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5日
本次“兩會”，《刑法》修改了幾個地方，宣傳的報道滿天飛。從總體的傾向看，更加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很片面，只研究了一點，未重視另一點。只字未提受害人的權益如何得到法律的保護，體現了為少數人著想的性質。犯法人往往居于主動和優勢地位，受害人均居于被動地位。
西方的法制精神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則，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強勢地位，壓迫的侵犯的是弱者、弱勢群體，因而雖有法制，欠缺法效。社會性的犯罪行為長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一些貫穿歷史的社會性犯罪行為長期通過所謂的法制得不到懲治、糾正。“美國司法部（2005年）10月23日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監獄犯人總數為世界之最，達226.78萬人，并仍在繼續增長”。現在不會低于這個數字。
中國大可不必走取短克長的死路，搞出有利于壞人干壞事法規，使懲治壞人壞事受到掣肘，不利于受害人權益的伸張。因為有一段法律條文簡練，易于操作，犯罪率最低，社會治安最好的毛主席時代，這是沒有爭議的事情。現在有那么多的法規，全國人民卻喪失了安全感，應當深思。連執法人員夜晚外出都非常恐懼，想象其他人，這不是啼笑皆非的事嗎？
起草和審議通過法律的人不能說沒有“76后”人，恐怕“76前”人更多。既然知道“76前”的情況，再不糾正似是而非的法制條規，不取長專取短，就有明知故犯的性質。立了那么多法，社會治安越來越差，違法犯罪人越來越多，應該檢尋失誤的原因在哪里？把1976年作分界線對比，還有爭論的余地？
如果請人治病，病越治越重，還要繼續下去，也可以說是“草菅人命”、為非做惡。多方面把壞事、錯事當好事宣傳，這不叫“助紂為虐”嗎？
中國有文化的人應當提高些道德水平，不要硬睜著眼睛說瞎話。即使一時不能“兼濟天下”，也應“獨善其身”。如果現在任何一個研究起草法律的人，吃了上頓無下頓，為了生活不得已而為之，難以獨善其身則另當別論，但情況不是這樣。
現行的法律有三方面的致命缺陷：
1、刻板教條的證據規定，壞人干壞事都有突然性、不可預料性，受害者哪能來得及把證據收集完善，一些壞人就是長期鉆這個空子逍遙法外。打仗都可以根據判斷做出命令，破案也可以研究判斷。福爾摩斯大多是分析判斷破案。
2、丟棄了預防原則，法制失去了很大部分的積極意義。黑社會人員拿刀嚇唬人，沒有后果不立案；一群混混把人打傷沒有致殘廢，雖犯法但不夠罪，無事；三五成群紋身留怪頭型的痞子欺老擾女，只能自己想辦法排除，不在警察管轄范圍內，屬民事性質；半夜三更砸門敲窗，“你提不出什么線索到哪里抓人？現在干啥都要依法辦案”；借故制造無中生有之事，封門堵路司空見慣，往往帶有組織行為，報告反映，通常的答復是找上級協調解決。未解決前的出入怎么辦？到處都有“牛二”、“高衙內”，人民在恐懼中一年又一年，怎不懷念毛主席時代的安全？重慶打黑除惡人們如得到再次解放一樣歡迎的原因也在這里。
重慶打黑使3200萬重慶人民有了安全感，婦女兒童夜晚出行家人不再擔心，“幾乎滅絕黃賭毒”，這點目前中國誰能做到？人民的呼聲是“打黑允許犯錯誤，誰不打黑誰就黑”。現在的黑社會團伙和改革初已“今非昔比”，是“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已和各級官員緊密勾結，陸續進入各級國家機關，基本完成了“漂泊染紅”，羽翼豐滿，實力雄厚，打黑除惡非常困難，涉及官員級別越來越高，沒有強力拿不下，還通常使打黑者身敗名裂，只有英雄敢為。
賀衛方等一堆法律人士經常講程序正義，不過是西方法律精神的“俘虜”，專為罪犯打算而已，也是一種法制方面的洋買辦吧。身居高位、遠離底層群眾的疾苦。假如自己經常遇到黑社會、混混、不三不四的、牛二、高衙內一類的侵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避不過、繞不開、走不脫，還對打黑說三道四的指責“程序正義”不？看看中國每日每時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多少駭人聽聞的各種刑案，多少無辜的人們慘遭迫害、威害、傷害、殺害，現在就是把那些害群之馬判重了，也是只有“過正”才能“矯枉”的正確做法。
3、以罰代法，花錢結案，應當使犯罪者既要傾家蕩產又要服刑，使罪犯付出的犯罪成本不低于懲罰。
由于這幾點原因，現行的諸多法律不但成為一紙空文，又成了一定意義上的犯罪者的庇護傘，隨致毛主席時代已有的安全感蕩然無存。如果那些做法審法的人們還有起碼的職業道德，想一想自己的作為是抑制了、還是縱容犯罪的蔓延？
所在企業處于縣城郊，上述現象經常遇到，也同“公檢法”朋友談論，結論是“那些貨都和上邊熱乎的很，沒有上邊（指黨委和政府）發話，誰敢惹？貿然干，弄不好還把你自己‘日蹋’（整殘或殺害）了”。所謂的法制現在的確是不管用的“銀樣镴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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