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手持突擊步槍的三名蒙面人沖進巴黎《查理周刊》編輯部時，這份最早創刊于1970年的諷刺漫畫周刊正在編輯它新一期刊物。封面上是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小說家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穿成男巫的模樣，預測自己在2015年大約會掉光所有牙齒，而到了2022年，自己應該會開始過穆斯林齋月。正向不少有過伊斯蘭世界生活經驗的反伊斯蘭者們一樣，維勒貝克與伊斯蘭教的關系勢同水火。在他小說《投降》(Soumission)中，伊斯蘭主義被看做是與歐洲極右翼分子一樣令人厭惡的政治勢力。小說中，2022年的法國大選成了極右翼民族主義政黨與穆斯林兄弟黨之間的對抗。最終穆斯林政黨勝出。選舉結束后第二天，法國人發現自己的生活開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婦女們再不能穿暴露的西式服裝，大學成了伊斯蘭經學院，所有非穆斯林教授或者需要提早退休，或者必須改奉伊斯蘭。外交上，土耳其和北非國家加入了歐盟，隨之歐盟幾乎變成了一個與羅馬帝國一樣的伊斯蘭帝國。

　　雖然維勒貝克強調，自己的小說并未試圖詆毀伊斯蘭，然而，廣大知識分子卻不這么想。不少人批評維勒貝克根本就是一個散播伊斯蘭恐慌(Islamophobia)的極右分子。左翼報刊《自由人報》(Libération)主編憂心忡忡地說，維勒貝克的小說根本上代表了極右翼思想在法國嚴肅文學中的回歸。與驕傲的知識分子們不同，廣大的法國讀者們既不顧左翼知識分子們的憂心忡忡，更無視維勒貝克自己再三的辯護，在他們看來，《投降》根本就給歐洲描述了一副伊斯蘭主義入侵下的黑暗帝國圖景。在大眾身上，絲毫看不到那種被歐洲知識分子與政客們捧上了天的多元文化主義包容心，更看不見那種多樣文化和平共處、互不干涉的大同圖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維勒貝克所描述的那個荒誕、緊張、個體化、無希望的政治未來正在變成現實，而讀者們對他小說的接受，則更成為這種歐洲政治現實的反諷注腳。而新年的蒙面槍手們則更為這種暗黑圖景添上了濃重的現實血色。

　　在今天的世界里，我們似乎從來不會去過問人為何會拿起武器。批判的武器(文斗)與武器的批判(武斗)都成為今天社會政治話語中的異類。我們今天的精英們假設了一種生活的“常態”秩序。在這偉大的秩序里，制度是社會的守護神，在平等與自由的圣殿里，它一手捧著法律、一手持著理性，照耀著繁榮的社會，賜予了人民以發展的理想。而所有與這種祥和景象不同的變量，則統一被打包成了“恐怖主義”，裝載在了一艘愚人船上，被社會放逐。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很容易忽略在這個充滿著普世光芒的故事背后，潛藏的是一種明確的基督教神學，其普遍性的形成則深深鑲嵌在歐洲歷史發展的脈絡中。

　　歐洲的文化多元主義政治話語其興起是20世紀中后期的去殖民運動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雙重結果。隨著20世紀中期，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19世紀歐洲殖民霸權建立的世界秩序徹底終結。以英帝國為主的歐洲殖民宗主國發現，自己原先相對單一的民族及文化身份逐漸被移民潮所打破。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移民為歐洲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民族構成的多樣性，更是社會習慣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多樣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是19世紀歐洲殖民秩序中“文明化任務”(civilisation mission)的逆反。在這種文明化任務的理想下，19世紀歐洲的殖民計劃(colonial project)試圖以歐洲工業化式的“現代化”為模板，教化并改造歐洲之外非白人、非基督教的社會。除了我們經常談論的基督教理想之外，這種文明化任務的現實基礎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貿易帝國主義。在這種框架下，對于非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認識，包含了雙重矛盾。一方面，是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追求的，對非基督教文化的認識、闡述及重塑的普世理想;而另一方面，則是在貿易帝國主義霸權下，對殖民地地區文明及主權的否定，以期將殖民政治合法化，將貿易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這一雙重矛盾在殖民秩序下表現為諸如“原住民問題”(aborigine question)、“黑人問題”(negro question)等等一些殖民秩序以內、但在歐洲地理范疇之外的問題。然而隨著二戰結束，去殖民與民族獨立運動興起。這一矛盾被從殖民地帶回到了歐洲宗主國。在非洲與中東，許多在前殖民秩序下隸屬既得利益階層的有色人種發現，在新成立的民族政權中，他們屬于會被清除的反動力量。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很簡單：回到宗主國去。他們當中也許絕大多數已經是基督徒，也許還有不少是在歐洲大學畢業的社會精英。然而，這批有色人種的到來無疑為歐洲這個幾乎純粹是白種人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動。當基督教理想中所描繪的世界大同理想真正擺在歐洲白人面前時，歐洲大陸的白人們發現，自己或許并沒有準備好。當然，一方面由于這類回潮移民數量并不巨大;另一方面，由于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歐洲左翼階級政治話語的影響，以及對于二戰時期納粹種族主義的痛苦記憶，歐洲政治中的種族、文化沖突并不明顯。

　　很大程度上，歐洲政治的共同體是在對二戰的痛苦記憶中成長起來的。但其內部文化與種族差異的問題并未真正得到處理。隨著70年代后期蘇聯入侵阿富汗，那種支撐歐洲左派階級政治理想的現實基礎也隨之喪失。在這之后到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又為脆弱的歐洲共同體輸送了一批新的移民。他們從歐洲之外趕來，試圖尋找新的工作機會，連同那些早先移民的后代們，他們在白人的歐洲社會里逐漸形成了一個個以非白人民族認同及非基督教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群體。在白人主導的社會里，這群外來移民所面臨的現實壓力，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下，體現為更為尖銳的階級矛盾。然而，隨著蘇聯解體，意識形態政治成為新的痛苦回憶。在歐洲內部，這階級矛盾則被逐漸表述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文明與種族沖突。

　　1970年代之后在歐洲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從本質上體現了歐洲對其內部矛盾無可奈何的回避態度。如果說19世紀殖民主義的政治理想是，試圖將世界人民的腳放在一雙統一尺碼的鞋子里;那么20世紀后期開始的文化多元主義則是將一個千瘡百孔的網兜套在人們的腳上，然后把這個網兜叫做鞋子。奇怪的是，這兩種態度的基礎都是理性主義。或者說，是在歐洲基督教歷史中誕生出來的理性主義。前者的理性基礎是一切差異性最終都會朝向一個統一由西方發現的理性目標前進。而西方的文明使命，則是不遺余力地用統一的步伐，將世界帶進這個歷史終結的高潮里。而后者則建立在二戰之后，西方哲學界對那種黑格爾式的理性的反思中。其基礎是個人主義的。面對內部多樣的矛盾，歐洲以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建造了一尊政治正確的祭壇。在這個祭壇上，一切民族的都是正確的。“他人是地獄”成了新的政治普遍性。在這種普遍性下，多元文化主義想象了一個好像是沙拉碗一樣的歐洲政治圖景。在這個碗里，人們既不“和”也不“同”。

　　這種沙拉碗政治雖然回避了冷戰之后階級話語與意識形態政治帶來的尷尬，但卻也進一步讓歐洲社會碎片化。一方面，白人社會的知識分子深深感到，在這種多元主義整治下，歐洲的文化與政治身份漸漸喪失。甚至在諸如艾因·蘭德(Ayn Rand)這樣極端的自由意志與個人主義的支持者看來，這種多元主義政策還會促生原始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帶有強烈的集體主義色彩，將種族身份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強加到個人意志之上。另一方面，在社會政策方面，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影響下，歐洲內部的少數族裔逐漸成為了與外界隔絕的社群。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試圖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努力徹底失敗。她呼吁，德國大量來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應當努力融入德國社會，學習德語。2011年，英國卡梅倫政府也將英國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生成歸結為文化多元主義政策的結果。他強調，需要重新“捍衛自由的西方價值觀”，進一步推廣英國統一的“國家認同”。

　　如果說2015年1月7日三名在法國出生的阿爾及利亞人槍擊《查理周刊》編輯部是歐洲文化多元主義看得見的失敗的話，那么2014年8月揭露的羅瑟勒姆性侵案則更體現了文化相對主義深入骨髓的困境。羅瑟勒姆(Rotherham)是英國約克郡南部的小城。2014年8月，阿萊克斯·杰(Alexis Jay)教授發布了一則獨立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從1997年至2013年間，該地區多達1400名白人未成年少女遭到有系統性的性侵犯。侵犯人多為該地區巴基斯坦裔穆斯林。雖然有許多受害人向社工或警方求助，但在當地警方得知嫌疑人為少數族裔后，均擔心受到種族歧視質控而終止調查。工黨籍的記者列奧·麥克金斯特(Leo McKinstry)批評，這一事件代表了政府將政治正確的教條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類似的案例在歐洲并不少見，甚至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也能發現這種傾向，階級沖突被掩蓋在民族沖突的皮囊下，而處理這類問題的手段也以追求穩定與發展的最高政治正確原則為基準。在這種準則下，具有現實價值的人民利益缺席。

　　實際上，我們很容易發現，壓斷多元文化主義政治理想的，主要是來自于歐洲基督教文明的老敵人——伊斯蘭教。這不僅僅是近年來針對穆斯林世界“反恐戰爭”的結果，更體現了在西方基督教歷史語境下發展起來的現代政治理性在理解伊斯蘭社會時的無力。在西方基督教歷史中，對于“現代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其自身歷史中政教分離的經驗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之上的。在這種理性基礎上，宗教被理解為一種個人精神追求，不再被容許承擔任何社會政治組織責任。其作為律法的特色被剝離，甚至其作為道德來源的特性也被放在了相對主義的邏輯下。然而，這一邏輯在理解伊斯蘭時便全然失靈。伊斯蘭世界的歷史發展中，既沒有經歷歐洲式的政教分離，也沒有經歷歐洲式的工業革命。作為社會組織基礎的伊斯蘭教不單單是道德，更是法律，也是生活方式。而近些年來瓦哈比主義蔓延更將伊斯蘭教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將穆斯林轉變為一種具有政治建構效力的身份認同。隨著哈里發國(ISIS)的興起，西方開始發現，那些拿起槍反對西方的極端主義者們甚至不少來自西方社會內部。無論是作為ISIS的武裝人員，還是作為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他們在拿起武器之前，都像是一個個普普通通的消費者，在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繁榮中吃喝玩樂。在今天回避階級政治、回避意識形態問題的語境下，在西方那多元主義理想中，這個現象幾乎無法理解。于是，他們便都被稱為“恐怖分子”，成為了特瑞·伊格爾頓所描述的“邪惡”(evil)，成為了蝙蝠俠中的小丑，基督教中的撒旦。其潛臺詞便是他們均是非理性的異類。

　　今天西方政治話語中的“恐怖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是共生的，它們好像是中世紀歐洲人塞巴斯蒂安·布蘭特(Sebastian Brant)筆下的愚人船。它們是一個布袋子，囊括了一切讓人不快、無法理解的現象。在西方這個排他的屋子里，“恐怖主義”這個袋子在其外部，“文化多元主義”這個袋子則在其內部，裝滿了一切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不搭調的奇怪物品。它們被打包擱置起來，包裹上貼著“政治正確”的標簽。

　　在《查理周刊》襲擊案之后，歐洲各大報紙的頭條無分左右，異口同聲地將其描述為野蠻對自由(liberty，freedom)，對民主的攻擊(attack)。在與穆斯林世界的沖突中，歐洲今天有了一個殉道者。而歐洲脆弱的多元文化主義可能會隨著查理周刊襲擊案而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應當會是臉譜化了的敵我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自由與奴役之間，民主與專制之間這種簡單二元的臉譜對立。從這個現象上來看，蘇聯解體并不代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政治的終結，相反它代表了西方意識形態世界霸權的開始。今天隨著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破滅而重新出現的一系列沖突實際上延續了19世紀殖民世界秩序中產生的霸權主義問題，更延續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未曾完成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的問題。這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問題，是我們今天世界人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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