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應該沒多少聽過刀郎的歌了，即使對我們80后老幫菜而言，這個名字也只停留在中學那幾年的記憶中，雖然在那個還是磁帶加隨身聽的年代，追逐時尚的年輕人們就已經不怎么聽這種民歌風的作品，但刀郎在那短短幾年里獲得的影響力確實獨一無二，唱片銷量橫掃兩岸三地。

　　直到今天，在這個年薪百萬的大廠精英們攪盡腦汁通過短視頻把地氣接到村頭巷口的年代，人們會發現刀郎作品中所指向的，那種在潮人和文化精英眼中可能顯得土氣粗俗的文化符號反而比20年前還有生命力。前兩年的《沙漠駱駝》和《可可托海牧羊人》等歌曲的熱度讓當下一眾歌手和愛豆們為之汗顏，但這些作品的傳唱度以及相關創作者的創作能力，和當年的刀郎比顯然還有一段距離。

　　在《羅剎海市》引爆網絡后，很多人將這首歌描繪成一個“草莽奇才當年受盡主流樂壇壓迫，如今十年一劍報仇反殺”的爽文故事。刀郎后來淡出人們視線與當年受到音樂圈的排擠從時間因果上看確實存在關聯，尤其有的人現在仍然以導師和大咖的身份活躍在各種舞臺上。

　　不過僅就作品而論，也別忘了刀郎這張新專輯《山歌寥哉》中的作品都以《聊齋志異》為題材，而《羅剎海市》本身就是聊齋中一篇充滿諷刺意味的小說。借以丑為美的羅剎國點出“花面逢迎，人心如鬼”，看刀郎這兩年的作品題材，展現出的創作意圖應該不只局限在諷刺具體人物上。

　　只當成爽文解讀也有意義，當年幾位流行歌手，其中有的還沒有創作能力，就能以權威姿態一言斷定別人的作品不具有審美價值，沒有音樂性，確實很諷刺。流行音樂在技術上確實有高下之分，但不管哪種風格，在文化商業體系下最后都要著落到取悅受眾和實現商業價值上，長久以來的事實讓人們認識到我國很多所謂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們，摘掉光環后不過都是從業者，通俗說就是以此謀生，多少專家學者都不講體面，何況流行歌手呢？到了今天，華語樂壇早已沒什么權威可言。

　　直白的說，刀郎當年受到的排擠，排除利益恩怨之外，就是因為他的“土”，當年流行樂壇，內地普通的學港臺，高端的學歐美，港臺則學日本，無論學誰，在生態上其實都不想跟中國的底層文化相容，流行文化全面占據著人們的視聽，代表著西式現代化和城市化生活中的潮流文化對本土底層文化的無情碾壓。與底層，與農村有關的一切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而鏡頭對準底層的那些文藝導演們則又致力于迎合西方對中國的獵奇式想像。

　　從這點來說，刀郎遭遇的偏見與趙本山遭遇的偏見如出一轍，而對趙本山的偏見更出自那些真正的文化權威。比如，一個根據反邪教的時代背景創作出的《賣拐》被一口咬定是侮辱殘疾人，將農民形象帶到春晚舞臺和電視黃金檔的一系列作品被從不拿正眼看農村的文化權威們認為“丑化農民形象”。

　　09年春晚小品《不差錢》中，擅長模仿刀郎歌聲，長相也與刀郎有幾分相似的小沈陽橫空出世，成為那幾年最炙手可熱的明星，既代表了趙本山與刀郎這兩個不同領域但又有相同屬性的文化符號在那個年代的影響力，也宣告著一個時代將要結束。12年之后，趙本山與刀郎都基本告別了自己的巔峰。

　　拜互聯網技術所賜，底層文化在如今的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中延續著強大的生命力，同時信息圈層的極度分隔又讓同處在一個社會中的不同人群可以完全不了解不接觸對方的文化生活。而大廠們則用極致的算法來統御這一切。老幫菜們完全不理解管人是什么東西，年輕人則對秀才和一笑傾城莫名其妙。

　　或許隨著世代的更迭，中國從農業社會而來的底層文化最終可能會消亡，但不代表文化圈層的隔閡也會消失。說到底，這種隔閡的本質是在極度復雜的現代社會中，共同的生活范式被瓦解，人們被分置在不同的情境之中。

　　這種隔閡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資本主義歷史早期，就中國來說，頭幾十年文藝工作者的群眾化改造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但最終結果上并沒有完成這一使命，而且就算是頭幾十年，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的隔閡本質上也沒有消弭過。劉心武以1982年的北京為背景創作的小說《鐘鼓樓》描繪了當時城市社會中一種“朝氣蓬勃”的場景，這種朝氣蓬勃來源于對新的生活方式，引入的新鮮事物，新的價值的好奇和期待，在改開后短短幾年間，這種期待的發展是迅速的，小說中借分別來自于城里和鄉下的兩位姑娘之口描述了這時已經明顯的文化隔閡——

　　節目不好，電視機顯見不錯。杏兒不由得問：“磊子哥，你這機子真好，是打百貨大樓買的嗎？”

　　以前，到英國學習了兩年。”

　　荀磊便告訴她：“是我從英國帶回來的。我工作

　　杏兒恍然大悟：怪不得磊子哥這屋的東西，都有那么股子洋味兒。

　　……

　　馮婉姝插進來告訴她：“這不是英國貨，這是‘索尼’牌，日本貨。”不待她反應過來，馮婉姝又議論道：“日本這個‘經濟動物’可真厲害！如今他們小汽車賽過了美國，手表賽過了瑞士，音響設備賽過了荷蘭，光學器材賽過了西德……你看，到了英國，想買物美價廉的電視機，挑來挑去也還是東洋貨！”

　　……

　　的確是這樣。馮婉姝盡管屬于城市青年知識分子中最能接近低文化勞動群眾的人，盡管她因熱愛荀氏家庭而“愛屋及烏”地對杏兒充滿了最大限度的善意，在眼下輸出知識的嘗試中卻也不由得煩躁起來。

　　……

　　在眼下馮婉姝那沒完沒了的灌輸和時不時插入的“你明白了嗎？”“懂嗎？”“能理解嗎？”這類逼問面前，她心底里卻泛起了一種古老的、難以抑制的對占有知識優勢的城里人的一種厭惡……乃至于仇恨。

　　當馮婉姝用急促的語氣又一次提到“電腦”時，杏兒終于按捺不住了。她揚起頭，突然截斷馮婉姝說：“啥‘電腦’、‘猴腦’的！俺就吃過豬腦、羊腦。俺知道那‘電腦’有啥用？俺就知道村外野地里還有叫澇稆的野菜，你吃過嗎？趕明兒你吃吃去。告訴你吧，吃了澇稆腫臉！”

　　記得學生時看過的某篇文章描述過80年代末的北京高生中吃著冰淇淋約會談戀愛的場景，早戀在那時候就成為家長頭疼的問題，然而同樣是在中國，《山海情》中的閩寧鎮在96年都還沒通上電，那的孩子上學不容易，更不可能見過冰淇淋。

　　當年對第一代文藝工作者的群眾化改造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但在最終結果上看又是失敗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最該承認現實的無情。80年代，國家還維系主導著底層文化生產體系，從全國到省市縣鄉的文藝宣傳隊，各種活動和文藝匯演頻繁進行，趙本山就是從這個體系中走出來。這個體系和文工團一起哺育出了春晚，最后又隨著商品經濟和娛樂資本化的大潮退出了歷史舞臺。

　　官方主導的文化建設從社會基層收縮回體制內后，底層文化中野性生命力的回歸與商品經濟的沖刷并行，主流娛樂文化全面向港臺和鄰國學習，在兩者之外，搖滾，民謠等音樂文化進入大陸后，迅速變成一種”反建制“的半地下文化迎合著一代青年追求自由，向往西方社會的心理需求。而官方的文化工作則變成了體系內有限生產，文化管理與收編。

　　就像春晚從流行語創造者變成老段子合集那樣，這種收編總是顯得被動，以及時不時出現反效果。

　　比如最近因為石家莊宣布打造中國搖滾之城，遭到很多非議，其中重要原因就因為兩年前河北共青團在B站上發布的《殺不死的石家莊人》，將《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原歌詞后半部分強行改成正能量，反映下崗傷痛的歌曲被改成正能量歌曲，這種宣傳毫無正面作用，只會又一次揭開精神創傷，強化搖滾被一些人賦予的”諷刺“功能。尤其萬青作為中國搖滾青年心中精神圖騰般的存在，他們更不容許“搖滾信仰”被這樣玷污。

　　搖滾文化在中國的發展更展現出這種社會割裂的一面。搖滾進入大陸后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也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然而它進入中國后被打上的“半地下”烙印至今也無法抹去，這些年因為西方愈演愈烈的毒品去罪化思潮對某些群體的影響，反而讓搖滾圈中的不少人愈發的對“建制”抗拒。看似獨立的搖滾精神背后，“反建制”的終點實際上是仍然是對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向往，為反而反。就像那個在Livehouse里脫褲子的暴力香檳。

　　《殺死那個石家莊人》的圖騰地位就顯示出搖滾圈這種為反而反的吊詭。這首歌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為它藝術化的揭開了當年的下崗帶給城市幾代人的創傷，“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然而這個傷痛的主體是什么，悼念的是什么？是國企，是集體主義生活，是工人階級，不管哪一點，都與中式田園“搖滾精神”中的自由主義和西化訴求相斥，反而下崗才是所謂的“市場決定一切”，當他們在談論自由的時候，沒有人會懷念這些東西，總是避之不及。唯有在這一首歌里，我們才能看到整個圈子集體行為般的對這些東西的肯定。只能說藝術的諷刺也經常是雙向的。

　　搖滾輝煌的嬉皮年代底色是迷茫，進入中國后這種迷茫底色也隱藏在半地下的形態背后。萬青無疑是杰出的，但我卻也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受到這種迷惘。在聽過《采石》之后，我又不確定他們在《殺死那個石家莊人》中對前下崗時代表現出的到底是怎樣的感情。恐懼工業和城市文明對生態和鄉土的破壞，批判一成不變的秩序對人的桎梏，又悲憫大廈崩塌后如此生活三十年的破碎。當然，藝術家并不用負責回答問題，但這種搖滾藝術式的思考確實有著極限。

　　中國在幾十年突飛猛進后，原有的共同生活范式逐步瓦解，新的共同生活范式和價值觀也才起步探索，過去的三年是一個嘗試，不論結果，起碼證明生活范式會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邏輯產生根本影響，而人類社會在進入極復雜階段后，更高級的生活范式并不會自在式的產生，必然需要以集體進行自為式的探索。

　　在那之前，很多文化從業者也在自覺不自覺地探索著。如刀郎這幾年的專輯，雖仍根植于民歌，但也在融入傳統文化中更有層次的東西，不再那么通俗易懂。作為創作者，殺死過去的自己，走出新路的探索是一種寶貴的勇氣。刀郎終究沒有被當年的“主流樂壇”殺死，反而主流樂壇自己在今天已經變成了無足輕重的東西。希望他在走出新路后，不要像當年的那些人一樣，成為新的權威。

　　當下的文化產業，開始越來越積極的向傳統文化中索要養分，或許再過幾年，我們會看到從社會主義文化改造時代汲取養分的創作也越來越多。西游取經走不通后，自然就會回頭看看。

　　但是，兩個同樣使用五聲音階的創作者，創作意圖和價值取向可能截然不同，最終，新的集體價值和共同生活范式，才能為新時代文化認同的大廈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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