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

　　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 1966年5月5日。

　　1

　　毛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版書冊最多的十年里，他都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的稿費（見吳連登的訪談），甚至連阿爾巴尼亞和朝鮮方面送來的海外稿費，主席也要求中央辦公廳一一退回。

　　不過，不要稿費是因為主席痛恨特權和私有買賣（專利權）；但對自己所寫的作品本身，老人家一向還是很看重的。

　　1964年，談到讀《毛選》的問題，主席的回應就別出一格：

　　《毛選》，怎么是我的東西呢？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這些東西，都是群眾教給我們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同志曾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要在英譯本《毛選》中刪去《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兩段內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英國，還會給在英國的美國同志招致很多困難……

　　主席聞罷，當即拒絕。

　　他讓人在回復中表示：

　　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

　　如果不合適英美讀者，該文可不包括在選集內。

　　論述武裝奪取政權的文章，寧肯不收入在西方發行的《毛選》，主席也不愿刪改，這是執拗，也是自信。

　　「武裝奪取政權」，這是從大革命失敗后尸山血海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如果為了逢迎域外讀者而讓步刪節，那么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指導地位必然會下降，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問題也會被敵對勢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這是主席向來的革命熱忱。

　　早在新中國建立后還沒三個月，主席風塵仆仆訪問蘇聯時，就請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蘇共黨內理論家幫自己看看過去發表的文章，能否編輯成集。

　　斯大林后決定派蘇共著名的理論家、哲學家尤金同志來到中國做此工程。

　　主席后來當面對尤金說：

　　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同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信心？連一個文章都要請你們蘇聯同志來看一眼？不是的！請你們來中國看看，是要你們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1961年初時，有整理文獻的同志發現了一篇毛主席寫于1930年的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讓他如獲至寶：

　　這篇文章我是喜歡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啊……

　　三年后，他囑咐把這篇《調查工作》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對本本主義》。

　　建國后，許多舊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標題，以適應新形勢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其實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毛主席后來的改動就讓文章主題直面撲來、便于傳播和學習。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談到《新民主主義論》時說：

　　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過去寫的文章，很多現在并不滿意。

　　兩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

　　以后翻譯的書，沒有序言不準出版。

　　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豆伯a黨宣言》有多少序言？許多十七八世紀的東西，現在如何去看它呢，這也是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讀同樣未收入《毛選》的《長岡鄉調查》，并在上面認真做了批注：

　　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過1956年在北京宴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和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時的自白：

　　我對《實踐論》是比較滿意的，但《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

　　也有過1960年在廣州閱讀《毛選第四卷》解放戰爭文章時追憶戰勝蔣介石法西斯軍府的豪邁：

　　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他蔣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卻是老人家至離去時都沒有解開的心結。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沒有同意發表。

　　他在猶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們是否還是當年的那些同志，國家是否還是當年的那個國家，黨是否還是當年的那個黨……

　　2

　　1941年9月前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寫過一篇長達五萬多字的雄文：《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這篇長文著力批判了彼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等多達九個文件。

　　這九個文件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某些過“左”的路線政策，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傾盡全力對抗“左”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義，動作較大的一次。

　　就寫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寫法很像是這九個文件的閱讀筆記，直截了當層層批駁。

　　他不僅直接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且用詞辛辣、觀點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滿篇盡是激憤之情。

　　雖后經數次打磨，但主席特有的咄咄逼人的嚴厲語氣和犀利文風，終仍難以消除。

　　在延安時，主席沒有將它發表，只給了少奇和弼時兩位同志私下看過。

　　延安整風我此前有述，不僅是斗爭的運動、揭露的運動、批判的運動，其本質實則更是一次團結的運動。

　　如果在整風時將這篇關于長征時糾“左”的文章全文公開發表，肯定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乃至還會被反動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個性化，軍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可以臉譜化——但是對于毛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卻又不僅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個。

　　主席雖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與行文均飽含火熱，但在治黨育吏時仍會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緒和主張有“化”的傾向。

　　這也就是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總是在與各種“擴大化”作斗爭的原因。

　　他總是堅守初心，他總是站穩理論。

　　那篇五萬多字的文章，二十年來，從抗戰時的40年代到建國后的60年代，看起來仿佛真的是要被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歷史資料”，永遠地被主席擱置起來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過七旬的主席突然毫無征兆地把這篇文章翻出來，批給了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陳云同志、冷西同志、陳毅同志等人閱看，還鄭重交代：

　　請提意見，準備修改。

　　次年1月，主席又專門批給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鑄同志閱看，還講：

　　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既然沒有確定要公開發表，為什么還要翻揀出來示人，且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這只能說明，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塵埃的“歷史資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著某些立足現實、使他憶及并格外珍惜的東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會議”，會議系統性的復盤和檢討了黨史上（主要是長征時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1942年的整風奠定了認識上的前提。

　　九月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主席、稼祥同志、弼時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組成，以毛主席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組織審查過去被打擊干部的委員會，以陳云同志為核心。

　　主席當時感到，必須冷靜地做下來做一些理論研究，寫一批文章，從理論上駁倒黨內余溫尚存的“左”傾教條主義、王明路線殘余。

　　九月會議以后，主席結合之前編輯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寫了兩個很重要的材料：一是為會議起草結論草案即《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二就是那篇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的文章。

　　九個部分，其各部分可稱既相互聯系為整體，又可各自獨立成篇，哲學厚度和史實厚度均為政論文章之上乘。

　　根據喬木同志的回憶，這九篇批駁文章，光是標題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題目是《關于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為《關于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在延安，主席花了很大的氣力寫出了這九篇文章，原準備發給中央委員進行討論，但考慮到文章內容太過尖銳、矛頭指向過于明確，與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不協調。

　　因此，才只送給了少奇同志和弼時同志兩位看。

　　然則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志，想必在建國已近二十年時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現過激的情緒反彈——相反，這篇文章對于當時的黨內黨外，教育意義十分深重。

　　1965年5月，主席在長沙開始著手修改這篇篇幅浩長的文章，把標題再度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修改完后，經過長久一番猶豫，他最后依然決定：不公開發表。

　　不但沒有對外公開，也沒有在內部向黨吏們印發。

　　如何處理此文，主席心里確實頗為糾結。

　　甚至將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發給全體中央委員……

　　可經一番猶豫，仍然只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經幾乎說不出話、聽覺也嚴重退化的主席，還念念不忘地請人把這篇文章一遍遍讀給他聽。

　　一個月后，83歲的主席溘然離世，也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極為復雜的歷史心緒。

　　4

　　一篇二十年前寫下、內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長征時期“左”傾路線的文章，為什么主席會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猶豫再三、糾結往復，并數次希望訴發全黨？

　　同時，主席又為何最終以猶豫作罷而告終？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文章的批判對象是遵義會議之前困擾紅軍極深的王明“左”傾路線。

　　實際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開遵義會議之間，共產國際受聯共（布）黨內日益高度集權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組織上日趨威權化，政治路線日漸“左”傾。

　　同時，共產國際其時對中國革命堪稱遙控指揮，且對中國國情和紅軍處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產國際制定的遠東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當時紅軍的不斷失利。

　　這一時期，黨內先后出現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傾錯誤——然而，陳獨秀的錯誤雖然后來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很大層面上仍是在承擔共產國際的失實領導和當時中央的集體路線偏離，這是被許多人所忽視的。

　　與之類似，李立三犯的錯誤是“左”，但王明卻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右傾，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因此，深受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集團便得以將“左”的錯誤繼續下去。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在討論當時職工運動形勢時，仍認為“現在革命潮流是高漲的。”

　　約三個月后，蘇兆征和向忠發在致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信中指出：

　　中國目前所經歷的政治形勢是直接革命的形勢。

　　這種判斷最先來源于共產國際于1927年11月召開的全會。

　　所謂“直接革命”，就是不考慮敵我力量、直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

　　這顯然與毛澤東等務實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這些，再審視建國后、特別是1956年毛主席因參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蘇聯陷入失序的教訓而做出退居二線決定之后中國國內遂發生諸多難以控制的“火熱亂象”，或許可以幫助今人理解那篇五萬字之巨的《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為什么會在1964年重新進入毛主席的心頭。

　　那一年的4月，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主席以極為懷舊的口氣說道：

　　我們很多同志為奪取政權而被敵人殺害了……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啥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制。就是吃飯有小定量，叫三錢油，五錢鹽，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

　　現在進了城，這個進城是好事。不進城，蔣介石霸住了這些地方；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么好了。

　　而就在那三年之前，主席還寫了這樣一首詩：

　　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一句“芙蓉國里盡朝暉”，道盡滿目瘡痍的失落。

　　5

　　建國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主席發表文章最少、但發表講話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國后不久，主席對滿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氣沖沖：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個學知識的好地方。

　　當時，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經在用“寶塔”這個詞私下嘲諷他們頭上重重疊疊的官僚機構，主席也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了寶塔尖上的人。”

　　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也得到了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的積極響應，開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

　　不過隨著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建議與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產生了極大矛盾（比如儲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斗爭形勢：

　　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

　　由此，在主席“全國有約五千右派”的正確指示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斗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這是正確且必要的。

　　從政治層面，這對于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一切伴隨著“擴大化”的發生，正向性戛然而止，一片苦心被人為的顛覆

　　毛主席點明“約五千名右派”，下面卻打出了五十五萬人之多……

　　后來，還是在毛主席的親自指揮下，超過二十萬“右派知識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復了名譽。

　　以上所述為反右運動，與之幾乎同時段相生的則是大躍進運動。

　　關于大躍進，我之前寫過太多了，此處不做過多贅述。

　　我還是想點明和呼應本文的主題：毛主席為什么會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憶那篇《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換句話說，毛主席為什么會在晚年與“左”較上了勁？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

　　這五次會議均是一個議題：強力糾左、遏制浮夸風。

　　正是在毛主席的撥亂反正下，基層“浮夸風”“共產風”的情況才逐漸好轉。

　　我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夸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里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

　　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F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

　　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

　　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

　　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

　　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后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

　　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

　　這三千萬噸，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

　　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

　　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風越刮越大，毛主席找到喬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這些筆桿子們談話，說：

　　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

　　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

　　什么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并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并到一畝。這些浮夸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干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干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

　　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

　　老人家為什么會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長征？為什么會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風？為什么會在十年后想起了蘇共二十大？

　　“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叫人寢食難安。

　　一路走來，他太了解身邊的這些老戰友、老同志們了。

　　1966年，主席曾有回憶：

　　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而就算是廬山之后僅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暗流涌動，“重新進行權力集中，反對分散主義”的聲音赫然升騰。

　　“權力集中”，集中到哪兒，是到毛主席那兒嗎？還是到人民群眾那里？

　　當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國性的各領域貧富差距開始凸顯，“三自一包”和戶籍制度徹底拉大了城鄉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與高干子女的就學機會遠遠多于農村兒童的情況。

　　這已然表明，其實整個形勢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國家金字塔化開始出現端倪。

　　這不但讓歷史上的諸多悲劇縈繞在老人家的心頭，同時也讓他隱約得見：過去糾正“左”的努力，可能會全部付諸東流……

　　1963年5月，他發表了著名的《前十條》，號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然而轉眼，四個月后和一年后分別出現了《后十條》和《修正草案》……

　　1964年10月3日，毛主席時隔二十年重讀那篇五萬字長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他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高級領導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這樣不好。

　　某些同志鼓吹的“包辦代替主義”，使老人家敏銳覺察到了官僚主義在抬頭、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會議上，主席憂心地說：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

　　還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人家怒聲呵斥：

　　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山雨欲來風滿樓…

　　接下來怎么辦？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這一輩子沒有什么“黨羽”，也沒有什么“集團”，他只剩下一條路，一條已顯陳舊卻依然閃閃發光的“老路”——依靠工農階級，依靠人民群眾，依靠他的孩子們。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岡山。

　　6

　　艾薩克·多伊徹曾經認為：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情形，這個最古老的國家渴望輸入最現代的革命學說、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將之轉變為行動。由于本國沒有“開山鼻祖”，因而中國的共產主義直接繼承了布爾什維主義，毛澤東站在了列寧的肩上。

　　一個回避不掉的現實是：中國擁有綿延冗長的封建貴族政治歷史，中華民族的整體政治意識早已經被「上治下」觀念束縛捆綁已久。

　　從這個層面而論，主席領導的反封建革命，其難度絕非歐洲革命和俄國革命能夠比擬（盡管中國共產黨人的戰斗經驗是汲取八方的）。

　　72歲再上井岡山之前，主席曾與斯諾談話，那次談話足足抽了十二支煙。

　　裊裊煙霧中，主席淡淡然地說：

　　我的兩個弟弟全被敵人殺死了，第一個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殺死，我兒子又死在朝鮮……

　　就在僅僅六年前的廬山，竟有人在黨內公然批評他：

　　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這句話當時深深地刺痛了主席。

　　那些失去愛人、特別是失去心愛的岸英的日子里，他在淚中撫摸著愛子的遺物，度過不知多少個月夜，卻被昔日的同志這般言說。

　　他向中央委員會發問：

　　我將無后嗎？嗯，畢竟我一個兒子在戰爭中死了，另一個瘋了…

　　他覺得委屈，真的好委屈。

　　自己所有的想法和舉措都是為了保衛新中國的性質，但這個「新中國」卻在茁壯生長的過程中逐步有褪去其「新」的端倪。

　　他自己不止一次地強調：

　　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1957年親自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其文中已有強調反右基本的指導方針，是盡量縮打擊面，防止擴大化，必須“必須確有證據，實事求是，不可過分，過分就是錯誤。”

　　但是有人聽他的嗎？到了下面便成了另一幅光景。

　　主席的秘書員王力同志曾有回憶：

　　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

　　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

　　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么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么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我什么辦法都用了，最后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

　　燈下黑也好，天高皇帝遠也罷，主席都曾有嚴厲指出：

　　如果有人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無論他的職位有多么高，資格有多么老，都應該堅決把他撤職。

　　如果因為自己手上不干凈而阻礙群眾運動的，就不但應該撤職，還應該受到法律處分；如果他是共產黨員，就更應該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回溯更早之前，建國僅僅三年，主席就在為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中痛訴某些“坐江山”的同志：

　　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于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在許多地區、許多方面和許多部門，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

　　為此，主席要求各地要向官僚主義和陽奉陰違現象展開堅決的斗爭：

　　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

　　其后，主席又一再聲明：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們一定要把領導上的老爺式作風、官僚主義作風、命令主義作風，完全消滅得干干凈凈！

　　羅伯特·米歇爾斯在20世紀初有過這樣一種預言：

　　社會主義者也許能夠取勝，但那已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其擁護者取得勝利的那一刻，就會自行消亡。

　　建立政權勝利僅僅十七年，主席非常“毛澤東式”的又一次捍衛了革命——他不允許社會主義“自行消亡”。

　　7

　　社會主義如果真的“自行消亡”，那么在其沉入塵埃的過程中是一定會有反響的。

　　建國之初，毛主席原本堅決反對住進中南海，但還是得服從中央的集體領導決定，不得不搬進去。

　　居住條件變了，對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比在山溝里正規多了，但是主席和他的衛士們都不太適應。

　　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距離遠了，規定多了，群眾們想見主席越來越難。

　　1953年，他終于是對一些財政干部發了火：

　　實際上，我在北京什么也聽不到，我看我得經常出去走走！

　　羅斯·特里爾曾認為，毛主席的戰友們沒有一個可以寫出城樓對面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那段銘文，因為“毛澤東終歸是不一樣的”。

　　即便是題寫毛主席這段碑文的周恩來，曾對主席非常欣賞的拉美革命領袖格瓦拉有過直接的負面評價：

　　他是盲動主義者，他竟然不要黨的領導……他主張到處點火…

　　但是在毛主席看來，堅持所謂“黨的領導”和“對組織的忠誠”，首先要取決于黨組織自身是否變質、是否依舊紅心滾滾。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國民黨時說的：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所以，一生作為革命者的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

　　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那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從1949年到1976年，主席所苦苦思考的，本質是井岡山、江西、長征、延安等一系列政治遺產與革命火種如何保留的問題。

　　無產階級政黨與農民擁護者之間，現代化進程與革命精神之間，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之間，宿命論與主觀能動性之間………乃至，通過倫理發展社會與通過技術發展社會之間，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專政之間……一系列的工農階級的自我解放和自我革命議題。

　　誠如1957年10月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所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么，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

　　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必須通過革命手段解決的矛盾。

　　那么，什么是革命？

　　在我看來，革命通常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不同的階級或政治集團奪取權力、以維護本階級或本政治集團的利益；另一種則是指運用已經獲得的權力去改造社會和規劃秩序。

　　在主席看來，中國自1949年特別是1956年以后，已經完成了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但是第一種革命的底色卻在淡化，曾經推翻的圖景正在重新呈現和崛起。

　　1949年的秋天，已成為新生執政組織最高領袖的主席是那樣的憂愁：

　　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而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

　　學者特里爾認為，中共拿槍桿子的日子結束之時，擺在新生的中國面前的就是新的東西：各種預算，各地區之間的爭吵，下級軍官中間的爭斗，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以及革命成功后產生的政治道德問題與權力保鮮保質問題。

　　8

　　16歲之前，主席一直生活在鄉村，他所受的教育，無非都是四書五經、程朱理學；他對社會的認知更是受了舊小說的影響。

　　那時他所向往的生活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所渴望的人生就是馳騁疆場、拜將封侯。

　　直到在私塾里偶然讀得《盛世危言》，才如夢方醒：沒想世上不過百年，天下卻已變化驚人，工業革命日新月異，西方各國快速強大。

　　相形之下，中華文明落伍了，大清帝國衰敗了。

　　出走韶山，這成了人生必然。

　　青年時的毛澤東想要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畫卷。

　　但其實現，只能依托于新的階級統治與先進政治力量的登場。

　　那么前提，是必須砸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讓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主體階級完成從肉體到精神的“土改”。

　　從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階級依舊遍布中國的核心權力層。

　　他們只是趕走了拖著長辮的滿旗馬褂，卻讓自己成為了依然未變的「少數人」。

　　土地與農民之間的生產關系也好，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系也好，社會與農民之間的階級關系也好，所有的現狀都無法向1920年時年27歲的毛澤東解釋：為什么中國農民的數量多達四萬萬，可是他們卻吃不飽、卻穿不暖、卻老婆女兒被人搶。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為什么《后浪》中宣傳著自己是社會的主人、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但是擺在面前的，卻是掙脫不盡的996和難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樓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涼山深處被遺忘的墨茶，甚至是買不起房或買了房又面臨爛尾的都市人。

　　他不明白：為什么人數如此之眾的農民階級不是國家的主體，并且如果不是主體，那么農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韶山農民中走出的知識分子，并從舊式的知識分子蛻變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農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27歲時不明白，但72歲時，他已然明白了。

　　1965年9月18日-10月20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他明確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對…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

　　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嘛……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

　　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

　　也就是列寧所說的：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動，那就是懼怕戰爭，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主席曾在一次講話中回憶起學生時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時，他還曾強烈主張讓此人當總理——康有為。

　　但經過世事沉浮和基層調研后，主席最終的觀點是：

　　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青年毛澤東最終依靠的還是中國千百年被殘酷統治的被剝削階級，他親自找到了這條路：

　　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在湖南一師時，楊昌濟常教導：

　　志向大者，則所學大，所思大，所為大，斯為大人也；反之，志向小者，則所學小、所思小，所為小，斯為小人矣。

　　這些話讓青年毛澤東很受觸動。

　　在給湘生的信中，毛澤東慨言：

　　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濟故有志之士，必先確立偉志，發其動力，才能奮發踔厲，摧陷廓清，一往無前。

　　在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他也懇言：

　　盲從立志，就如無源之水，無根浮萍，又焉能長久乎？

　　跋

　　從著青灰衫持書，到穿中山裝遍步，主席從來沒有放松過立志，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前進。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進京趕考的路上，總會有一些戰友覺得可以“交卷”了，也總會有一些同志覺得早已“走到頭”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還要走下去。

　　只要他還活著一天，他就要為人民前進一天。

　　只要他還在走著，哪怕步履蹣跚、扶仗執拐，哪怕話都說不利索、筆都拿不熟絡，人民就會被他保護著。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選》第二版，他說：

　　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

　　后有外賓發問有沒有新的理論著作打算發表，老人家答：

　　可以肯定回答，現在沒有。將來要看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還在觀察問題。

　　1965年會見斯諾，斯諾在暢談之余感嘆：

　　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聽后，頓了頓，慢慢的回答道：

　　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F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還曾感慨：

　　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啊，我這個人啊，理論研究還是很差……

　　讀著這些話，其實我們已經可以領會為什么主席晚年常常會獨自哭泣，淚流不止。

　　約瑟夫·伊謝里克曾把列寧和毛主席這兩位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領袖作了區別，他認為列寧總是認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是小生產經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但是中國的毛澤東則更敏銳和深透，他認為復辟的主要危險是黨和國家里出現一個新的官僚主義者階層。

　　伊謝里克曾反復提請人們注意毛澤東主席1959年12月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所作的評論：

　　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用江蘇省委宣傳部前社情采集員、新加坡《聯合早報》前國際版編輯賈靜，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話同樣直觀：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個刻板模劃。

　　三十年的主要成績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業體系的創立與完善，是黨政體系正式邁入現代國家行列；但實質上，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鏟除地方家族體系、黨內壟斷集團以及忠孝等級秩序觀。

　　現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對后者，實質上是似褒實貶，完全否認新中國的成績。

　　這里的原因嘛，看看當下諸公的斑斑事跡，想想日后為政者將會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話：前三十年的功績，正砸痛了后來者的神經！

　　學者韓少功更有指出，“文革學”有三大泡沫：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

　　所謂“文革”史的宮廷化，是指敘事者們的目光始終聚焦國家高層，總是把歷史寫成一部領袖史。

　　從總體看，毛澤東不過是毛澤東“群發現象”中威權最高的一個，最有影響力和能見度的一個，如此而已。

　　最有影響力，使他對“文革”不可能不承擔主要領導責任；最有能見度，則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脅、被引導、被影響、被代理、被推動、被造就的大量隱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體制條件和環境制約，即看不見的歷史之手。

　　這幾乎是一切領袖人物的命運。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個普遍的毛病。

　　捕風捉影，有罪推定，信口開河，道德誅心，使一場嚴肅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報水平，淪為八卦和扒糞。

　　于是歷史清算成為一個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難度。與其說這是批判“文革”，不如說這是暗中延續“文革”中常見的思維方式和言說風格……

　　再回頭來品味主席的自咲，讓人不禁淚嘆。

　　他很“差”嗎？他很“可笑”嗎？

　　可笑的不是史書中被編制得千模萬樣的他，而是那些懷著暗心將一本本史書遞給我們的人。

　　行盡帝王將相偉業，卻革盡帝王將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來多少君王夢寐的潮頭之巔，卻毫無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之意，而是旋即扭轉槍口，將千軍萬馬調集、揮師向自己進攻！

　　八十三載，這幅悲壯的生命自始至終都是直線的，他從來沒有走過回頭路。

　　歷史周期率的周而復始，階級斗爭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興亡宿命——這是主席一生的敵人。

　　他從來沒有半點觸摸過他曾反對過的東西，他也從來沒有分毫拋離過他曾擁護過的話語。

　　不論上山還是下山，不論同伍眾僚遁入華貴，還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獨，到掙扎著閉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雙手還在顫抖，滴漏著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總是想給同志們、給戰友們、給年輕人們、給孩子們，給這個黨、給這個國家、給這個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們，多留下一些東西。

　　中國浩浩湯湯千年長史，看看他生前帝王譜，看看他身后四十年——朝權更迭，星河斗轉，一個領袖想流芳百世，最輕松的做法就是遠離底層百姓，去討好精英階層、去討好那些拿著筆桿子的人。

　　否則，縱然齊天之偉業，也依舊身后罵名滾滾來。

　　然而只有他，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龍鱗的少年們作對！

　　我們喊他萬歲，他卻說“人民萬歲！”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艷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面春風地參加慶祝會……

　　四十六年，桑榆非晚，檸月如風。

　　史書一代又一代，皆是廟堂之「官」爾。

　　只有主席是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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