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民在微博上發的一段視頻顯示：某趟高鐵列車上，“大媽聊天影響女生休息，女生拍照激怒大媽，雙方大打出手……”
本來是一起再平常不過的群眾糾紛，偏偏有人跳出來評論“文革時期的大媽確實戰斗力很強”；著名編劇汪海林先生回懟道：“文革時期大媽剛出生，這顯然是改開成長起來的大媽。”
從視頻畫面看，“大媽”的年齡也就五六十歲的樣子，汪海林先生并沒有懟錯。
這起沖突，“大媽”有錯在先，但顯然雙方的處理方式都是欠妥的，因此也應該據此把“大媽”說成十惡不赦的壞人。但顯然，評論中的那句話帶了這樣的意思，且直接把帽子扣到了那個時代。
前些年，“壞人變老”的說法不絕于耳，似乎是那個時代把人教“壞”了。持這種說法的不乏一眾所謂的“正能量”大V，然而當初發明“壞人變老”說法的卻是那些以詆毀毛澤東時代為己任的知識精英。
2019年末以后，一部40年前的電影《牧馬人》突然爆火了起來，后來筆者在短視頻平臺刷到了不少關于電影《牧馬人》的解說及二創，從評論區的內容看，電影重新火爆的原因就是人們非常懷念那個時代淳樸的民風，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互幫互助，真摯的愛情與樸素的愛國之情——這個狀況恐怕是當初的電影主創人員始料未及的。
1982年上映的電影《牧馬人》改編自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由謝晉執導。總體而言，《靈與肉》屬于一部傷痕小說，被稱作是張賢亮的自傳體小說，而《牧馬人》則屬于一部傷痕電影。
張賢亮在2008年1月發表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一文中又說：“16歲因資本家出身被判入獄3年”（從1952年到1955年），1964年“別人說了反動話我沒匯報（這個毛病至今還沒有改造好）”，而他的簡歷又寫著“1954年高中肄業到寧夏銀川市賀蘭縣鄉村插隊務農”……從后來旁人披露的歷史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張賢亮自述的因為“右派”帽子坐牢22年的經歷大概率系偽造出來的，而張賢亮的第一次插隊極可能是因為其年輕時調戲女青年，而他插隊的也只是“農墾農場”而不是“勞改農場”。
所以，作為傷痕小說的《靈與肉》在主線情節，完全是張賢亮為了詆毀毛澤東時代而編造出來的；而從“解放”之后的張賢亮包養過五個情婦的作風看，許靈均身上展現的真摯愛情，完全是張賢亮對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自我美化。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謝晉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導演，1976之前導演過《春苗》這樣的革命題材電影；1976之后又導演過《牧馬人》這類傷痕題材的電影。兩類題材的電影在價值觀上截然對立，但藝術感染力都很強，在兩個對立陣營都屬翹楚之作。（這說明知識分子只是一把刀，關鍵看刀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中。）
《牧馬人》的藝術感染力之所以強，就在于導演謝晉對于細節的把握非常真實、非常生活化。盡管電影的主線是完全編造出來的（如11歲的資本家兒子被打成右派勞改）還是要把知識分子的代表許靈均歌頌成完人、圣人，控訴許靈均們受了前一個時代的害，但電影在細節上卻一不小心反映出了80年代初的真實社會面貌：那時的生活很艱苦，群眾卻是樸實善良的；那時兩個人的結合并不浪漫、但愛情是純真的。
許靈均成婚時，社員們紛紛送來了布票、糧票、各種禮品還有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電影《牧馬人》在細節上對張賢亮的原著小說《靈與肉》進行了大幅刪改，在《靈與肉》中農場的干部社員除了郭諞子，其他人對許靈均都充滿了敵意和誤解，而《牧馬人》中包括干部在內幾乎沒有一個人物是“壞人”。
細節真實生動，是電影在當時感動很多人的根本原因。大部分普通人離許靈均這樣的知識分子很遙遠，但對于那個年代的社會面貌還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傷痕不徹底就是徹底不傷痕，這又是《牧馬人》在后來很快被埋沒的根本原因，也是《牧馬人》在40年后因為“懷舊”重新爆火的主要原因。
再之后，傷痕電影和小說就汲取到了“教訓”，苦難必須越說越重，最后群眾全員被塑造成被教唆到癲狂的“壞人”……1985年謝晉導演在電影《芙蓉鎮》中開始用大量鏡頭塑造“壞人”，而那位諾獎得主后來的文學作品更基本全是這個調調，加之多年來“歷史發明家”的渲染，媒體、影視劇的視聽覺轟炸，“壞人變老”的說法也便流行了起來。
當然，并不是那段歷史中就沒有“壞人”。運動剛起來那會兒，打砸搶的事沒少發生,最后逼得毛主席親自出來制止。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一份《要事匯報》，據云南省公安廳報告：
“22日晚，十七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折，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六個是北京學生，其余十一人，除兩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主席隨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澤東
五月廿八日
（見毛澤東手稿）
這些人之所以如此“膽大”，正是因為他們的干部子弟身份；反觀那些工農弟子出身的小將，即便在那時也是被當權派打壓的狀態。可笑的是，真正干壞事的人后來個個成了億萬富豪，卻要跳出來“代表”整個紅小兵群體“表演道歉”，將自己的個體罪行扣到整個群體頭上。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氣或者說“道德水平”究竟怎樣？左翼自己評價別人可能不信，我們不妨聽聽第三方的說法。已故的炎黃春秋老人謝韜生，對毛主席當然也沒什么好評。然而，謝韜的兒子謝小慶先生卻是非常客觀公正的，他在回憶自己班的同學“串聯”時，記錄了這樣的一段文字：
（1966年底的）一天，我們班的幾位女同學邀我和她們一道去串連。問我父母，他們覺得能有機會讓自己的女兒出去見見世面是件好事，就同意了。這樣我們一行五個女同學就決定長征步行去北京。
我們五人中最大的15歲，我和另外一位同學才14歲。但我們五位孩子的家長都是極為開通的，他們都同意我們的選擇。
我們每天走60-70里，基本上一小時走10里地。從浙江省出發，先到江蘇，再到山東。到了孟良崮，那兒的老鄉到底是老區人民，待人格外熱情，恨不能將整顆心都掏出來給你。正是他們的盛情和實誠，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做人的樣板，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見謝小慶博客文章《用兩則小故事說說毛時代的社會治安》
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個古語來形容那個時代毫不為過，古往今來，社會風氣、群眾的“道德水平”就從來沒有這樣好過。
1996年上映的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講述了發生在雷鋒戰友喬安山身上的故事。90年代，喬安山在長途汽車公司當駕駛員，上來了七、八個站長親戚，都不買票。喬安山對陳站長以權謀私的行為堅決抵制，把他們轟下了車，為此得罪了陳站長。汽車行駛途中，一啞巴攔車，他女人難產，喬安山沒按規定行車，及時地將產婦送到醫院。有一次，喬安山駕車救起一位被車撞傷的老人，并將老人送到醫院搶救。老人在家人的壓力下，違心的指認是喬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兒還指責喬是用車“撞死雷鋒的元兇”。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終，撞傷老人的司機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譴責，拉著喬安山的手，認了錯。
影片的最后是喬安山與其親生兒子喬兵之間語言和思想觀念的交鋒：喬兵從他爹助人為樂的辛酸事和路遇車匪路霸，車陷泥濘無人助等經歷中，認定“雷鋒精神已不存在”，喬安山則始終堅信“雷鋒精神將世代永存”……
作為一部主旋律電影，結尾只能這樣設定。然而，現實生活中，雷鋒精神是否還能夠“世代永存”，大量的事實已經作出了回答。喬安山曾經遭遇的問題已經成了民眾普遍焦慮的“扶不扶”的社會現象……
毛澤東時代大量地培養出了雷鋒以及喬安山這樣的雷鋒式的人物，然而，市場大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卻是容不下喬安山，逼著喬安山或者“路見不平、視而不見”地“避世”，或者只能隨波逐流徹底去做個“為自己的人”……
所以，別再現在一看到什么“道德滑坡”甚至“道德淪喪”的不好現象，就把帽子扣到毛澤東時代頭上了。
公共交通工具上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這怎么可能發生在毛澤東時代呢？欺負那個年代的人都失憶或者不在了嗎？
電影《芳香之旅》長途汽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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