒,成天幻想著公平與正義會從天而降,又慨嘆理想與現實相差甚遠,一會兒自命不凡,一會兒又郁郁寡歡。
【當然,如果你的身邊有這類人,也不必嘲諷打擊,適當引導即可。畢竟任何事都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過程,事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下,能夠對那段歷史有正確的態度、對現實有清醒的認知就已經難能可貴了?!?/p>
后來,事情固然也起了轉變。新鮮事物帶來的興奮和刺激多數情況下并不能持久。當面臨第二次迷茫的時候,我遇到了一些成熟的青年同志,經過他們的點撥和引導,我開始閱讀原著,做一些實踐活動,并且利用網絡平臺做一些宣傳。盡管力量微薄,聲音輕微,但是,有些事,總得需要有人去干、去傳承,如此才有希望。
他對我的影響
當然,左轉的整個過程包括直到現在,都離不開那個熟悉的名字---毛澤東。
作為這個國家、這個政黨的創始人之一,我們常在教科書上看到他,在電子媒體上看到他。但是更多時候,他扮演的是一段歷史的背鍋者,或者是以無害化神像的身份出現。
最初,我會跟著壞人們一同罵他,說他晚年糊涂,犯了錯。后來,當閱讀更多的歷史書籍和資料之后,才重新建立了對他的認識。并且當資本的鐵拳毫不留情的砸到自己的頭上時,便愈發理解和佩服他,感嘆他的偉大。
正如網絡上廣為流傳的那句話:“小時候在大人的教育中崇拜他,年少時在敵人的忽悠下懷疑他,長大后在探索中敬佩他”
1971年,埃德加·斯諾在《漫長的革命》中這樣寫道:“當他(毛)站在會堂門口送我時,他對我說,他其實真的很簡單,只不過是在這個下雨的世界上的,一個打著全是破洞的傘的獨行僧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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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世界,破洞的傘,獨行僧。
為什么說是獨行僧?
剛去北大時,那群自詡不凡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都看不起他,覺得他沒文化,還操著一口湖南口音。孤身一人,異鄉求學,卻遭冷眼和漠視。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
他在黨內多次創造性地提出要重視農民這股革命力量,卻遭到其他人的否定和傲睨。即便如此,他依舊堅信自己是對的,因為這是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當時的實際結合分析得到的結論。
中共三大上,他說要把農民作為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然而,當時的他人微言輕,黨內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言論不予理睬。陳獨秀還說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如何能做共產主義的運動?無奈之下,他只能再回到湖南。從1927年1月到2月,他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到農村中問他們要需要些什么,很快他就發現那些知識分子講的道理,其實都是自己臆想出來的,農民的想法和他們說的完全不一樣。
通過這次調查,他將自己所見所聞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但是這份報告在黨內仍然沒有受到重視。
同年,中共五大上,他提出了建立農民武裝,但是仍然遭到強烈反對,連投票權也被取消了。
1956年,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并且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他在古田會議等多個場合都提出“軍民平等”的思想,以此整頓軍隊。當兵的不僅不能把老百姓當仇人、當敵人、當成自己掠奪的對象、當成自己發財致富的根源,還得與老百姓和睦相處,甚至還要幫助老百姓。這一點朱德、陳毅等都曾不理解,他們都曾以為軍隊只管打仗就好了,群眾工作并不是紅軍應該負責的事情。
后來的歷史結果表明,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武裝之下的人民軍隊,不僅長期維持著“軍民魚水情”的佳話,而且團結人民群眾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他一直以來堅持的群眾路線,不僅贏得了廣大人民的擁護,更使得無數的后繼者在他思想的引領下,“掃除一切害人蟲”,開天辟地,前仆后繼地為大家的共同事業奮斗著。
長達幾十年的民主革命勝利了,這片土地似乎安寧了。但是,曾經身邊并肩作戰的伙伴不愿意再跟他“回到山里”,屠龍的勇士自己也變成了惡龍,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又開始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
1965年5月21日,他在前往井岡山的專列上和張平化進行了交談。
毛澤東心情舒暢地說:“今年的早稻收成會不錯吧。”
張平化認真地回答:“主席對農業恢復時間的判斷是正確的。”張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主席說。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會上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一種階級斗爭。”
“對??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認它。”
這一次的他依舊是少數,他懷著“跌的粉碎”的魄力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偉大嘗試,他也明白自己將會面對多大的阻力、多大的困難,甚至早就預料到了最后的結局,但是他依然敢說:“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那一年,他73歲,烈士暮年,揮鞭向前。
他賭上自己的最后生命和所有名譽來做的那件事,為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一線生機,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參考。
從革命的一開始,他就是其中的異類,自始至終扮演著“獨行僧”的角色。盡管遭遇無數的冷眼,無數的質疑,他仍扛著那面旗幟走了下來,矢志不渝,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他獨立不倚、堅定不移的性格,深刻地影響了我。身處當下的我們,孤獨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孤獨就對了,在孤獨中堅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品格嘛?
相信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同志,都在迷茫、矛盾里掙扎過。三分鐘熱度帶來的熱情并不稀奇,可貴的是在痛苦之后依舊能夠堅持并且更加堅定。
寫在最后
1967年,74歲的他堅持帶病接見青年學生,從早到晚,腳都站腫了。后來主席說:“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見到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大家都會的,對嗎?因為我們都是他的好孩子。
我永遠的老師,祝您生日快樂!
革命人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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