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接受過任何人資助(杜建國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
(2012-03-02 00:31:25)
| 沖擊世行報告發布會的杜建國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稱： |
| 我沒接受過任何人資助 |
●南方日報記者 馮善書
杜建國火了。
幾天前，這名山東漢子在經濟學界還是名不見經傳，然而，經歷前日在世行報告發布會現場的一鬧，已然成為全國輿論界炙手可熱的人物。更出人意料的是，杜建國的“行為藝術”再度挑起了社會各界對國企改革路徑選擇的激烈爭論。
昨天，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幾乎要把他的手機打爆。輪到南方日報記者撥通時，他已經是第四次給自己的手機充電了。
焦點
1
是獨立學者，還是“既得利益者”？
杜建國到底是誰？此前，網絡上并無太多關于他的信息。而杜建國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只是介紹自己是山東人，未上過大學，曾在環保部下屬的《綠葉》雜志工作，目前在給兩家網站做顧問，專注于西方近現代史/經濟思想史和政治學的研究。
他在當天的記者會上派發自己寫作的《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時，一直自稱為“獨立學者”。然而，學術界，并沒有很多人聽過這個名字。
他真的是獨立學者嗎？昨天，面對南方日報記者的追問，杜建國一再強調，“獨立學者”是目前對自己最為恰當的概括，因為當天到現場抗議，是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獨立作出的決定，他的研究，從來沒有依靠過任何人和任何機構的支持，也從來沒有受過任何個人和機構的刻意影響。
他認為，那些指責他在“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完全是以己度人。“當下確有很多學者在為利益集團說話，但我沒有。”
杜建國還舉例說，很多名流在網上為錢說話，有些甚至還是拿了錢的，卻沒被罵成為利益集團服務，唯獨他給國企辯護了幾句，就被扣上了一頂帽子。“事實上，我還為討薪工人說話，為無家可歸的人說話。”
杜建國說，國企改革是一個貫穿改革開放全過程的話題，特別是近年來，整個社會都在講“國富民窮，國進民退”的話題，他很早就予以關注，并為此做過調研，寫了一系列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緝刊》、《環球時報》和《中國改革報》等報刊上。
他透露，為國企說話的文章其實很難發表，最近幾次，雜志社答應得好好的也反悔了。“如果真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文章應該很好發表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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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炒作自己，還是揭露真相？
當杜建國昨天成為全國媒體都想抓住的新聞人物時，有人說他“的確成功了”。
在微博，一些人質疑杜建國此舉完全是為了炒作自己，根本不是為了要打破什么話語權壟斷和揭露真相。
而面對南方日報記者的采訪，杜建國反駁說，這樣的判斷是毫無道理的。“我以后會陸續把自己的研究文章發表在博客上，以供大家閱讀研判。”
回憶起前日在佐利克行長面前抗議的那一幕，他解釋為是自己站在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沖冠一怒”，“在一個嚴肅的學者面前，世行那些人都是一群有權勢的騙子，根本不值一提，我若不是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著想，根本不屑于搭理他們，更不會想借世行來出名。”
杜建國對記者說，現在的輿環境很糟糕，話語權都被一些真正的利益集團壟斷了，想為國企說話很難。
杜建國說他選擇為國企說話，基于以下一些事實：
一是，國企老老老實交稅，已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這保證了政府財政的充盈，這一點即使有同等資產、同等就業人數的民企都做不到。大多數民企都在想盡辦法地偷漏稅。政府要改變民生、辦大事，都得花錢。現在我要問誰交稅最多，答案肯定是國企，尤其是央企。
二是，除了交稅，國企也在向國家上繳部分利潤。民眾普遍有誤解，國企剩下的利潤都給管理人員私分了。事實上，這種情況不是沒有，而是被夸大了。多數情況下，企業留著錢，是出于保運轉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中國經濟要保持高速增長，每年的投資都很大。表面看來，國企的收入很多，實際上其投資壓力非常大。對于國企有哪些錢沒花好的，這個可以先調查，再就事論事。
三是，國進民退是個偽概念。事實上，很多方面，政府對私企更好。譬如，在央企參與房地產開發的問題上，媒體曾群起攻之，后來政府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下文要求央企退出。按理說，在市場經濟下，誰都可以來投資。但事實上，國企面對的條條框框和不自由、不公平，比民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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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輿論怎么看杜建國？
杜建國的“激情表演”引起了會場的一片騷動。然而，前日首當其沖的世行行長佐利克，卻顯得格外淡定。他不僅沒有為這個不速之客表現得大驚失色，反而一直在座位上仔細聽著譯員對杜建國言論的同步翻譯。
直到杜建國一分鐘后被“請”出會場，佐利克才自我解嘲地說，“如大家所見，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爭論，這也反映了任何一份好的報告可能都會有這樣的結果。”他還表示，世行報告中提出的關鍵思路就是，應該能夠允許這些公開討論，允許公眾參與討論。
不過，在國內的學界和輿論界，各方對杜建國的行為卻褒貶不一。
其中，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就表示，他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國的說法與觀點。“
杜建國不懂這個報告，也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這種做派已經跟不上國內改革的變化和世界經濟形勢變化。以國企問題為例，我國的國有企業比重曾有過下降趨勢，而近幾年來卻不斷上升，這不是好現象，是改革遲緩的一種表現。國有企業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應該得到有效地控制。”
而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亦認為，杜建國的行為有些過激，其實“讓國有經濟私有化”的聲音一直都有，應該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目前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上升，我認為需要進行結構調整，適當收縮國有企業的戰線。國有企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退有進，不能光保值、升值。“現有的國有企業政策確實沒有考慮到對民營企業的沖擊。”
不過，著名時政評論員秋風則在其微博上稱，支持杜建國的抗議權，也支持他的立場：“權貴體制下的私有化必然是權貴私有化。中國社會就是因為世紀之交的權貴私有化而被撕裂的。要分，必須在民主化以后，現在必須保留。國有企業也完全可以兼容于市場體制，只要進行必要的制度變革即可。”
而三農專家李昌平也表示，世界銀行佐利克遭遇杜建國的“踢場子”是個很正常的事情，比“扔鞋子”文明！他認為中國應該有更多的杜建國。
不能簡單定位在
反改革深入上
■微點評
◎發達國家在世行中間呈現強勢聲音，雖不能說世行的報告就是錯的，但給提供審核世行報告的機會。杜建國和世行的觀點同樣都需要放在放大鏡下認真檢驗。這一行為提出了這個思考機會，是有意義的，避免了更多的人人云亦云屈服于權威。不能簡單定位是反對改革深入。
◎個人而言不同意私有化越多越徹底越好，作為學者，我認為保持一定的國有化率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一是很多行業因本身的社會角色緣故是不適合私有化的，二是在完全私有市場中資本為王，會加速財富的聚集和增大貧富差距。
◎私有化后，資本強勢，普通民眾能有說話權嗎？我看不可能，在股票市場上，小散從來都是被凌辱的對象，只有財團投行這樣的機構才有說話權。在財團說話和國家說話的選擇中，國家更有可能代表全民的發展方向。目前國有化也不是無懈可擊，應該實施國有企業利潤全民分紅計劃，才能實現全民擁有的意義。
◎一些學者的思維還停留在放緩就不是改革的這種邏輯。私有化與否一定要根據國家形勢來判斷，之前的改革進程，是因為國家資本在國有經濟中的比重占比太高，不私有化市場無法發揮靈活機制。
◎現在我贊成私有化放緩，根本原因在于，現在市場化程度已經高度活躍了，已經是資本為王的時代了，如果那些跟國際民生相關的行業，如銀行繼續私有化，結果是，你我這些沒錢的人不會獲得好處，有錢人和有錢集團將會獲得好處，這就是說銀行私有化以后的獲利跟窮人無關，讓富人更為富有，會加速貧富分化。
◎一部分學者可以算是既得利益者，其說話有意無意將代表著其利益集團，要求加速私有化，讓其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團更加富有，可以理解。另一部分學者是思維慣性，看不到本質規律，只是認為私有化就是改革。所以，才出現絕大多數學者聲音一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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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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