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開好十八大，首都、特別是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加強了警戒，報紙上登的消息說：二千多名代表開會，兩萬多人來警衛。

　　大會前，北京全城清場，整個城區進行地毯式的排查，凡外地來京上訪者，全都強制押回原籍監管，武漢被押解回來的上訪人員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他(她)們對這種踐踏憲法的作為很是憤慨。

　　這種“維穩”，埋下的卻是更大的動亂。

　　我忽然突發奇想：能不能把這種“堵截”變成“溝通”呢?上萬的訪民想向黨訴說老百姓的事，這是多么難得的好機會啊!我們不是常說“情為民所系么”，為何送上門來又阻斷這個“系”呢?

　　在技術上，這也不難，不是有兩萬多名安保嗎?只需二十分之一的力量，一千人，稍加訓練，就可以上陣了，一千張桌子，擺到天門安門和人民大會堂周邊，來它個十萬上訪者也不害怕，一人一天接十個人，一天就一萬，十天就是十萬。這不比二萬多人搞安保要省事得多，大會也開得安定，活躍得多。

　　我這個奇想不是胡思亂想，我親身就經歷過。

　　一九五八年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漢舉行，會場就在中心城區的“洪山賓館”。會場周圍，既沒有警戒森嚴，也沒有見到交通管制。

　　會議期間，朝鮮首相金日成將軍來華訪問，路經武漢，幾乎所有中央領導人都到機場迎接。在停機場旁，他們有的到歡迎群眾的隊伍里聊天，也有的把會議討論的問題繼續爭議。

　　李先念同志是我們新四軍老五師的師長，武漢地區有很多老五師的干部都站在他的身邊問候。他同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很有風趣，他說：人民公社什么都不要錢，實行共產主義，我看辦不到，吃飯可以不要錢，上學可以不要錢，穿衣、看戲、旅游這些不要錢那就搞亂了，昨天晚上，我們看陳伯華的“柜中緣”，都喜歡看，人人都想看，不要錢，把個陳伯華累死了也辦不到。再說，看戲時還有前排后座，人人都想坐前排，不要錢，那不搶得打架才怪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群眾隊伍里，也發出了一片笑聲和掌聲。

　　晚上，我要進洪山賓館送審新聞稿，騎了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門前沒有盤問，進門之后，有兩位看似警衛、又像是服務人員問我找誰?我說，找《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其中一人把我引進吳冷西同志的住房。走出賓館，門前似乎有些冷清，和平時沒有什么差異。要是今天在這里開“中央全會”那還了得!

　　一九六二年初，在北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我們黨歷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會。這么多人聚在一起干什么?叫做“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出什么氣?出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黨的工作出現的偏差和失誤的氣。

　　我雖然沒參加那次會議，但濃烈而緊張的氣氛，我是直接感受到：在會議期間，從省委到公社的代表，不斷找報社要材料——大煉鋼鐵的、放衛星的、一平二調的、浮夸風的……。

　　要這些材料干什么?要出氣。要揭露、要批評、要檢查、要檢討。

　　不久，我們真償到了“白天出氣”是個什么味道。七千人大會后，湖北省委也接著開了一次相同性質的五級干部會。在會議期間，報社請了一些基層的代表開座談會，征求對報紙的意見。座談會一開始，代表們就“開火”了。有位公社干部頭上纏著白帕子，他說：“湖北的‘五風’從哪里來?就從你們報紙刮起來的，是防空洞里的陰風鬼火。‘天上嗚嗚神，地下趕麻城’，畝產水稻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的衛星一放，我們不相信，罵我們是花崗巖腦殼，逼我們搞萬斤苞谷，還批保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是王書記(王任重)講的嘛。到年底，餓肚子你們這些搖筆桿子的大秀才們到哪里去了啊!為什么不和我們一起喝苞谷摻野菜?……”

　　在走廊里，我碰到省長張體學，我向他訴苦說：“一上陣就是炮轟，罵得我們抬不起頭”。他說：“硬著頭皮聽下去，只要他們不動手就行了”。我說：“心里難受啊!不是滋味”。他說：“我們過去動不動就訓人、壓人，現在人家來訓我們有什么不好”。他指著自己的腦袋說：“只有這樣罵，才能把我們這些人罵醒。我們的教訓是：這一輩子不會再干這樣的蠢事了”。臨走，他還加了一句：“蠢得像豬”!

　　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講了一段話，刻骨銘心：“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主義者怕群眾的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就越有鬼”。

　　開起會來把群眾驅趕，走起路來把道路封閉，把向黨訴求的群眾關起來，把對黨的工作提出批判的網站封起來。加的罪名是“攻擊領導”。領導為什么不能“攻擊”，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吵得還打架，還是丑聞。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不能批評領導，這更是丑聞。這些“領導”人怕什么?說穿了，還是“心中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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