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新成員“國際味兒”？——警惕中國的“芝加哥男孩”　

【按】：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吸引著來自全球的求學者。他們儼然已經成為了后進國家學術的風向標，而后進國家也欣然接受美國的學術規范、思想觀點以及話語體系。然而，美國著名大學背后都有各種基金和獎學金的背景。據美國作家馬克·佩里《美國中央情報局秘聞》一書：自本世紀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一些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加緊特工組織的發展工作，他們有計劃地每年在中國政府機關、經濟、文教、宣傳部門邀請一些對國家決策有影響力或潛在影響力的人士訪美或赴美學習考察。（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10-28/5742.html ）
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王紹光：中央情報局和文化冷戰 http://www.m4.cn/space/1153965_2.shtml）　　

而這些后進國家的求學者就這樣帶著服從美國財團、基金會利益的學術觀點回國，并且有些還擔任著關鍵職務，對后進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加拿大學者克萊恩著寫的《休克主義》就描述了在美國巨頭主導，后進國家內部有人配合的情況下，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帶來的不是“短期陣痛”后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這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上世紀70年代在智利的“芝加哥男孩”。　　

附文三所講述的就是在美國深造后回國的“芝加哥男孩”因激烈推進“新自由主義”政策而產生了深重災難。這些口頭上贊同自由市場的“芝加哥男孩”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不惜支持軍事政變和獨裁，由此“獨裁統治將證明是更好的搭檔”。而他們的自由貿易實驗卻使國內大量人口失業，本地企業關門，饑饉四處蔓延。可是這些“芝加哥男孩”仍然辯稱，“問題并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并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由此，智利國家更加深化了災難。

近期國務院批復同意了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請示，錢穎一、陳雨露、宋國青三位學者入選新一屆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將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新成員明顯比上一屆更顯美國背景，而上一屆中，暫時來看，只有周其仁是明顯地偏向西方與資本利益的經濟學者，另外兩位或是土鱉或是氣質偏向技術官僚。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烏有之鄉等網站查找相關文章以了解其觀點主張。　　

新成員中，宋國青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生。在由福特基金會資金資助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17年。提出了一些觀點，如“從合理性的角度考慮，目前貨幣政策進一步放松是必要的”，“匯率和利率過于穩定是導致經濟大幅波動的重要原因”。　　

陳雨露則是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的高級訪問學者。該基金會一般由美國前國務卿擔任主席，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圍挑選并資助培養有潛力的高層領導者。　　

錢穎一則是在美國若干重要大學都轉了一圈，觀點諸如“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就在于不斷減少政府干預，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今后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更加需要進一步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反對單一漸近式說法, 堅持漸進與激進并行的觀點”。　

筆者搜集這些材料，根本不打算給這些新成員以所謂定性的結論，只是美帝國主義的忘我之心保持應有的警惕。最根本的仍然是新成員提出的政策主張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筆者并未對其政策主張有深入的研究，如果新成員的接下來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均符合這三個有利于，并經得起人民和網友的檢驗的話，筆者自動放棄此文觀點。

附文一二都是公開的報道，從中可以找出其背后的某些聯系。感興趣的讀者還可進一步搜集相關材料。　　

附文一：錢穎一等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分析稱透露出“國際味兒”　　

附文二：錢穎一、宋國青、陳雨露與上一屆委員周其仁、夏斌、李稻葵簡歷　　

附文三：災難資本主義在智利的興起　　

附文一：錢穎一等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分析稱透露出“國際味兒”　　

據中國政府網昨天披露，國務院近期批復同意了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請示，錢穎一、陳雨露、宋國青三位學者入選新一屆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將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立于1997年，其職責是：在綜合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基礎上，依據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討論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一定時期內的貨幣政策控制目標、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涉及貨幣政策等重大事項，并提出建議。貨幣政策委員會雖不是貨幣政策的決策機構，但其由于常常會在公開場合發表觀點、和百姓互動，因此有著特殊的“橋梁作用”。　　

三人分別來自清華、北大、人大　　

自2010年3月開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打破以往設置一位專家委員的慣例，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學者同時出現在央行智囊團。　　

此次換屆，繼續沿用三位專家委員的結構。入選的三人來自國內三所知名大學，錢穎一現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陳雨露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宋國青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陳雨露被認為是國際金融專家，目前在中國人民大學也主講國際金融學科。宋國青被認為是產學研的代表，今年2月底曾公開表示，目前貨幣政策過緊，應該松一松。錢穎一更多的研究集中在經濟轉軌中貨幣政策作用上。　　

分析稱透露出“國際味兒”　　

三位學者均具有海外留學經歷。錢穎一曾留學美國，并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宋國青在國家體改委從事宏觀經濟研究3年后前往美國求學。陳雨露則是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會是美國國際交流基金中影響最大的機構之一，是以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命名的非贏利組織，基金會主席一般由美國前國務卿擔任。基辛格前國務卿曾長期擔任該組織主席，現任主席為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該組織設立于1953年，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圍挑選并資助培養有潛力的高層領導者，促進他們與美國高層人士之間開展互動與交流。到目前為止，在接受艾森豪威爾威爾基金資助的全部970名學員中，出了2名國家元首、40名內閣成員、50名高等法官，還有不少大使和大學校長。從1987年至今，中國已有46位學者通過該基金會到美國深造，其中許多人在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北京大學、中國預防醫學研究院、中國日報、外交部、軍事科學院和中國電信等單位擔任高級職務。  摘自《圣路易時報》： http://www.scanews.com/2006/11/s847/84704/ 】高級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　　

“這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罕見地引入國際金融研究領域的學者，跟中國國際地位、金融市場開放有關系。國際味兒是新一屆貨幣政策委員會專家委員透露出的信號。”業內人士表示。　　

貨幣政策委員會是央行制定貨幣政策的咨詢議事機構，不是貨幣政策的決策機構。此前每屆都有一位外部金融專家委員，委員會共有15名成員，除學者外，其他成員為國務院或部委官員。 　　

附文二：錢穎一、宋國青、陳雨露與上一屆委員周其仁、夏斌、李稻葵簡歷　　

摘自百度百科　　

宋國青　　

　　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發部總經濟師，高華證券特別顧問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專家之一。 　　

　　學歷：北京大學地質學學士，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
　　1982--1985，中國社科院從事農業經濟研究。 　　

　　1985--1988，國家體改委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1988--1991，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 　　

　　1991--1995，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1995年9月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學支持下，由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借助福特基金會資金創辦于1994年8月，是集研究、教學和培訓于一體的學術機構，是北京大學進行教學和科研體制改革的一種新探索。——摘自網易財經： http://money.163.com/09/0201/15/51313KST00252G50_5.html 】任教。 　　

201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表示，經國務院領導同意，同意宋國青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錢穎一　　

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世界經濟學聯合會(IEA)執行委員會委員、國際商學院聯合會(AACSB)理事會理事、亞太商學院聯合會(AAPBS)理事會理事、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FMD)EQUIS認證評審委員會委員。　　

1961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　　

1977年考入清華大學數學專業　　

1981年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提前)畢業。畢業后留學美國　　

198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　　

1984年獲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1990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0年至1999年任斯坦福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1999年至2001年任馬里蘭大學經濟系教授　　

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　　

2006年起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陳雨露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美國艾森豪威爾基金高級訪問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荷蘭提爾堡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兼任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　　

1989年1月至1992年6月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教師； 　　

　　1992年7月至1993年1月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系主任助理、講師； 　　

　　1993年2月至1997年4月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1997年5月至2002年1月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2002年1月至2005年5月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教授； 　　

　　2005年5月至2010年3月，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2010年3月至2011年11月，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 　　

　　2010年8月26日當選為全國青聯副主席。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經中國共產黨教育部黨組研究并與中共北京市委商得一致，任命陳雨露同志為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委員、常委。 　　

　　2011年11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201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表示，經國務院領導同意，同意陳雨露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周其仁　　

1978年至1982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訪問求學。先后在科羅拉多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資格。1996年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 　　

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2011年1月，周其仁擔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法人代表。　　　

201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表示，經國務院領導同意，同意周其仁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　　

夏斌（土鱉）　　

1978年至1981年，在中國人民銀行宣傳處、干部教育處工作。　　　　

1984年金融黃埔五道口人民銀行研究生院畢業。 　　　　

1985年至1987年，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應用理論研究室副主任。　　　　

1987年至199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國內金融研究室主任。　　　　

1993年2月調入中國證監會，擔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　　　　

1993年7月至1995年，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1996年至1998年8月，任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 　　　　

2002年9月至今，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201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調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通知》表示，夏斌不再擔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職務。[1]　　

李稻葵　　

1985年至1986年為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訪問學者。  　　

1992年至1999年任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1997年至1998年，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從事中國經濟改革的制度變遷研究。　　　　

1999年至2004年受聘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并任該校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0年3月30日　下午，央行召開2010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李稻葵和周其仁、夏斌三位成為新的央行貨幣政策委員。　　　　

2011年9月掛職任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掛職至2012年12月)　　

附文三：災難資本主義在智利的興起　　

摘自《休克主義》　　

1947年，弗里德曼與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與一群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成立朝圣山學會（MontPelerinSociety），當時政府應該放任企業統治世界的想法還不被多數人接受。在1950年代的美國，私人取得這類財富還得等幾十年后才發生。即使是堅貞的共和黨人如白宮里的艾森豪威爾，都不可能采取像芝加哥學派主張的激進右傾政策--公共服務和勞工保護仍然大受歡迎，而艾森豪威爾也想尋求連任。雖然他對扭轉國內的凱恩斯主義毫無興趣，但對以迅速而激烈的行動打擊海外的發展主義卻十分熱衷。芝加哥大學日后就在這個運動扮演了關鍵角色。　　

　　艾森豪威爾1953年上任時，伊朗總統摩薩德（MohammadMossadegh）是一位發展主義者，印度尼西亞也在愈來愈野心勃勃的蘇加諾手中，他倡言結合所有第三世界的國家主義政府，形成一個超級強權，以便與西方和蘇聯集團分庭抗禮。美國國務院特別關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錐的國家主義經濟體愈來愈成功。在全球一大部分國家向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靠攏的年代，發展主義者提議的“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其實是相當中道的路線。不過，拉丁美洲應該推動自己的新政這個構想，卻招致強力的反對。拉丁美洲的封建地主對舊體系十分滿意，因為他們坐擁豐厚的利潤，并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貧困農民可用于農場和礦坑。他們憤恨地看著獲利被導向發展其他產業，他們的工人要求土地重新分配，而政府則壓抑他們的谷物價格以使人人買得起。在拉丁美洲做生意的美國與歐洲企業，開始對他們的政府表達類似的抱怨：他們的產品被阻擋在邊界，工人要求加薪，以及最令他們警覺的是，要求把外國人擁有的礦場、銀行等產業收歸國有，以實現拉丁美洲經濟獨立夢想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這些企業利益的壓力下，美國和英國的外交圈興起一個運動，試圖把發展主義政府拉進冷戰的二分邏輯中。這些鷹派警告，別被溫和、民主的外表愚弄，第三世界國家主義是步上極權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應該防患于未然。這套理論的兩位主要倡議者是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和他的兄弟、擔任剛創立的中情局頭子的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在擔任公職前，兩兄弟曾在聲名卓著的蘇利文克倫威爾法律事務所工作，曾代表許多受發展主義影響最大的公司，如摩根大通（J。P。Morgan）、國際鎳礦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聯合水果公司。杜勒斯兄弟上臺后立即采取行動：在1953年和1954年，中情局策動最早的兩次軍事政變，都針對較傾向凱恩斯而非斯大林的第三世界政府。　　

　　徹底鏟除在南錐扎根較深的發展主義，則是遠為艱巨的挑戰。1953年兩位美國人在智利圣地亞哥會面討論的主題，就是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一位是美國國際合作署（ICA，這個機構后來改制為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智利部主任帕特森（AlbionPatterson），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舒爾茲（TheodoreW。Schultz）。帕特森愈來愈擔心普雷比施和其他拉丁美洲的“粉紅”經濟學家。他對一位同僚強調：“我們必須改變這些人造成的影響，導正他們極其惡劣的教育。”這個目標與舒爾茲的信念一拍即合，他相信美國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戰上做得不夠。“美國必須整頓在海外的經濟計劃……我們希望（貧窮國家）借與我們建立關系來達成它們的經濟救贖，并以我們的方式來達成它們的經濟發展。”他說。　　

　　兩個人擬出的計劃最后把國家中央式經濟體的溫床圣地亞哥，轉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最先進自由市場的實驗場，帶給弗里德曼夢寐以求的東西：一個用來測試他的寶貝理論的國家。原始的計劃很單純：美國政府將付錢讓智利學生學習經濟學，地點就在當時被視為全世界反“粉紅”最狂熱的學校--芝加哥大學。舒爾茲和他在大學里的同僚也獲得經費前往圣地亞哥，主持智利經濟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教義訓練學生與教授。　　

　　這個計劃與當時眾多資助拉丁美洲學生的美國訓練計劃，最大不同之處是它毫不遮掩的意識形態性質。美國國務院選擇芝加哥大學訓練智利人，這所學校的教授狂熱地想不顧一切追求近乎無政府體制，如此等于是在對抗發展主義的戰爭中發射一枚炮彈，告訴智利人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他們的精英學生應該和不應該學習什么思想。由于美國已如此赤裸地干涉拉丁美洲事務，所以當帕特森找上智利最高學府智利大學的校長，提議出資贊助交換學生計劃時，遭到校長一口拒絕。校長表示，學校必須能參與決定由誰在美國訓練他的學生，他才愿意參與計劃。帕特森轉而接洽較不知名的智利天主教大學，一所遠為保守且沒有經濟學系的學校。天主教大學立即接受提議，于是華盛頓和芝加哥大學所謂的“智利計劃”就此誕生。　　

　　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茲解釋，為什么這個計劃不對所有智利學生開放，而只提供給經過選擇的少數人，他說：“我們的目的是競爭，而非合作。”這種好戰姿態從一開始就很已明白表達：智利計劃的目標是制造意識形態戰士，以便贏得對抗拉丁美洲“粉紅”經濟學家的思想戰。　　

　　計劃在1956年正式執行，有100名智利學生從1957年到1970年間，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深造學位，由美國納稅人和美國的基金會支付他們的學費和開銷。在1965年，這項計劃擴充到接受遍及拉丁美洲的學生，參與人數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擴充計劃的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并且促成芝加哥大學成立拉丁美洲經濟研究中心。在這個計劃下，隨時有40到50位拉丁美洲人攻讀研究生層次的經濟學--約占該學系學生總數三分之一。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的同類計劃中，拉丁美洲學生只有四到五名。這是令人驚訝的成就：在短短十年間，極度保守的芝加哥大學，已變成拉丁美洲人海外攻讀經濟學的首選地點，而這也決定了該地區未來數十年的歷史軌跡。　　

　　灌輸芝加哥學派正統思想給這批訪問學生，變成了學系急迫的事務。主持計劃并負責讓這些拉丁美洲人賓至如歸的人是哈伯格，一位穿著老式狩獵裝的經濟學家，能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娶了智利人為妻，并形容自己是“極為虔誠的傳道士”。當智利學生紛紛抵達，哈伯格特別設立了一個“智利研討會”，讓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針對南美國家的問題提出他們充滿意識形態的診斷--然后提供如何矯正問題的科學處方。　　

　　“突然間，智利和它的經濟變成經濟學系每天的話題。”1950年代在弗里德曼門下求學、但后來變成世界知名發展主義經濟學家的法蘭克（AndruGunderFrank）回憶說。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顯微鏡下尋找缺點：它細密的社會福利網、保護國有產業、貿易障礙，以及控制價格等。學生被教導鄙視這些減輕貧窮的做法，其中有許多人的博士論文就是解剖拉丁美洲發展主義的愚昧。法蘭克回憶說，哈伯格在50年代和60年代經常造訪圣地亞哥，每次回來就會嚴詞抨擊智利的醫療和教育體制--全拉丁美洲最完善的--是“寅吃卯糧的荒謬嘗試”。　　

　　在福特基金會里，有人對資助如此明目張膽的意識形態計劃感到不安。部分人指出，被邀請來向芝加哥大學學生演說的拉丁美洲演講人，都局限于該計劃的校友。“雖然這些努力的質量和影響性不容否認，其狹隘的意識形態卻是嚴重的缺憾。”福特基金會的拉丁美洲專家裴易爾（JeffreyPuryear）在內部評論中寫道，“只能接觸單一的觀點，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種檢討未能阻止福特繼續資助該計劃。　　

　　當第一批智利人從芝加哥返國時，借用圣地亞哥天主教大學經濟學家薩菲亞圖（MarioZafiartu）的說法：他們“甚至比弗里德曼還弗里德曼”。許多人在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擔任教授，很快將該學系轉變成位于圣地亞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學派--采用同樣的教材、同樣的英文教科書、同樣死硬地宣稱教導的是“純粹”而“科學”的知識。到1963年，該學院13位全職教授中，有12位是芝加哥大學計劃的畢業生，且第一位畢業生卡斯特羅（SergiodeCastro）被聘為系主任。新的智利學生不需要離鄉背井跑到美國--數百名學生可以在母國接受芝加哥學派的教育。　　

受過這個計劃洗禮的學生，不管是在芝加哥或圣地亞哥分店，在南美地區都被稱作“芝加哥男孩”。在美國國際發展署加碼資助下，智利的芝加哥男孩變成狂熱的區域大使，宣揚在拉丁美洲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思想，奔走于阿根廷和哥倫比亞等國，并設立更多芝加哥大學的分店--借用一位智利畢業生的話--以便“把這種知識散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對抗阻礙自由并助長貧窮與落后的意識形態”。　　

　　1990年代的智利外交部長華狄斯（GabrielValdes），形容以芝加哥學派的正統信仰訓練數百名智利經濟學家，是“有組織地從美國移植意識形態，到一個受其直接影響的國家的鮮明例子……這個1950年代制訂的計劃對智利人施予教育，目的在于影響智利人經濟思想的發展”。他指出：“他們引進智利社會的思想是全新的，是’思想市場‘上前所未見的觀念。”　　

　　以一種思想帝國主義的形式而言，它稱得上無恥。不過，有一個問題：它不管用。1957年芝加哥大學在給國務院資助者的報告上說，“該計劃的核心目的”是訓練一代的學生，“使他們變成智利經濟事務的思想領導者”。但那些芝加哥男孩并沒有把他們的國家帶向光明--事實上，這些國家落在后面。　　

　　在60年代初期，南錐的主要經濟辯論并非放任資本主義對抗發展主義，而是如何把發展主義帶向下一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大規模國有化和激進的土地改革；溫和派認為關鍵在于拉丁美洲國家間更廣泛的經濟合作，目標是把該地區轉變成強大的貿易集團，與歐洲和北美并立。在南錐的投票所和街上，這些國家迅速靠向左邊。　　

　　1962年，巴西在古拉特（JoaoGoulart）總統帶領下，明確地往這個方向邁進。這位經濟國家主義者致力于土地重分配、提高工資，并實施一套大膽的計劃，強迫外國跨國公司再投資一定比率的獲利到巴西經濟，而不能帶出巴西并分配給紐約和倫敦的股東。在阿根廷，軍事政府禁止庇隆的政黨競選，企圖封殺類似巴西的要求，但這些作為只有激化年青一代的庇隆追隨者。　　

　　在芝加哥學派實驗的中心智利，思想戰的挫敗最為明顯。到1970年那次改寫智利歷史的選舉時，這個國家已經向左靠攏到三個主要政黨都支持把該國最大的收入來源收歸國有：由美國大礦業公司控制的銅礦。換句話說，昂貴的智利計劃已徹底失敗。在這場意識形態戰士向左派敵人發動的思想戰爭，芝加哥男孩未能達成任務。不但經濟辯論繼續向左傾，而且芝加哥男孩淪落到十分邊緣，甚至在智利的選舉完全缺席。　　

　　事情可能到此結束，智利計劃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歷史注腳，但后來發生的事讓芝加哥男孩終于出人頭地：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體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熱烈推崇他。而他最有想象力的地方莫過于智利。　　

　　尼克松給了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教授長期以來夢想的東西：一個機會以證明他們的資本主義烏托邦不只是地下室研討會里的理論--從零開始重新建造一個國家的機會。民主政治在智利對芝加哥男孩并不友善；獨裁統治將證明是更好的搭檔。　　

　　阿連德（SalvadorAllende）的人民團結聯盟（PoupularUnity）1970年贏得智利的選舉，他們在競選中承諾政府將接管許多由外國和地方企業經營的產業。阿連德是拉丁美洲崛起的新類型革命家：和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樣，他是一位醫生，不同的是，他展現的是自由派的學者風格，而非浪漫的游擊分子。他可以像卡斯特羅（FidelCastro）一樣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但他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深信智利的社會主義改革必須透過選票達成，而非槍桿子。當尼克松聽說阿連德當選總統，他對中情局局長赫姆斯（RichardHelms）下達一個后來變成名言的命令：“讓經濟尖叫（maketheeconomyscream）。”智利的選舉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引發熱烈反響。阿連德勝選時，哈伯格正好在智利。他寫了一封信給美國的同僚，描述這件事是“悲劇”，并告訴他們“軍事政變的想法在極右派圈子里也偶爾被提起”。　　

　　雖然阿連德保證會協商公平的條件，以補償損失財產與投資的公司，美國跨國公司仍然擔心阿連德代表一個席卷拉丁美洲的趨勢，而且有許多公司不愿接受損失這個占營運比率日益升高的收入來源。到1968年，美國的對外投資總額有20％在拉丁美洲，美國公司在該地區設有5436家子公司。這些投資帶來的利潤相當驚人。礦業公司在之前15年間投資智利的銅礦業--這是全球最大的銅礦業--就高達十億美元，但他們已匯回美國72億美元。　　

　　阿連德一贏得選戰，在他還沒就職前，美國企業就已向他的政府宣戰。活動的核心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利特別委員會（AdHocCommitteeonChile），由投資智利的美國大礦業公司，及幕后領導該委員會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所組成；ITT持有智利即將被國有化的電話公司70％股權。普瑞納（Purina）、美國銀行（BankofAmerica）和輝瑞化學（PfizerChemical）也在不同階段派出代表。　　

　　委員會的唯一目的是“用經濟崩潰對抗他”，迫使阿連德取消國有化。他們提出許多讓阿連德感受痛楚的構想。根據解密的會議記錄，這些公司計劃阻攔美國對智利的貸款，并“暗中要求美國民間銀行也這么做。建議外國銀行也考慮比照辦理。未來六個月延遲向智利采購。動用美國的銅庫存而不向智利購買。在智利制造美元短缺的情況”。考慮的做法還更多。　　

　　阿連德指派他的好友勒特里爾（OrlandoLetelier）出任駐華府大使，要他負責和計劃聯合抵制阿連德政府的公司談判條件。喜歡熱鬧、性格外向的勒特里爾留著70年代典型的胡髭，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外交圈甚受歡迎。他兒子弗朗西斯柯最喜愛的回憶是，聽他父親在華盛頓家中招待友人時彈吉他，同時豪放地唱民歌。但盡管有勒特里爾的魅力和技巧，談判從一開始就毫無成功的機會。　　

　　1972年3月，勒特里爾正與ITT密集協商時，新聞專欄作家安德森（JackAnderson）發表了一系列爆炸性的文章，披露這家電話公司在兩年前就與中情局和國務院秘密計劃阻止阿連德就職。面對這些指控，加上阿連德仍然掌控權力，民主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展開調查，并發現一項牽連甚廣的陰謀，其中ITT提供100萬美元賄賂智利反對勢力，并“設法促成中情局進行一項秘密操縱智利總統選舉結果的計劃”。　　

　　參議院在1973年6月公布的報告也發現，當該計劃失敗而阿連德取得政權后，ITT改用一套新策略，以確保他“無法撐過未來六個月”。參議院最感震驚的是ITT的主管與美國政府的關系。證詞和文件都清楚顯示，ITT直接參與美國對智利政策最高層級的制訂。一位ITT高級主管曾寫信給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Kissinger），建議“在不告知阿連德總統情況下，所有已經承諾給智利的美國援款都應該列入’重新檢討‘狀態”。這些公司也擅自為尼克松政府擬訂一套十八點策略，里面明確要求策動軍事政變。“聯絡智利軍方的可靠來源，”信中說，“……有計劃地搜集他們對阿連德的不滿，借以建立他下臺的必要性。”　　

　　當參議院委員會質詢ITT副總裁格里蒂（NedGerrity），問及他厚顏嘗試利用美國政府的力量以顛覆智利憲法程序，只為增進ITT自己的經濟利益時，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照顧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對？”他問。委員會在報告中作出的響應是：“不應容許’自己的利益‘在決定美國外交政策中扮演不當角色。”　　

　　然而盡管美國使盡各種骯臟伎倆--ITT只是最受矚目的例子--到1973年阿連德仍然在位。800萬美元的秘密支出未能削弱他的影響力。該年的期中國會選舉中，阿連德的政黨獲得的支持甚至超過1970年的初次選舉。顯然采用不同經濟模式的渴望在智利已經生根，而社會主義模式的支持度不斷增長。對從阿連德1970年大選勝利后就處心積慮想推翻他的反對者來說，這表示他們的問題無法只靠除掉他就解決--必須有一個能取代他的人出現，必須有一套更激進的計劃。　　

阿連德當選后不久，他在國內的反對者開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確，模仿印度尼西亞的手法。芝加哥男孩的大本營天主教會大學，變成制造中情局所謂“政變氣氛”的原爆點。許多學生加入法西斯組織祖國與自由（PatriayLibertad），在街頭踢正步游行，公然模仿希特勒青年團。1971年9月，阿連德上任一年后，智利的企業領袖在海濱城市比尼亞德爾馬（VinadelMar）召開緊急會議，擬訂一套共同執行的政權更迭策略。據智利全國制造商協會（中情局提供該協會大筆經費，許多在華盛頓暗中推動同樣計劃的跨國公司也提供資助）主席薩恩茲（OrlandoSenz）說，會議中決定“阿連德的政府與智利的自由和民間企業的存在無法兼容，要避免被犧牲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政府”。這些企業人士組成一個“戰時組織”，其中一個部門將與軍方聯系；薩恩茲表示，另一部門將“擬訂具體的替代方案以取代政府計劃，并有系統地移交給陸軍”。　　

　　薩恩茲延攬數位重要的芝加哥男孩來設計替代計劃，并為他們在圣地亞哥的總統府附近設立一個新辦公室。這個由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卡斯特羅（SergiodeCastro）和他在天主教大學的同僚安杜拉加（SergioUndurraga）領導的團體，開始每周召開秘密會議，擬訂如何根據新自由派的主張以激烈改造智利的詳細提案。據后來美國參議院的調查，這個“反對派研究組織”的資金，“超過75％”直接來自中情局。　　

　　有一陣子，政變規劃朝兩個不同的方向進行：軍方規劃消滅阿連德和他的支持者，而經濟學教授則規劃消滅他們的思想。在暴力解決方案的勢力逐漸累積的同時，雙方也互通聲息，由與中情局資助的報紙《水星報》（ElMercurio）有關的企業人士凱利（RobertoKelly）扮演中間人。透過凱利，芝加哥男孩把一份五頁的經濟計劃摘要交給控制大局的海軍將領。海軍點頭后，芝加哥男孩更加緊腳步在政變前為他們的計劃作準備。　　

　　他們500頁的圣經--一本從一開始就指導軍政府執行的詳細經濟計劃--在智利被稱作“磚頭”（TheBrick）。據后來成立的美國參議院委員會報告，“中情局的共謀者參與準備一套初期的全面經濟計劃，作為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基礎”。“磚頭”的十位主要撰寫人中，有八位曾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　　

　　雖然推翻阿連德被外界一致描寫成軍事政變，阿連德派駐華盛頓的大使勒特里爾卻認為，軍方與經濟學家各參與一半。勒特里爾寫道：“被智利人稱作’芝加哥男孩‘的那些人，說服將領相信他們已準備好填補殘暴的不足。軍方擁有殘暴，而這些知識分子擁有軍方缺乏的資產。”　　

　　智利的政變終于發生，帶來了三種不同的休克，這套模式日后將在鄰近的國家復制，并且將在三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現。政變本身的休克之后，緊接著是兩種不同形式的休克。一種是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休克治療”，是當時芝加哥大學及其眾多分支機構已訓練的數百名拉丁美洲經濟學家所擁有的技術。另一種則是卡梅倫的電擊、藥物與知覺剝奪研究匯整成的庫巴克手冊酷刑技術，透過中情局提供拉丁美洲警察和軍方的大規模訓練計劃，散播到智利。　　

　　這三種休克形式匯聚在拉丁美洲人的身體，加諸在該地區的政治，制造出一個無法阻擋、不斷交互強化破壞與重建、抹除與創造的颶風。政變的震撼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酷刑室的休克嚇壞每個阻擋經濟休克前進的人。從這個活生生的實驗室興起第一個芝加哥學派國家，制造出它的第一個全球反革命勝利。　　

政變勝利的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斗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盡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后出場。"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準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羅。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制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面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癥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平的近兩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然而卡斯特羅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并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并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制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制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于投機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圣地亞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里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里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里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采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并在數十年后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后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并同時采用一套支持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里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鏟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里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采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里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并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劃"。弗里德曼訪問后，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特羅，后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特羅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制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布說。　　

鏟除反對者后，皮諾切特和卡斯特羅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沖，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志，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特羅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盡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里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里，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采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采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游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制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制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愿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愿意背上《商業周刊》形容為"刻意制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平。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里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響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并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后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里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后，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里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么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車等"奢侈項目"。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面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劃。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據，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干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里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里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兒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劃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什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里，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志《巴隆周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并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圣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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