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查理周刊》事件，國內(nèi)媒體諸多評論，充分顯示了某種程度的“自由”，某些甚至在法國也忌諱的話語，在中國暢通無阻。這種詭異的狀態(tài)大概也就只會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出現(xiàn)……

　　但一些被證明是無知所引發(fā)的評論，應(yīng)該隨著我們對事件的進一步了解而自動地煙消云散。比如說《查理周刊》“諷刺的對象是全方位的，從穆罕默德、耶穌、圣母，到教皇、總統(tǒng)[1]”，以此來證明《查理周刊》蔑視“一切”權(quán)威，而非專門與穆斯林過不去。這不是事實。《查理周刊》在伊斯蘭世界遭到抵制的原因除了穆罕默德的畫像之外，其雙重標準也是一個重要甚至是關(guān)鍵性因素。這一點，喬姆斯基也看到了。他在《巴黎襲擊事件表明西方激憤情緒的虛偽》一文中這樣認為，當“勇氣可嘉(這是以諷刺而非贊揚——引者注)的《查理周刊》開除了漫畫家Siné(錫內(nèi)，或譯西內(nèi))，因為他的一個評論被視為具有反猶太主義內(nèi)涵的時候[2]”，言論自由就被分為“我們的”與“他們的”了。我們的是正確的，而他們的則是不正確的。

　　應(yīng)該承認，知道《查理周刊》錫內(nèi)事件的國人很少。在短時間內(nèi)對時事進行評論是難免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的。或者，認為錫內(nèi)事件并不能證明《查理周刊》執(zhí)行“雙重標準”，那也可以，只是不要在不知道這一事件時就認定《查理周刊》是對所有權(quán)威一視同仁的。這不是事實。

　　但我發(fā)現(xiàn)在一些學者的評論中，居然再度引用伏爾泰的所謂“名言”即“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quán)利[3]”，那就錯得離譜了。因為我早在2011年就撰文證明，將這句話套給伏爾泰是一個誤傳。今天在法國已經(jīng)很少有人認為這是伏爾泰的原話了。我的文章也已經(jīng)被選入《坐在人生的邊上：2011筆會文萃》一書中。作為普通讀者，不知是正常的。但作為學者，就不應(yīng)該了。

　　可能在一些人眼里，這是一個小問題。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關(guān)鍵問題。你可以贊同或反對任何事務(wù)，但你不能否認一個事實。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事實”與“真相”已經(jīng)日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立場”、“態(tài)度”。當時我發(fā)表文章時，就有人來反駁我，說“誰說的不重要，就是叫花子說的，我們也支持”。真的嗎?假如一個叫花子告訴你，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言論自由一受現(xiàn)行法律的限制、二受社會倫理道德的約束、三被無形的“政治正確主義”禁錮，你相信嗎?

　　名人效應(yīng)是不可否認的。將這句“名言”與伏爾泰切割開來，是必須的。所以，我重新翻出我的舊文，供迄今為止不知伏爾泰從來沒有說過這句遐爾聞名的“名言”的學者們參考。

　　一句伏爾泰從未說過的“名言”

　　2011年05月02日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quán)利!”據(jù)說是伏爾泰的“名言”。這句話流傳如此之廣，甚至在伏爾泰的祖國法國也被奉為“至理名言”!正是在這句“名言”的掩飾下，法國近年來一些離經(jīng)叛道的話、一些驚世駭俗的話、特別是一些排外、仇外、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話，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電視、電臺、講座、沙龍、報刊上風行無阻。似乎在“誓死捍衛(wèi)說話權(quán)利”的旗號下，一切都可以被允許!言論享有“絕對自由”的權(quán)利。然而這只是一種“幻覺”而已。絕對自由的言論是不存在的，也不應(yīng)該存在，正如伏爾泰的這句“名言”亦僅僅是一個誤傳而已!伏爾泰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思想。

　　最早提出這句“名言”的，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后來又在另一本書《書信中的伏爾泰》中再次引用。但后來當這句話引起爭議時，霍爾明確表示，她“綜述”了伏爾泰的思想。她的依據(jù)是“愛爾維修事件”。伏爾泰并不喜歡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所寫的《論精神》一書，稱之為“一堆毫無條理的思想”;但當這位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的書出版后倍受教會和當局攻擊之時，伏爾泰又為之辯護。于是霍爾在評論這件事時寫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quán)利’從此便成了伏爾泰的一貫態(tài)度。”，她“錯誤”地將這句她自己的評語加上了“引號”，結(jié)果使后人以為這是轉(zhuǎn)引自伏爾泰本人的話。于是很多人便引用此話，結(jié)果導致這句話越傳越廣。然而很多伏爾泰學者曾經(jīng)表示懷疑，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在伏爾泰的著作里讀到過這句話，因此從這句話問世后，就一直存在著質(zhì)疑。

　　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自己后來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認，是她“誤”將這句話放在引號內(nèi)而導致讀者誤解的。她在這封信中寫道：“您在我的著作《書信中的伏爾泰》中讀到的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quán)利’，是我本人的話，我不應(yīng)將它用引號引起來。我無意中犯下的錯誤誤導了您，使您以為這是伏爾泰的一句話。請接受我的道歉。”霍爾的這封信后來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因此，伏爾泰沒有說過這句話，幾乎是清楚無疑的。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題為《法蘭西名言錄》的書中再次提及這句話。書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國的猶太翻譯家諾爾貝爾·古特曼。古特曼在書中做出了另一種解釋，稱這句話是伏爾泰在寫給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現(xiàn)的。原話據(jù)古特曼的“翻譯”如下：“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夠繼續(xù)寫文章。”這本書問世后，再次使人們認為，伏爾泰確實說過這句話。然而懷疑派根據(jù)古特曼的解釋進行了尋找和研究，發(fā)現(xiàn)這封信確實在歷史上實有其事，被收入在伏爾泰全集中。但在伏爾泰的原信中卻并沒有“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夠繼續(xù)寫文章。”這樣一句話，甚至連這樣的意思也沒有。古特曼從來沒有就他的這本“翻譯著作”做出進一步的解釋。直到1994年，曾通讀過伏爾泰全部文字作品的日內(nèi)瓦伏爾泰博物館館長夏爾·維爾茲，在一次電視采訪中重提這件事，他證明伏爾泰確實從來沒有在任何作品中說過、寫過這句“名言”。

　　法國最近之所以出現(xiàn)對伏爾泰這句“句言”的質(zhì)疑，是因為這句“名言”近來成為法國許多違法言論的擋箭牌，其中包括排外、仇外、種族歧視、種族仇恨等過去不能說或被法律明確禁止的話。法國社會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由于經(jīng)濟危機的沖擊，正在出現(xiàn)向極右方向轉(zhuǎn)移的趨勢。排外、仇外等思潮越來越有市場。因為將復雜的經(jīng)濟危機簡化成“都是外來移民的錯”，是一種非常有效、能夠為民眾廣泛接受的說法。過去法國法律是禁止種族主義言論發(fā)表的。但這些言論今天卻在這句偽稱的伏爾泰“名言”的掩飾下紛紛出籠，沖擊并影響著法國社會向極右方向急轉(zhuǎn)。如著名電視記者艾利克·齊姆爾最近就公開表示一個企業(yè)主“有權(quán)”讓職業(yè)介紹所不要推薦黑人和阿拉伯人。好幾家人權(quán)組織聯(lián)名起訴齊姆爾“種族歧視”。齊姆爾的“粉絲”們正是以伏爾泰的這句“名言”來為其辯護。巴黎極右翼國民陣線新任主席瑪麗娜·勒龐(前主席讓—瑪麗·勒龐的女兒)就是在這種思潮的簇擁下，在民意測驗中得分節(jié)節(jié)高升，甚至大大超越現(xiàn)任總統(tǒng)薩科齊……正是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動向，導致法國對“絕對言論自由”的反思甚至“反動”，并連帶出現(xiàn)對伏爾泰這句“名言”起源的追究、質(zhì)疑和否定。

　　最新的導火索，就是剛剛出版并引起廣泛爭議一本僅三十來頁的小書：《勒龐萬歲》，作者是“記者無國界組織”前主席羅貝爾·梅納爾。此書已經(jīng)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梅納爾應(yīng)邀到各大媒體，都會引發(fā)一場激烈的爭論。在法國France Inter電臺與主持人帕斯卡爾·巴斯卡、在法國收視率相當高的有線四臺“大報”專題節(jié)目中與政論家讓—米歇爾·阿帕蒂等，梅納爾都與之產(chǎn)生尖銳的詞語交鋒。特別是后者，阿帕蒂與梅納爾的“對嗆”是這一爭論最為典型的縮影。

　　阿帕蒂的評論這本書時說，這本書用“勒龐萬歲”為題目就是為了爭奪眼球，目的就是想表示，“極右派思想在法國政治辯論中應(yīng)該有其存在的位置和理由”，也就是說，不管極右翼說什么垃圾，都有權(quán)表述出來，其中包括違法的語言。“這使我想起與國民陣線一名成員讓—伊夫·勒加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談話。勒加魯當時手中揮舞著一枝筆，畫了一張奧斯維辛集中營煤氣爐的圖解，聲稱煤氣爐殺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二戰(zhàn)中數(shù)百萬猶太人被毒死也是不可能的……對這種令人極其厭惡的言論，我要高呼：‘蓋索法萬歲’!”

　　“蓋索法”是由法共議員讓—克洛德·蓋索提出的議案，于1990年7月13日在法國國民議會通過。該法案主要針對否定二戰(zhàn)歷史、主要是否定煤氣爐存在的學說。這一法案通過以后，任何在法國否定二戰(zhàn)歷史的言論和研究都是違法的。蓋索法從問世伊始，就引起激烈爭議，至今在法國政界、歷史學界都存在著不同的聲音。法國右翼政治家有相當一部分反對這條法律，其中甚至包括現(xiàn)任總理費永。當時還僅僅是國民議會議員的費永曾投下反對票。

　　梅納爾則反駁說，除了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外，任何事物都有權(quán)被表述、被說出來、被發(fā)表出來。歷史應(yīng)該由歷史學家來討論和論證，而不是由法律來界定。也就是說，在梅納爾看來，“蓋索法”介入了歷史，是越俎代庖，因此“所有歷史學家都反對這條法律”，難怪巴斯卡質(zhì)問梅納爾“是否還要否定法律”。

　　“誓死捍衛(wèi)說話權(quán)利”的“名言”，關(guān)鍵恰恰在于將言論自由絕對化。實際上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都是有界線的，這個界線就是法律。在法國有阿帕蒂所提到的“蓋索法”，此外還有“亞美尼亞種族屠殺法”以及“布雷凡納法”，這些法律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法律限制。齊姆爾的話最后被判有罪，根據(jù)就是這些法律。如果沒有這些法律對言論自由的界定，那么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種族仇視和沖突的場所。甚至就是“伏爾泰分子”也承認，言論自由不包括“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的自由。問題是，以言論自由為由攻擊另一個種族、另一種文化以及所有與自己不同的文明，難道就是應(yīng)該容忍的嗎?由此可窺，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應(yīng)該存在。你甚至可以批評法律本身，甚至可以認為這是“惡法”。就如“蓋索法”，至今在法國有很多人反對，并公開批評這一法律。甚至有一位歷史學家在網(wǎng)上征集簽名反對“蓋索法”，連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基都簽名支持。但當法律仍然有效時，你的言論卻不能違反法律。任何人言論一旦違法，法律就必將制裁。任何國家都無例外。

　　事實上，伏爾泰本人也從來沒有“誓死捍衛(wèi)”過他人的發(fā)言權(quán)利。法國研究伏爾泰的專家們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伏爾泰非常討厭巴黎《文學年代》刊物創(chuàng)始人艾利·弗雷龍。此君文字尖刻，常常攻擊當時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伏爾泰對其一直難以忍受，甚至專門寫了一出諷刺劇來挖苦他。該劇如此之刻薄，以至于前來觀劇的弗雷龍夫人當場被氣暈。伏爾泰的朋友們最終動用他們在政府的關(guān)系，多方攻擊弗雷龍，甚至一度將其投入巴士底獄。最后弗雷龍的老板、伏爾泰的朋友拉莫永—馬雷謝爾伯決定解雇弗雷龍并讓《文學年代》停刊，伏爾泰這時卻并沒有“誓死捍衛(wèi)”弗雷龍說話的權(quán)利……

　　最令我困惑的是，盡管法國人絕大多數(shù)都不清楚這句話并不是伏爾泰說的，但只要有心，查一查百科全書，甚至上網(wǎng)查一下維基，都能夠立即明白事實真情。但我吃驚地發(fā)現(xiàn)維基法文版和其他語種的版本都清楚說明了這一歷史誤會的因緣，但“自由的百科全書”維基中文版里卻繼續(xù)將其作為一個事實來介紹，只是“另有一種說法”認為不是伏爾泰的話而已。有人在故意誤導中國人嗎?

　　(注：文章的最后一段已經(jīng)無效，因為有人已經(jīng)修改了維基百科的“伏爾泰”條目，其依據(jù)正是我的文章。)

　　[1] 參閱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5637。

　　[2] 參閱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6225。

　　[3] 參閱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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