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在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問：“毛主席不在了我們會不會去做童工？” 大于認為楊瀾問的這個“童工問題”不僅很尖銳，而且很重要。這個“問題”的提出不僅挖了資改派的祖墳，還填補了【大于理論】的一個空白
前面提出的【大于理論】認為：看一個社會合不合理人民是不是能夠當家做主可以就看兩條，一看有沒有妓女，二看有沒有失業。有這兩個東西，什么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人權、直選，都是騙人的鬼話和逗人的笑話；有這兩個東西，人民就不可能真的當家作主。
楊瀾問的“童工問題”啟發了大于，讓大于發現了這個理論的一個空白，沒有提到“童工”。對一個社會來講，“童工”應該與“妓女”及“失業”問題一樣，具有標識性的意義。“妓女”問題集中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的問題，人與人之間連人格都不能平等，其它方面的平等就可想而知。“失業”問題集中表現的是“勞動權”有沒有保障的問題，對一個連吃飯都存在問題的勞動者來說，其它民主權利的分量也就不言而喻。“童工”的問題則可以綜合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傳承、家庭、教育、法律等方面一系列的弊端；試想，一個社會連孩子都不能得到切實的保護，那還能有力地保護好所有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嗎？
鑒于楊瀾提出的“童工問題”，特對【大于理論】進行必要的補充：看一個社會合不合理人民是不是能夠當家做主可以就看三條，一看有沒有妓女，二看有沒有失業，三看有沒有童工。有這三個東西，什么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人權、直選，都是騙人的鬼話和逗人的笑話；有這三個東西，人民就不可能真的當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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