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短期波動只是“成長之痛”》,香港《南華早報》網站4月28日文章。人民幣近來的貶值究竟讓誰痛了?中國的主流媒體,以人民日報海外版為代表,聲稱人民幣貶值是讓美國痛了,人民日報海外版在4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連續升值不發聲一見波動就跳腳 人民幣許漲不許跌是強盜邏輯》的文章,貌似十分愛國反美。然而,著名的漢奸媒體香港《南華早報》網站上的這篇文章也認為人民幣貶值是讓美國痛了,并且也在為人民幣的這一波動進行辯解。
由此就產生了這么一個奇怪的現象,人民日報的觀點為什么和漢奸媒體的觀點如此的一致?究竟是漢奸媒體的編輯腦子進水了,還是人民日報的這篇“愛國反美”的文章只是玩了“形左實右”的鬼把戲?
我們知道,漢奸國賊曾經公開聲稱自己是“愛國主義者”,現在也的確有很多漢奸已經學會了如何在“愛國”的名義下進行賣國。比如,賣國勢力在“保釣反日”的名義下向美國出賣中國的權益,說什么要聯合美國來打擊日本,然而,釣魚島爭端自始至終都是由美國一手挑起的,奧巴馬此次的表態更是顯露無遺,因而中國“聯美反日”的舉動正好符合美國推出“巧實力戰略”的初衷。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這篇文章,從標題來看,就完全站不住腳。美國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不發一聲”,相反,正是在美國的連連催逼之下,人民幣才不斷升值的。近來揭露出來的人民幣匯改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因為漢奸國賊執行了美國布置給他的讓人民幣升值的任務,人民幣才在匯改的名義下開始了升值之路,而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所持的美債大幅度貶值的過程,然而,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政府大舉購入美債的過程。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美國之所以一反常態地只是表示對人民幣匯率的貶值表示“關注”,而沒有像其在命令人民幣升值的時候屢屢對中國發出制裁威脅甚至出臺制裁措施那樣,正是因為人民幣匯率的貶值正好符合美國當下的利益。美國之所以要對人民幣匯率的貶值表示“關注”,那只是為了掩護其之前的各種主張的真實意圖,只是為了緩解中國的漢奸賣國勢力所承受的壓力。對那些腦殘的愛國憤青而言,凡是美國表示了不滿的事情,就是中國政府做對了的事情,然而,他們根本就不懂得觀察,不懂得比較,他們就愣沒有看到美國此次的不滿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根本就沒有具體的制裁舉措,美國如此反常的表現難道不值得這些愛國憤青們反思嗎?!人民幣實際也是金磚國家中最后一個開始貶值的,而發展中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匯率的貶值正好為美國最終向這些國家轉嫁經濟金融危機開辟了道路,這在以往的二十來年的歷史中已經重演過很多次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這篇文章,從標題開始就在向讀者灌輸“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觀念,好像人民幣匯率“非漲即跌”,而沒有“穩定”這個事情。盡管中國央行自己總是強調它出臺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但是,隨著人民幣匯率波幅的擴大,投機資本能夠操作的空間也就相應地擴大了,因而就會有更多的資金投機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上,而這一結果勢必導致整個經濟結構朝著不利于實體經濟的方向發展,因而這個結果正好和中國政府表面上所宣稱的金融改革要為發展實體經濟服務的言論相反。無論是理論還是歷史都足以證明,人民幣匯率的投機程度越高,中國的實體經濟就越難以獲得發展。盡管中國政府這些年來堅定不移地推行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殖民地化的地位是高于私有化的,或者說,私有化是以殖民地化為原則的,因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大多是利益受損方,只有外資才是最大的贏家。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這篇文章,和所有的漢奸媒體一樣,都在宣揚人民幣匯率“更多由市場決定”,中國政府自己也是這么說的。然而,這種說法根本就經不起推敲。市場是什么呢?難道存在一個脫離了具體的一個個人的市場?不可能。人是市場的主體,而人都是有階級、有國家的。因此,所謂的由市場決定,不過是由階級斗爭決定、有國際斗爭決定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既然人民幣匯率不再由中國人民決定,那么所謂的由市場決定其實就是由外國人決定,就是由外國資本和外國政府決定,因而這種由市場決定的改革本身就是在賣國。
《中國開征房產稅面臨巨大阻力》,日本《日經亞洲評論》雜志網站4月29日報道。只要看看中國政府近來出臺的一系列為富人謀福利的政策,就能知道房產稅為什么難以出臺了。房產稅這個東西一般都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房價暴跌之后才能夠出臺,像現在這樣房價還能上漲的階段,房地產既得利益集團還沒有出現分裂的時候,房產稅肯定無法出臺。
《中國勞動關系模式有缺陷》,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4月28日文章。中國近來數百起的罷工事件不過是階級矛盾激化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當地政府的反應來看,基本上還在堅持為資本家服務這個反動透頂的立場。因而,罷工運動只會越演越烈。階級斗爭從來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更不是靠幾句忽悠就能過關的。
《習近平首次赴南疆視察引關注》,路透社北京4月29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4月29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4月29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4月29日報道。“根據主席指示,新疆地區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一是經濟問題,二是政治問題。只要把生產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上政治上掛了帥,依靠勞動人民群眾,新疆地區就更加鞏固了。這是防止和戰勝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發動武裝進攻和進行顛覆活動的根本保證。”(《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 1964年4月9日)
發展經濟固然是最重要的,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經濟發展的收益最后歸誰所有了?如果按照目前的搞法,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那么經濟越發展,貧富兩極分化越嚴重,階級矛盾越嚴重,階級斗爭也勢必越激烈,民族和宗教問題也就越容易成為階級矛盾的轉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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