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時代，中國人創造的一切奇跡似乎理所當然，糧食自給、消滅血吸蟲、成昆鐵路、大慶油田……中國人所創造的一切奇跡都源于勞作的雙手，都源于平凡。

　　在他的時代，科學家埋頭苦干，科學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那個時代的成績不用論文與GDP衡量,那個時代的價值標準是國家發展與民生建設，那個時代的論文，寫在田野中，寫在工地上，寫在車間里。

　　在他的時代，沒有黑社會與收租婆，沒有前呼后擁的優伶，沒有美女侍讀的外國留學生，沒有人贊美海外的空氣，外國的月亮也不比中國更圓。那個時代的人民，是自己國家的主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六十年代的青年，洋溢著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

　　從1927年的秋收起義，到1970年中國核潛艇下水。因為他的存在，我們把這一切視作理所當然。然而，直到他離開之后，當我們重新面臨歐美的封鎖，西方的制裁，福報資本家重新成為權力與秩序。我們才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他領導的新中國在半個世紀內發生了怎樣的山河巨變。

　　沒有人能有這樣的手段與氣魄，甚至沒有人能形容這種歷史巨變的激揚壯闊，除了他自己的詩句：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他是一把尺子，把歷史分成了三段：他生前的時代，他的時代，他身后的時代。

　　他生前的歷史，是濃得化不開的黑暗。

　　十七世紀，官僚資本集團、買辦文人、割據軍閥、天主教廷與建虜軍事集團聯手葬送了奠定人類近代文明的大明帝國，華夏先進的科技文化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被封禁銷毀，精神奴化，教育禁絕，澤被四海的華夏文明與華夏民族就此沉淪。

　　滿清是對華夏文明的整體清零，文化清零、科技清零、種族屠殺，三百年的黑暗統治，幾乎讓華夏民族神魂俱失。滿清三百年，是華夏五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的黑暗深淵。

　　不滿于瓜分世界的既得利益，西方列強用炮艦、鴉片與教堂，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邊運走中國數千年積累的典籍、文物與財富，一邊從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上奴役在絕望中沉淪的華夏遺民。

　　明朝的落幕，是私有化財富兼并，資本集團蛀空帝國的必然結果，而造成近代中國落后的直接原因，則是滿清奴隸政權對華夏文明的降維、奴化、愚化以及西方列強對華的殖民與掠奪。

　　袁世凱試圖以重建帝國的方式重啟華夏文明，然而在一個列強環伺，瘋狂向中國輸入西方意識形態與制度文明的時代，教育與媒體都在傳播與推崇西方觀念的時代，傳統帝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孫中山是一位夢想家，卻不是一位實干家。他響應華夏民族與仁人志士的呼聲，“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力與方向所在。從黃花岡到武昌，無數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去拼取華夏民族的解放。

　　孫中山并沒有實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也沒有實現“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義的目標。對華夏民族犯下滔天罪行的滿清貴族沒有得到清算，列強在華的勢力與利益也沒有得到任何改變，中國社會仍運行在滿清與列強所確立的軌道上。他試圖通過游說列強，建立西方式中華民國的夢想，無異于與虎謀皮，列強只想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不可避免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買辦官僚的代言人，他的接班人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勞苦大眾共同的敵人。

　　中國的現代化有內外兩條主線，因為政治、全球權力格局等原因，真正的主線是隱而不顯的。

　　華夏正統政權的建立，根本上是社會徹底革命的結果，漢代秦，宋繼周，明替元，都是如此，在這些歷史階段發生的社會變革，都得到了黎民百姓的支持與參與，這些社會革命深深觸及并改變了底層人民的命運。在晚清到民國的權力更迭中，我們沒有看到底層百姓的廣泛參與，更沒有觸及與改變他們的命運。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國不過是晚清半殖民地的存續與發展，是前朝權貴的代表，是列強在華權力與利益的代理人。

　　就近代以來的社會革命來說，自明末王夫之、顧炎武等人曾參與其中的反清斗爭烈火熄滅之后，作為滿清統治者的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傳續并在一定程度上光大了華夏正統的文化精神與政統，復蘇了華夏精魂。譚嗣同的慷慨赴死顯示了這一點，他的死不能單純理解為挽救滿清的腐朽統治，而是在時局危亡的當下對民族精神與家國傳統的喚醒，盡管他試圖連同滿清這條朽腐至極的破船一起挽救。

　　囿于滿清三百年奴化思想的毒害，囿于對社會決定力量認識的不足，譚嗣同和后來的秋瑾、黃花崗烈士等志士仁人都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但他們流血犧牲的努力并沒有虛擲，從革命意識覺醒，到武裝斗爭，他們一步步找到了方向。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在今天被表述為現代中國成功的答案。其實不然，這種歷史表達恰恰掩蓋了真正的答案。

　　共產國際中國分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城市革命，是工人武裝暴動，而這不過是國際共運程序在中國的復制與運行，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國共合作北伐、“四一二政變”、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一敗涂地。水土不服是國際共運組織與理論在華解決不了的問題。

　　蔣介石政府之所以寄望于國聯調解日本侵華戰爭，原因無它，他只是列強在華利益代理人，股東們之間的利益糾紛，他這個殖民地經理人當不了家，做不了主。

　　他能代表中國和中國人的利益么？顯然不能。他更不可能深入發動群眾，從根本上解放國家與民族。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人自己的革命，中國革命有其深刻的社會與現實原因，它不是蘇俄社會革命在中國簡單的復制與移植，它是滿清入關、列強入侵以來，中華大地上種種矛盾的疊加與變化，是歷次社會運動的經驗教訓與進化，是中國錯綜復雜社會矛盾的最后找到的解決方案。

　　最早意識到這一點的是李大釗，在張勛復辟帝制后，他深入思考中國問題的深層原因與解決辦法，在譚嗣同用犧牲喚醒民族精神和革命黨人武裝斗爭的基礎上，他向前走了一大步，他積極主動的團結工人，深入考察當時的中國社會。

　　最終解開這一答案的是毛澤東，動員最廣大人民的參與，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才能真正改變這個國家與民族的前途與命運。

　　中國革命是中國社會矛盾積聚、變遷的內生問題，基于矛盾自身的內部力量才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決定因素。最強大的決定性力量，蘊藏于國家的基礎人群，而不是來自外部力量，不同的社會理論適用于不同的人群，簡單照抄國外的理論經驗是不行的。

　　組織動員最廣大農民參與的人民革命，是當時中國社會革命的終極答案。共產國際與他們送來的社會革命理論，其實質是組織工具與理論工具，而在中國歷史變遷過程中，每逢朝代更迭，都會產生相應的社會理論與組織工具。

　　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以及初生的人民共和國，出于先入為主的慣性表述，基于話語權、實力與國際關系的考慮，保持組織與理論的國際化色彩，是符合國情的策略性選擇，但在本質上，歷史，文化與國情決定了中國政權與組織實質上是傳統政體現代化的結果。大多數人只看到了中國現代化的外衣與色彩，卻對傳統的內核視而不見。

　　社會主義是中國社會革命的必然結果，它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華夏文化基因在沖破滿清奴化統治與列強殖民地秩序之后，社會健康秩序的自然呈現，共產國際理論并不是中國革命的決定因素，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與加速了中國社會革命的進程。

　　中國人現代化的努力并不僅僅表現在洋務運動與后來全盤西化的新文化運動，這種努力還表現在馬列理論化的城市革命、工業革命生搬硬套的實踐中。實際上，馬列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基礎源自中國的儒家法家學說，孔孟的民本思想、韓商的法治平等思想，馬列主義是儒家法家思想與歐洲革命結合后的抽象理論。

　　教條主義者把取自西方的馬列主義當成宗教與組織的信仰而不知變通，不結合中國實際，結果碰了一個大大的釘子。李德、博古、王明，還有穿著西裝喝著咖啡堅信武裝革命奪取城市的那些人，真的比相信刀槍不入的義和團高明多少么？

　　真正的革命者，需要把理論與社會實際相結合。顧炎武一再強調學以致用，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是學以致用的最佳體現。

　　長征與遵義會議宣告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失敗，李德、博古、王明們教條主義的作風顯示了漂蕩在歐洲的共產主義幽靈是文化催化的產物，是缺少足夠社會實踐的產物。它在工業文明發達，工人階級強大的法德兩國失敗和在工人力量相對薄弱的俄國取得勝利，恰恰證明了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作用的有限性。

　　儒家思想引發的文藝復興并沒能在多大程度上稀釋西方宗教奴隸制文明的濃度，而只是在奴隸制社會的表層鍍上了一層人性的光輝。華夏思想引發的革命并沒有內化為西方文明的基因。蘇聯與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商業發達的西歐由中世紀精神宗教奴隸制度演變為資本宗教奴隸制度，經濟發展落后，繼承野蠻蒙元游牧部落傳統的蘇俄則發展出政治高壓的組織奴隸制度。

　　由于文化基因的先天不足，無論是歐美還是后來的蘇聯，都不能在文化層次上觸及人類解放的深層根源，并沒有把社會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實到普遍的個體，讓個人從思想到行為體現出社會革命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它們把制度文明理解成了文明的終點。

　　二戰本質是列強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雅爾塔體系不過是美蘇殖民地范圍的界定，而斯大林和羅斯福，只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全球爭霸賽中棋逢對手的半決賽獲勝者，他們是地球版瑜亮共存的彎弓射雕者。

　　把目光重新拉回到上世紀的中國，從早期創始人和一大的召開來看，共產國際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的政黨，與其說代表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不如說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意志。這也能解釋為何創始人李大釗犧牲于北京、政黨總部長期在上海的事實，因為城市革命是共產國際為世界各國編寫的標準程序，設立于大城市的總部也便于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與操控。

　　依托工人，武裝奪取城市。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這種做法只有在蘇俄成功了，蘇俄成功的原因，則是經濟落后，資產階級力量相對薄弱，蘇俄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邊緣地帶。在列強在華勢力無比強大的中國這么做，城市革命的失敗幾乎是注定的。從英國炮轟萬縣，紫石英號在渡江戰役的當口展示武力來看，列強們絕不會坐視中國革命者奪取上海南京。

　　北伐的失敗與四一二政變的鮮血，宣告了合作革命和武裝奪取城市策略的失敗。毛澤東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1927年，他率先發起了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后，他最早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發展戰略，在起義隊伍轉移的過程中進行了三灣改編，接著創建了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奠定了經濟基礎、群眾基礎與組織基礎，確立了方向。而同年8月，執行共產國際城市路線的中共中央在南昌進行了最后一次試錯。

　　在他的正確領導與影響下，從井岡山根據地到中央蘇區，紅色政權最盛時轄區人口達3000多萬，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理論基礎與實踐經驗。

　　寧漢合流之后，共產國際所領導的城市革命策略在中國完全失敗，接受共產主義指示領導全國斗爭的黨中央不得不退守根據地。

　　城市革命的失敗與根據地的壯大，迫使共產黨人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與方向。然而共產國際仍然要堅持對中國革命的指揮權，于是李德、王明、博古成為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人，而最了解中國現狀的毛澤東則被邊緣化。

　　隨著共產國際奪取了軍事指揮權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蘇區失去了存在與發展的先進理論基礎。面對反動勢力的絕對優勢，紅色政權只能退而求其次。從經濟發達，被優勢反動勢力包圍的東南區域轉移到經濟相對落后反動勢力相對薄弱的西北地區。這是另一個層面上，更大規模的農村包圍城市。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與湘江之戰所付出的慘重代價，使得紅色政權需要首先解決生死存續的問題，他們需要一個了解國情，有豐富斗爭經驗，能把這個生死一線的紅色政權帶出困境的領導者，而不是繼續迷信既不了解國情，也不懂得帶兵打仗，只會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令的工具人。

　　井岡山挽救并培養了革命的種子，兩萬五千里長征讓中國革命從絕境中重生，開啟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井岡山和長征的勝利，是主席的勝利，是中國革命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勝利。

　　辛亥革命結束了黑暗的滿清政權，但沒有改變自滿清形成的階級壓迫，也沒有改變列強帶來的異族的壓迫。在日本侵華之后，民族壓迫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出于自身的利益，蔣介石政權的革命性與反抗性是極為有限的，沒有革命的目標，沒有革命的動力，他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才能徹底的，一次性的解決列強和舊時代遺留的反動勢力強加給勞苦大眾的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建立真正屬于人民的政權。毛澤東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擁護，是因為只有他的道路與方向，才能真正讓人民主宰自己的命運。

　　重新回顧中國近現代史，你會發現近現代中國革命的發展軌跡：從觀念革命，到革命實踐；從自發革命，到主動對全民族開展革命教育；從北伐聯合革命，到主動領導全國軍民開展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

　　到抗日戰場的前線，解放淪陷區內的億萬國民，是紅色政權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延安站穩腳跟之后，他把目光投向華北。平津已失，華北危急。誰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誰能解放中國人民，誰就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從上海到南京，從太原到武漢，從長沙到廣州。雖多有愛國將士死戰不退，血沃國土，雖有美蘇的大力援助，然上無統帥御敵之能，下無兵民魚水之親。以弱國之旅，御強寇之師。每戰漂櫓，盈尸滿城，一路西遷，半壁盡失。

　　從西北到華北，從華北到東北。失去家國的淪陷區人民成為紅色政權與人民軍隊最堅定的擁護者與參與者，因為除了生命與鐐銬，他們已沒有什么可以失去。

　　經歷了戰爭的錘煉，作為舊時代獨立社會的鄉村被真正整合成政令通達、資源聚變的現代社會，中國農村最廣大的群眾，最豐富的物產資源為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提供了最豐沛的人力資源、工業資源與戰爭能力。在無數人的犧牲與抗爭之后，曾經的淪陷區成了最徹底的解放區，昔日的亡國奴成了新生政權的主人。

　　盡管有美國救濟糧的“援助”，國統區仍有大量民眾死于饑餓，反觀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被國民黨政府與日偽政權雙重封鎖的解放區，完全通過自己的雙手解決了卡脖子問題。

　　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根據地堅持自力更生的作風，利用現有資源，提升生產能力與戰爭能力。以晉察冀根據地為例，根據地軍工廠全面掌握了自制子彈的全部生產技術，生產原料也都能制造出來。從化工到冶煉的生產設備和工具研制成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生產鏈。1943年，晉察冀根據地自制子彈年產量已達300萬發，各類炮彈11萬發，手榴彈360萬枚，高級炸藥24萬公斤。六年后，淮海戰役期間，每天消耗炮彈3萬余發，而這些炮彈大多產自東北兵工廠的車間。

　　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證明，決定歷史進程的，不是國際盟友與外國軍援，而是人民與人民政權掌握的工業能力。

　　很多人對人民公社時期的大煉鋼鐵嗤之以鼻，認為那是人類工業革命歷史上的一個笑話。然而深思之后，拋去諸如“破壞環境、浪費產能”等人為扣上的大帽子，在一個貧窮落后、基礎薄弱的國家擴大鋼鐵產能，還有什么別的做法更適合當時的國情嗎？

　　即便當年鋼鐵的產量與質量并不理想，但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卻因此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工業化教育，而這種全民族工業化教育的價值，又豈是幾萬噸破銅爛鐵所能相提并論的？

　　這是一場以共和國的疆土為教室與生產車間，全體國民集體參與的現代工業教育；這是一場30年追趕300年的超越之路，這是一場社會主義對決精英主義的較量。

　　如今，超英趕美的目標早已超額實現，中國重獲自滿清失去的工業能力，八十年代遍布全國的鄉鎮企業，如今雄踞全球的五百強企業，有多少不是當年土法上馬的公社企業呢？

　　新中國之所以能創造人類現代工業的奇跡，是因為有幸得遇偉人，古今中外，有幾人能有他這樣以錦繡山河為教室的氣魄，以斗爭與實干重塑民族脊梁與民族精神的教員？

　　經歷了滿清三百年奴化統治的黑暗地獄，經歷了列強瓜分掠奪的殖民統治，經歷了軍閥混戰，經歷了十四年浴血抗戰，經歷了四大家族的敲骨吸髓，一個幾百年積貧積弱的國家，從滿目瘡痍的歷史廢墟中起身，在當時的現實條件與國際環境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式的大煉鋼鐵，又該是怎樣？

　　經歷了親手點燃的這把火，親手煉出的這爐鐵，親自參與的這場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運動，中華民族重鑄了雄踞東方的鋼鐵意志與錚錚鐵骨。

　　這是現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沒有這場史詩級的觸及個體靈魂、全社會廣泛參與的工業革命，僅靠著蘇聯援助的工業項目，中國人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人類歷史上門類最齊全，規模最龐大的工業體系建設的。

　　在斗爭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發展，需要非凡的智慧與能力。

　　在與國際勢力的角力過程中，他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

　　建國初期，國力孱弱，美蘇冷戰開啟，在此前中國的解放戰爭中也能看到美蘇角力的影子。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實行“一邊倒”政策，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證政權的顏色，爭取迅速壯大自己的機會。

　　解放戰爭的勝利與朝鮮戰爭中表現出來的能力讓蘇聯看到了新中國政權在對抗西方世界方面的價值與潛力。在與美歐對抗的過程中，蘇聯需要一個強大的戰略伙伴。但中國龐大的體量對蘇聯主導的紅色陣營的影響和中共此前與共產國際算不上愉快的合作關系，讓斯大林對中國保持謹慎的態度，斯大林和他的繼任者需要一種政治保證，一種關系綁定。在這種情況下，“一邊倒”無疑是新中國最為明智的選擇。

　　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與抗美援朝戰爭的大背景下，得到了蘇聯的幫助，中國加速實現了工業與國防能力的現代化，重新獲得了自滿清失去的工業基礎與技術能力，抹平了與西方世界的技術代差。

　　“核潛艇，一萬年也要造出來！”

　　1960年，東風導彈試射成功，1964年原子彈爆炸，1967年氫彈爆炸，1970年，核潛艇下水，1972年，“東方紅”遨游太空，1982年，“巨浪”刺破海面，一飛沖天……

　　他堅決推動的“兩彈一星核潛艇”，真正確立了中國的絕對大國地位，自此，中國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央。

　　自主意識和自主能力是檢驗一個國家是主權國家還是附庸國家的重要標志，這也是華夏文明的精魂所在。

　　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揮權。

　　1949年，炮擊“紫石英號”結束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把國家安全的邊界，推到國境線之外。

　　1955年，旅順港的收回，表明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獨立主權國家。

　　上世紀70年代，他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和亞非拉廣大國家同屬第三世界。

　　在“一邊倒”的兩極世界當中，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美歐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是天然絕緣與對立的。在這種世界權力結構之下，中國不可避免的成為社會主義陣營與歐美對抗的棋子與工具，這既非中國的初衷，也不利于中國的發展。

　　“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使得兩強割據的世界破碎了，三足鼎立的世界新秩序逐漸形成，中國作為獨立于美蘇兩極之外的力量體系和文明體系，出現在世界的面前。

　　三個世界的劃分使得中國贏得了亞非拉廣大國家的好感與認同，新中國的體量與展現出來的力量，使得中國成為世界政治舞臺的明星與第三世界的領袖，同時也為中國與美蘇的對抗合作贏得了籌碼。

　　由于第三世界多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小伙伴，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合作，不僅可以改善新中國在全球的生存環境，也可以通過輸出革命文化的方式引導亞非拉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與民主運動，同時也有利于中國參與第三世界的開發建設，從全球范圍內獲得所需要的資源。

　　受到中國革命的鼓舞，亞非拉國家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殖民與民族解放運動，革命的思潮甚至蔓延到了巴黎與華盛頓。

　　在1971年開始的中美乒乓外交之后，尼克松訪華。第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唯一的合法政府重回聯合國。此時的中國，不是作為美蘇主導的兩極世界的拼圖碎片，而是作為獨立的文明體系，作為第三世界的領袖，重新回到世界舞臺。

　　在長征之前，主席是孤獨的，建國以后，他更孤獨了。

　　他一手締造了人民的軍隊，締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嶄新國家，他的一生都在為民族的利益與國家的未來殫精竭慮。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志與戰友。他在的時候，就有人打著紅旗反紅旗，言左而行右。

　　“你要反右，我就將其擴大化；你要大躍進，我就用浮夸風； 你要小四清，我就大四清；你要搞土改，我就殺富農。 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買。你要整走資派，我就整基層。 你要除舊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批私斗修，我就整知識分子。”

　　在原子彈研發的關鍵階段，甚至有人以斷糧的方式破壞原子彈的研發，偌大的一個國家，真的擠不出核心項目團隊的那幾口糧食么？

　　他重塑了這個民族鋼鐵般的意志，他喚醒了這個國家改天換地的雄心。

　　他走了，身后留下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浴火重生的民族。

　　他留下了一本書，在這本書里，他告訴青年人，你們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是你們的，未來是你們的。

　　更高維度的文明，需要匹配更高層次的道德，需要全社會的自律與奉獻。

　　劉青山張子善的墮落，舊時代官僚習氣與特權作風死灰復燃，讓他意識到，愛民心切的明太祖用剝皮實草的酷刑都無法解決官僚腐化問題，槍斃與刑罰也難以根治新中國領導干部的腐化墮落，因為這是思想意識領域的頑疾，只能通過深刻的文化反思與認知革命來完成。

　　然而，他最后的努力被定義為“錯誤”。如若他沒有“錯誤”，有的人就無法以此為借口改正“錯誤”，走他們要走的路。

　　說什么“大鍋飯”養懶人，吃閑飯，不思進取，效率低下。不去想辦法解決存在的問題，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而是直接以承包與私有化的方式粉碎人民公社，這難道不是欲加之罪么？

　　人民公社的消失，使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公 有制組織集體消失，嚴重拆解了共和國公有制的根基。斬斷了鄉鎮集體經濟的發展之路，把初步實現機械化的農村合作經濟打回到小農經濟的形態中去，為后來“城鎮化”圈地運動準備了勞動力、流動人口與收割對象，直接導致了住房、教育、交通、醫療、農村空心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八十年代，運10、直8、遠程轟炸機、大型導彈驅逐艦、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項目、光刻機、數字焊接系統等一系列軍用、民用高精尖技術項目下馬，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是因為缺錢么？不，是有些人要毀掉這個國家的工業能力與科研能力。軍備研發或?；蚓彛姍C艦艇長期得不到補充，允許軍隊經商，是因為缺錢，因為困難么？不，他們是要毀掉共和國的國防長城。

　　一些人先肥起來，能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么？歷史與現實已經證明，不能，一些人先肥起來，只會制造對立與分裂，制造新中國努力要消滅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奴役社會。毀掉平等的最有效方式是制造不平等，毀掉公有制的最好方式是以私代公。

　　承包改制、計劃生育、城鎮化、轉基因、外國人永居，積毒角、非典與新冠。這一套組合拳是要毀掉中國的社會制度，毀掉中國的工業能力，毀掉中國的文化，毀掉中國的糧食，耕地與人口，要把中國變成拉美化的殖民地與印第安。

　　為了麻痹與欺騙這個國家的年輕人，他們一邊大肆去除毛澤東思想與影響，一邊用奶頭樂，競技體育、黑人音樂、精英文化來灌輸與影響青年人的頭腦，以達到從精神上解除這個民族的獨立精神與理論武器。

　　人民幣上的女司機是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農業機械化進程的真實寫照｜

　　文明的方向是用命試出來的。

　　中央蘇區與蘇聯的失敗，是共產國際和蘇式社會主義的失敗。

　　美歐抗疫的失敗，吳小暉與曲婉婷的億萬資產，富士康、螞蟻、加班多與蛋殼的嗜血，孫小果、王振華與張家慧，都證明了資本秩序與資本家不是人民的福報與人民的救星，它們才是真正的原因，是高舉著鐮刀的死神。

　　這一代青年們經歷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教育。

　　他們開始從現實與歷史中去尋找真正的答案。

　　新中國70年的建國史，共產黨人100年的革命史，我們看到的與生活著的現實世界是一張黑白分明的答卷。這張答卷上，過去的爭論與非議，如今已優劣自現。

　　有些人站得再高也改變不了自身的渺小。

　　有的人含辱忍詬，是因為他的胸中裝著國家與人民。

　　我們把他視為方向與道路，是因為經過無數次的努力與嘗試，成功與倒退，他是唯一的真理與答案。

　　“我走之后，不必時時懷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來,我離開以后,你們就是我，人民萬歲！”

　　越來越多的人從媒體和資本編織的迷夢中驚醒，他們不再從詩和遠方中逃避自己需要面對的問題。他們從自己的遭遇中尋找答案，他們開始超脫個體，思索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他的回歸證明了一個事實：這個偉大民族新一代的年輕人，正在學會正視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他們不再相信自私與利己的謊言，他們選擇了偉人。讀懂他的那一刻，他們已經歷了精神與靈魂的洗煉，成為合格的接班者，成為他的思想所塑造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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