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天府早報》2010年3月26日第3版，作者：佚名，原題：《千人赴會 7代同吃壩壩宴》

四川第一家族大聚會之百年團聚

昨日，劉氏家族盛況空前的“清明會”在大邑安仁劉氏公館前舉行。“四川第一家族”大聚會本來預計650人，最后來了上千人，有200劉姓人因為找不到位子，只好離去。

劉氏后人分別來自北京、成都、雅安、安仁本地，相隔7代，最老的95歲，最小的不到1歲，劉文輝六兄弟中有五人的后代赴宴。發起劉氏家族首次團聚的劉文彩之孫劉小飛已兩天沒合眼，但看著多年天各一方的族人終于團聚，他十分欣慰：原本認為劉氏家族只有十五代，結果已有十七代。

昨日一早，安仁古鎮的劉氏莊園旁有一條寬敞的街道異常熱鬧。一張寫有“2010年劉覺宗清明會”字樣的紅色條幅橫掛在街頭，街道一側搭建的棚子延伸了100余米，棚下緊湊地安放著75張圓桌。

長街擺宴

家族最大的95歲最小的不到1歲

認親！500人握手擁抱

早上9時，這里已聚集了近500人。三五成群拉著家常，握手、擁抱，大家見面異常親熱。劉小飛說，除了劉姓人，還來了一些家族朋友，有薛大管家之孫薛本坤，劉文彩親隨楊茂全的兒子楊自強。

雅安名山三扇礳的劉氏族人包了10輛車來到安仁，89歲的劉永強是名山劉家聲望最高的老人，為了早點見到安仁的族人，他讓大家早上5點就出發，他們還特意帶上茶葉作為禮物。

這時，劉小飛才知道，劉氏后人不止十五代，已有十七代了。聚會的族人中，輩分最高為“文”字輩，最小的為“玉”字輩，兩者相隔了7代。年齡最大為劉福田，95歲；最小是劉語彤，不到1歲。

遺憾！200多人沒能入場

上午10時許，在劉小飛的帶領下，劉家近300名族人前往安仁鎮上的劉氏墓園祭祖。隨后，眾人在劉小飛帶領下去參觀劉氏宅院，不少族人是第一次來，他們嘖嘖感嘆：“舊時大院太漂亮了！”

下午1時，75桌壩壩宴開席了。每桌都擺有18種菜品，有肘子、魚、酥肉湯……這次壩壩宴專門在鎮上請了4個廚師和7個幫手來做菜。

從兩周前，劉廣霖就開始挨家挨戶統計赴宴人數、發放餐券，參加壩壩宴的族人需要憑券入場。“第一批餐券只印發了650張，結果不到兩天就發光了。前前后后又增印了200多張，但還是不夠。”昨日中午，200多名晚來的劉姓人趕到現場后，因沒位置，只好怏怏離去。

驚喜！五兄弟后代赴會

昨日的“清明會”，隨著幾位老人陸續出現，引起聚會的高潮——劉文輝六兄弟中，就有五人后代來到“清明會”，這給安仁的劉氏后人帶來極大的驚喜。

“好激動哦，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你們。”一名七旬老人緊緊握住劉文輝長孫劉世昭的手，劉世昭被人群簇擁著，他拿出名片，瞬間被一搶而空。沒搶到的人還嚷嚷：“拿給我去復印下哈。”劉世昭既激動又感慨。

全文見：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4/01/13602697_1.shtml

附1：鳳凰網專為劉文彩翻案

·劉小飛：我要為“地主”爺爺劉文彩正名

1958年劉文彩死后慘狀：墳頭鏟平 拋尸棄野

稱劉文彩為大地主不實 他聚斂錢財主要靠槍桿子_歷史頻道_鳳凰網

大地主劉文彩—新史學叢書_讀書頻道_鳳凰網

附2：

劉文彩的惡霸地主成份是怎樣被顛覆的？

金仲葵【1】

“劉文彩這幾年確實火爆，‘惡霸地主’的名聲早已被顛覆”。

這是在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2011年4月19日的《解放論壇》上說的（此文已于5月由《光明日報》主辦的《文摘報》摘登）。【2】

上文說的火爆和顛覆，表現何在？

十年來的種種表現暫且不說，單說新出臺的花招吧。

在劉文彩的家鄉四川省成都市所屬的大邑縣安仁鎮上，那堂皇的“劉氏莊園博物館”中，新出現三座才制成的比人身還高的坐式雕塑人像并肩而坐﹕居中的署名“劉文輝 — 共和國部長”，著中山裝﹔居左的署名“劉湘 — 抗日將領”，戎裝﹔居右的署名“劉文彩 — 莊園主人”，長袍馬褂，正氣凜然。

好一個“莊園主人”，屬中性詞，一下就把土改中依法劃定的“惡霸地主”成份給顛覆了﹗

好一個三人并肩而坐，儼然“三人一體”，都是“正神”了﹗

“劉氏莊園博物館”并非劉氏子孫私人辦的劉氏宗祠，只能對祖宗隱惡揚“善”，捏造吹捧，而是公辦的博物館，當然應實事求是地反映劉氏主要成員的真實面貌。劉文輝將軍起義有功，劉湘將軍抗日有功，均為蓋棺定論，既往就不說了。而劉文彩的真實面貌是什么呢？是中將清鄉司令（于1928年先后殺害中共宜賓地下負責人李筱文、李家勛等人），是川南稅捐總辦，是1948年7月12日在安仁鎮坐鎮莊園、指揮軍隊襲擊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的總指揮，是9月25日在安仁鎮同慶茶樓上刑訊并下令殘殺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及其戰友徐達人的元兇首惡。公辦的劉氏莊園博物館為什么不如實介紹劉文彩的反共罪行，反而多方美化這一罪大惡極的家伙呢？身兼“劉氏莊園博物館”館長的安仁鎮黨委書記，你到底是姓共或是姓劉呢？同慶茶樓舊址仍在，你們為什么不在那里樹立標志，說明是劉文彩刑訊和下令殘害革命者的地方？莊園仍在，為什么不說明那是劉文彩指揮剿共的大本營？當今，紅色旅游盛行，而安仁鎮卻除外。安仁鎮，乃至大邑縣，現在是忌談紅色的，怕牽扯出劉文彩的反共罪行來。

我們，一批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有權利質問“劉氏莊園博物館”館長及有關當局﹕

1、你們擅自顛覆在土改中依法劃定的劉文彩的惡霸地主成份，有何法律依據？這是不是一種越權和違法的行為？

2、你們百般掩蓋劉文彩于1948年還在襲擊中共地下武裝并殘殺其負責人和骨干的罪行，并加以美化、吹捧，褻瀆烈士，背祖忘宗，是何居心？你們的心是紅的還是黑的？是不是見利忘義、有奶便是娘？你縣一把手和部、局長若干人因經濟問題于去年紛紛落馬，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3、中紀委于2000年6月16日以中紀辦【2000】8號函致四川省委，傳達尉健行同志批示，要求“嚴肅查處為劉文彩翻案的行為”，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大邑縣委都有積極的反應。在此以后，安仁鎮黨委和莊園館乃至大邑當局，為何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變本加厲呢？

我們佇候答復和社會反應。

附錄:

不要“忘記”蕭汝霖

凌河【3】

蕭汝霖是什么人？現在已近無人知曉 — 這位20世紀40年代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的負責人，于1947年9月25日在大邑龍門坎被地主武裝抓獲后，經殘酷刑訊，槍殺而死，同時被殺的，還有共產黨員徐達人。那么這支地主武裝的“老板”是誰？親自刑訊的又是誰？親口下令“槍殺示眾”的，更是什么人？原來就是劉文彩。

這是怎么回事？劉文彩，30年前已名聞天下，這幾年更是盡人皆知。這不是一個“扶危濟困的大善人”么？這不是一個“興學建校的開明士紳”么？怎么會有這手血債呢 — 事實上，近年以來為劉文彩“揭秘”的人們，也是心知肚明“蕭汝霖之死”以及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死在劉文彩這個“中將清鄉司令”手里的不止十位共產黨人的“舊事”的，可是偏不說，只“揭秘”他的“行善”與“開明”— 直到深知川西南尤其是大邑歷史的人明確提出蕭案，“揭秘”者們才承認確有其事，但又說劉文彩當時的“下令槍殺”，是怕蕭汝霖被捕后的口供，會泄露劉文彩“聯共反蔣”的秘密，所以“殺他滅口”— 這就是說，為了要“聯共”，所以殺共產黨，一個十分奇特的邏輯。

劉文彩這幾年確實火爆，“惡霸地主”的名聲也早已被顛覆，這自然與“收租院”有關 —“收租院”不完全真實，有一些“假”，這可以相信 —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了要“形象”地展示一個道理，結果過于“典型化”，這可以反思，甚至也可以“揭秘”。但是“揭秘”仍然應當是全面的和真實的，如果為了“翻過來”，只講他的“行善”，而有意隱去他的丑跡甚至兩手血債，這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其實也是另一種“典型化”而已。

關于劉文彩的“行善”，比如建過學校等等，這也是可以相信的。人是“立體”的，地主據說也很“復雜”，也不是一生決無一件“善事”，例如放糧濟困、開校建學這樣的事，“地主”中看來不僅劉文彩一人做過。這是“立體”的一面，我們既不必看不見，也不能由此得出整個封建地主階級是“善”的這樣的結論。就拿劉文彩“揭秘”之后來說，在大邑的劉文彩家鄉，就有一批年近九旬的當年佃戶，出來訴說劉文彩的“大斗進小斗出”、災年的“鐵板租”、特制的“風谷機”以及因為交不出租谷而被“抓人奪佃”的往事，只是這些“揭秘”，因為與時下“揭秘”者的“傾向”不一致，似乎已“不合時宜”，所以竟致于沒有什么人聽到 — 我們看見的，似乎只是劉文彩的一片“拳拳善心”。

有一種觀點，叫做“本質論”，意思是說不能因為劉文彩們濟過幾次困、建過一兩所學校，就否認他們乃至整個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更是說，不能因為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也有過一些“左”的東西，就否認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 消滅封建制度的基礎，這本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務，可是中國近現代的資產階級那樣軟弱，于是共產黨義不容辭地擔起了領導農民的這個任務，從而為新生的共和國奠定了制度基礎。這個“本質論”，我看并沒有錯 — 其實“本質論”誰都在“堅持”，比如有些“揭秘”者通過“揭秘”一個“收租院”進而“否定”對歷史上封建地主階級的否定，這種“微言大義”，難道不是另一種“本質論”么 — 如果我們連封建都不要反了，還談什么今天的改革開放呢？

1 推薦參閱金仲葵執筆：《鏟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2/200262.html）。

2 原文見〈附錄〉。

3 原載《解放日報》2011年4月19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1-04/19/content_553358.htm）。

鏟除封建制度基礎的偉大勝利

金仲葵

來源：《中華魂》2010年第11期

來信

《中華魂》編輯部的老師們：

　　前些日子我從《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上讀到一篇文章：《大地主劉文彩：集體記憶的重構》（署名王永華），著重介紹笑蜀的《大地主劉文彩》一書，說根據該書的記載，劉文彩根本不是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而是熱心教育事業的開明紳士。王文最后發表議論：《大地主劉文彩》等的問世是一種努力——“試圖改變過去幾十年制造的關于劉文彩的集體記憶，還原劉文彩的真實面目，從而完成對這一有爭議的復雜的地主人物的重構，以構建新的集體記憶”。這就同我們從課本上和老師的講述中知道的劉文彩南轅北轍了。我不敢貿然相信，特向你們請教，望能請熟悉這方面情況的老師寫點文章，用事實說話，還劉文彩以本來面目，為我輩釋疑解難。多所叨擾，不勝感激。

　　此致

　　崇高的敬禮！

　　晚輩 常文今

復信

常文今同志：

　　來信已由《中華魂》雜志社轉來，所附《炎黃春秋》上的文章也已讀過。大概因為我們是四川的老人，對于該文所述劉文彩等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讓我們來寫復信。今年是建國后土地改革的60周年，回顧土地改革偉大變革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關于四川大邑地主劉文彩

　　關于劉文彩的事情，到底誰是誰非呢？我們覺得應以事實為準，證據為憑。
　　四川還有一批現年八、九十歲的老人是60年前的當事人，請聽聽他們根據親身經歷所作的證詞吧。
　　首先，請聽大邑幾位老農民訴說劉文彩是怎樣剝削和壓迫他們的。
　　陳子云說：“我家先租種王家10畝田，每年每畝交租谷1石（擔）。后來劉文彩強買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為1石1斗。他劉家收租谷的斗又比別家的大，佃農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裝得滿1斗。”
　　徐德三說：“劉文彩家的風谷機裝了6扇葉子，比別人的多兩扇，風力很猛，能把好谷子吹出去，說那是癟殼，又不準我們拿回去。天旱減產，劉文彩不減租，要收鐵板租，逼迫我家把6分秧田賣給他家，交夠租谷。”
　　揭升飛說：“我家租種劉文彩2畝1分田，每年交租谷2石4斗，就剩不下多少了，只能靠小春一季收的小麥和胡豆做口糧。1946年我家交的租谷明說是2石4斗，實際交了3石，其中6斗谷子是被劉家特制的風谷機吹出去當成癟殼歸劉家所有了。”
　　蕭華峰說：“我家租種劉文彩3畝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夠租谷，我爺爺就被劉家狗腿子拉去關起來，逼著我家把耕牛賣了，交夠租谷才放人。隨后又奪佃，不讓我家租種他的田了。”
　　施躍成說：“我家有一年交不夠劉文彩的租谷，我父親也被劉家關押過。”
　　這些足以說明，劉文彩收租真是巧取豪奪，非一般地主的收租剝削可比，只有惡霸地主才干得出來。
　　其次，請再聽聽一部分烈士親屬控訴劉文彩是怎樣殺害其親人的。
　　曾唐氏說：“1947年春天，蕭汝霖和周鼎文拉隊伍進山鬧革命，劉文彩知道后立即派他的親信山防大隊長郭保之帶隊去攻打，在天車坡打死了我的丈夫曾松盛和十幾個兄弟，整得我家好慘啊！”
　　朱家福說：“我父親朱英漢15歲參加紅軍，當過八路軍的連長，被派回四川搞地下武裝，1948年7月12日在大邑唐場遭到劉文彩反動武裝的襲擊，帶隊突圍中陣亡，丟下我們孤兒寡母，直到四川解放才得翻身。”
　　蕭雨說：“我二叔蕭汝霖是中共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于1946年9月25日和戰友徐達人在大邑龍門坎被劉文彩的親信抓獲，交劉文彩刑訊后槍殺。”徐應芳說：“我父徐達人和蕭汝霖叔叔被劉文彩抓去后打得半死，然后槍殺示眾。我父親的睪丸都被割了，好殘忍啊！”
　　1949年秋收后，大邑三岔、元興、王泗……幾個鄉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要求劉家為首的地主集團實行“二五減租條例”的斗爭，在成都臥病的劉文彩傳話鎮壓，搬來了3個保安團進行圍剿，殺害了共產黨員田載重、蕭國珂二人和農民領袖王漢卿的父親。
　　以上這些都是臨近解放時殘殺中共黨員和革命者的罪行。而早在1928年，劉文彩任敘南中將清鄉司令時，還殺害了中共宜賓負責人李筱文和李家勛。
　　根據以上兩方面的事實，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中依法將劉文彩劃為惡霸地主，是完全正確的。由于他已病逝，未依法予以懲處。試問，如今為劉文彩翻案的人為何不向那些受害的老農民和烈士家屬做些了解？為何不到烈士陵園去看一看？為何只找劉家后裔及他們的“相關人士“做所謂的調查？
　　有人為劉文彩翻案，正與他的立場、圖謀相吻合。他要借此為突破口，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丑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其手段，一是掩蓋劉文彩一貫殘殺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這一要害，進而編造劉文彩和劉文輝是“二位一體”、“聯共反蔣”、“全家族起義”的謊言。二是吹噓劉文彩晚年辦學這一生平“亮點”，加以美化，以此為翻案的切入點。三是夸張地主莊園陳列館個別失實之處，以偏概全。現一一辨明。
　　此人壓根不提劉文彩于1947年春和1948年7月12日兩次襲擊地下革命武裝、殺害其多名成員之事，對1948年9月25日抓捕和殺害中共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及其戰友徐達人一事則輕描淡寫地說是郭保之干的。此事被人揭穿以后，他才不得不在網上承認蕭、徐是劉文彩殺的，但又編出新的謊言，說殺蕭、徐是由于怕他們被捕后暴露出劉文彩“聯共反蔣”的秘密，故殺人滅口。這就是所謂為了“聯共”才不得不殺共產黨員。如此編故事，越來越離奇。
　　關于劉文彩辦中學，從客觀上看，發展了教育事業，但其意圖和做法究竟如何，請聽幾位當事人的證詞：
　　原文彩中學老師、進步青年詩人杜谷說：“文彩中學從1946年春開辦，我是那一年下學期到校任教的，當時的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員吳德讓，教師中有一些來自成都的名師和進步文化人，教學質量較高，民主進步的氣氛濃厚。這后一點引起了劉文彩的注意，便強令校長于那一學期結束后不再續聘我和另一位進步教師。再過一個學期，連吳校長和所有進步教師都不再續聘了。換上了一個地方上的學痞當校長，加強了軍訓教官對學生的法西斯管教，把學校辦成了培植個人勢力，沽名釣譽，對自己歌功頌德的劉氏家學。以后校長陷于地方派系斗爭，被人暗殺于校內，全縣嘩然。”
　　原文彩中學學生馬支沉說：“我欠了學校半個月伙食費，學校扣留了我的被蓋和洗臉盆，把我趕出了校門。”
　　陳桂林說：“我父親是修文彩中學的監工。我們陳家大墳園里有幾十株一抱多粗的大柏樹，全被砍去修文彩中學了，沒有給我家一分錢。哪個敢去向劉總辦要錢啊！”農民王達年家大墳園和伍家墳院都有許多合抱的大柏樹也都被無償砍去修文彩中學和文彩公館了。
　　農民鄧全法說：“修文彩中學時，我在當鐵匠學徒，被抽調去勞動了兩個月，未得分文工錢。”
　　至于水牢的說法確有失實，后來弄清楚那是屯放鴉片煙的地方，縣上就改正了。怎么能拿這類個別的失誤來以偏概全并為劉文彩開脫罪行呢？劉文彩私設公堂，進行刑訊，濫殺革命者的罪行難道掩蓋得了么？

關于土地改革以前的農村狀況

　　否定土地改革，翻歷史的公案，當然決不止《炎黃春秋》上的這篇文章。我們最近翻閱楊奎松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一書，其中的奇談怪論亦屬不少。就在刊登大型泥塑“收租院”圖片的那一頁上，就有如下的文字：“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意外地發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并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系，也并不都像教科書里講的那樣緊張；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上的能手。”
　　這位作者竭力證明“中國絕大多數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他說：“中共建國前各地情況雖然千差萬別，多數省份都會有極少數大地主，但小地主不僅普遍存在，而且在幾乎所有地區都占據著地主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即使是富有的地主，那也不怎么樣。他援引一個日本人的調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畝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糧度日，他家與其他農戶在吃飯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就是逢年過節多少還能吃上一點白面，約占全家年消耗糧食總量的8%。在衣著上他們也與一般農戶的差別不大。夏天都赤膊，以盡量節省布料，冬天鞋帽極少花錢上市場去買，多靠邊角布料自己縫制。被服通常要蓋上三四年才會更新，因布料質量較次，故往往一兩年后就會破損，也都是補了又補堅持著用。”多么勤儉節約、生活簡樸的地主階級啊！
　　但是實際情況卻與此大相徑庭。據對重慶市郊的1196戶、6159人的調查統計，其中地主共104戶，495人；富農55戶，426人；中農、貧農、雇農和小商人等1037戶，5238人。平均地主每戶占田地122石4斗余。這就是說，占總人口數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總人口數85%以上的中農、貧農和雇農卻只有少量的土地。川西是西南地區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況是：地主戶數占總戶數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總畝數的65—75％，中、貧、雇農占總戶數80—90%，卻只占有土地總畝數的20—30%。如成都縣城區鎮七保，當地地主戶數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貧、雇農卻只占有14%的土地。（參看白希著《開國大土改》，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筆者接觸的大量事實也表明，這里援引的西南地區，亦即大型泥塑《收租院》擷取背景的所在，在土地改革以前的情況確實如此。事實就是事實，狡辯當屬徒勞。

挖掉貧困落后根子的重要舉措

　　替劉文彩翻案，此文作者的意圖和事情蘊含的意義當然不限于這件事本身。就拿農村土地改革來說吧，這就涉及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這個舉措究竟是正確的、十分必要，還是錯誤的、貽害無窮？任何稍稍尊重歷史的人所持的觀點都只能是前者，而決不應是后者。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但是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卻沒有力量領導農民完成這個任務。這個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身上。沒有中國農村的這個大變動，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便無從談起。應當看到，建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是歷次土地改革運動中進行得最順利、搞得最好的一次。這毫不足怪，因為我們黨領導土地改革的經驗更加豐富了，進行土地改革的條件也更為有利了。
　　據我們所知，從1950年冬季開始，全國新解放區分三批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季為止，除了有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以外，土改已全部完成。這不僅使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幾億畝土地和其他大量生產資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納幾百億斤糧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較徹底地摧毀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們民族貧困落后的一條重要根子，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為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可以說，這是我們國家挖掉貧困落后根子，走向繁榮富強的一條重要舉措。
　　竭力替劉文彩翻案，否定偉大的土地改革，事情還不止于此。王文聲稱：“在這個文化日益多元的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敢于說出事實的真相了。這無疑是社會的巨大進步，由此極大地影響著歷史的重構方式。”這就是說，我們的歷史，包括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當代史都得重寫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們切莫小覷了這種改寫歷史的企圖。
　　我們的一些意見就是這些。承蒙垂詢，直告如上。
　　專此順祝
　　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原中共川西地下武裝及大邑土改工作團成員集體作復

附3：劉仰：看看劉文彩收租院，就知道為什么造反有理

關于大地主劉文彩

    這幾天在成都附近的大邑縣安仁鎮開會，這里的收租院赫赫有名，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既然到了大邑，劉文彩以及劉家遺留的產業當然有必要親自看一下。以前這里是階級斗爭教育的地方，現在更多改為博物館，介紹了展覽的很多文字已經發生改變。但大型泥塑“收租院”還在，只是少了一組。以前，最終結束的一組泥塑，內容是劉文彩被抓了，農民揚眉吐氣、翻身做主。現在，這組泥塑已經不再展出。現在也有很多人為劉文彩辯護，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有認為劉文彩辯護也很正常，關鍵是我們應該明白：某些人為何要替劉文彩辯護？如果劉文彩的方式值得提倡和贊揚，在工業經濟時代，它會有什么結果？

這是劉文彩家的象牙著色雕刻，真的非常精美。

劉文彩家的九層象牙球。

什么叫象牙塔，終于在劉文彩家看到了，非常精致。

劉文彩家的明代宣德爐，價值多少？據說現在值5000萬。

劉文彩家收藏的康有為的字，據說不很值錢，因為康有為寫的很多。還有張大千以及古代字畫，不說了。

劉文彩家的銀絲盤之一。

劉文彩家的福特轎車。那時候，中國私人有福特轎車，相當于現在有私人飛機。

劉文彩家收租院里的鼓風機。農民交來的糧食，其實已經揚過場，但劉家還是要用強力鼓風機再吹掉一批才收。

劉家的“大小斗”，大斗進，小斗出。我多次說過標準的問題，誰制定標準誰有利，劉家就如此。

劉家是當年四川的巨富，共有30萬畝土地，他們的富裕就建立在廣大貧窮農民的基礎上。

劉家發跡也有過程，商而官，官而軍，軍而政。劉文彩花錢幫弟弟劉文輝打仗，后來也當了稅務官。

劉文彩是不是壞人，不必爭論。劉文彩就是當年貧富差距的典型代表之一，所以窮人要造反。

為劉文彩辯護，目的是為今天的血汗工廠辯護。

劉文彩弟弟劉文輝家的大門，挺有官相。

劉文輝家第一進的大廳，不多貼照片了。

微博上關于劉文彩的幾條內容：

@劉仰 ：劉文彩向農民收租已經提前收了幾十年，也就是說，直到1980年代的租子他已經提前收走了。當年的地主肯定說他好，農民呢？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反兼并，反的就是他這樣的人。劉文彩稍微多幾個，農民就要挨餓，就要造反。當年地主的兼并，與當今資本的壟斷，在性質上一樣。

@孔慶東：劉仰求你別再繼續吹捧劉文彩了，咱們政府提前收了七十年的房租，不就是平反劉文彩之后跟劉文彩學的嗎？把革命歷史全部顛倒過來，不就是為了回到民主自由的舊社會嗎？舊社會多他媽好啊！隨便生七八個孩子，總人口永遠四五億，永遠不增長，躲貓貓躲掉十幾個億，民國萬歲！

@劉仰 ：劉文彩家的財富建立在這樣的窮苦農民身上。

@孔慶東：劉仰，不許你污蔑劉文彩大師！劉文彩消滅共匪，活埋刁民，充分保障了社會和諧。還收養很多貧下中農的漂亮女兒，免得她們落入弱勢群體之手。另外常吸鴉片，拉動內需。種種豐功偉績，數不勝數。這樣的民主自由精英，能用那些臭農民死了多少來衡量嗎？劉文彩就是中國的敲不死！就是中國右糞們共同的親爹！

@劉仰：劉文彩向農民收租已經提前收了幾十年，也就是說，直到1980年代的租子他已經提前收走了。當年的地主肯定說他好，農民呢？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反兼并，反的就是他這樣的人。劉文彩稍微多幾個，農民就要挨餓，就要造反。當年地主的兼并，與當今資本的壟斷，在性質上一樣。

回復@侯寧:一個有錢的大地主，找到幾個人說他好話自然不難，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是貧富差距的顯著標志，他甚至可以為其兄弟的軍隊提供物資支持，等兄弟最終發跡后，又混了一個稅務官和鄉團司令。家里是有地窖，未必是專門關人的水牢，但臨時關過人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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