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議論一下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　　

前天，張維迎先生在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1)頒獎典禮發表獲獎演講，指出“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導致非常多的災難”。張先生論述這個問題是用歷史事實來證明的，但集中在無知導致人類歷史最大的災難是中國實行了計劃經濟。而市場經濟雖然有貧富分化，但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餓死人。當然，張維迎先生在這里不忘記再次自己表揚自己是價格改革的主導者，雖然在這個功勞究竟歸誰，他與同樣持自由主義觀點，他的前領導，體改所副所長徐景安先生各執一詞。　　

貧道覺得，張先生的論述在邏輯上不完整，在引用事實上不充分，因此結論并不牢靠。同時，他忽略了自己曾經的無知和無恥。貧道一個個分析。　　

首先，張先生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屬于“壞心干壞事”，無非是人云亦云重復幾千年來中國儒家的謊言。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前前后后史記上司馬遷寫得清清楚楚。首先焚書與“坑儒”是兩件事，而且原因不同：　　

首先，把秦始皇焚書的動機說成“壞心”并不準確。焚書是來自秦統一后儒法關于國家基本體制設置的爭論。　　

司馬遷這樣記載：天下初定，“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也就是說，當時有兩種國體議案，儒家遵循孔子主張，建議恢復西周的“分封建衛”，法家認為這個體制是造成東周以后國家分裂戰亂不止的原因。秦始皇很動機很清楚：“天下共苦戰鬬不休”，現在“求其寧息”。　　

7年后，儒家舊話重提：“臣聞殷周之王千馀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儒家建議顯然屬于“壞心辦壞事”：子弟功臣不應該是“匹夫”，應該封王成貴族。結局要么是持續分裂，要么形成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儒生不斷提出恢復封建貴族體制，動搖國家政體，這是李斯提出嚴厲打擊這種主張的原因。雖焚毀儒家典籍并不解決問題，不能說這屬于“壞心”。而且結局也不是“壞事”：中國由此創造了農業時期最輝煌的文明。　　

而“坑儒”本來就是儒家的悲情編造。史記寫得很清楚：幾個裝神弄鬼的方家欺騙了秦始皇，始皇“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陽”。這里的“諸生”并不特指儒生，而是諸子百家的“生”，其中絕大部分應該是參與這些事兒的方家。起碼儒生司馬遷還沒有認為殺的主要是儒生，坑儒之說是后來儒家的悲情演繹。　　

郡縣制與封建制相比，顯然郡縣制先進。甚至可以說，中央集權加郡縣制是現代行政制度的基本模式。而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體制是原始落后而且更加黑暗的行政體制。司馬遷在這些事兒僅過了一百多年記載的這些文字應該最接近真實。記載表明是秦始皇出于避免國家今后陷入割據混戰的“好心”，辦了創造了現代行政制度的雛形的“好事”。　　

張維迎先生雖然不是學歷史的，但畢竟在人文科學的殿堂北大，熏也該熏出點歷史知識了。　　

義和團成員喝神水以為刀槍不入屬于無知，但這不是義和團的全部，甚至連皮毛都不是。為什么恰好在義和團時期發生這種事兒？以前怎么沒有？因為以前熱兵器很少，大家刀槍對肉體地打。熱兵器的厲害讓很多中國人不敢反抗列強，一些會道門組織用這種神道壯膽是無可奈何的做法。西班牙人進入美洲一樣出現類似的事情。難道因此張維迎先生就有資本嘲笑印第安人無知，贊揚“科學殺人”，批評“愚昧反抗”嗎？　　

老佛爺利用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當然是為了鞏固清朝統治。但別忘記，鞏固的不僅是“大清王朝”，也是“中國政府”。私心是有，壞心談不上。　　

因此，張先生用自己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觀找到的這兩個證據都不足以證明他的論斷。當然，這些都不重要，也不是張先生要議論的重點。張先生的重點是計劃經濟是無知表現。　　

張先生描繪的計劃經濟也很簡單：政府決定生產什么，為誰生產，怎么定價。張先生把計劃經濟簡單看做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忘記了計劃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邏輯結果。　　

如果一個企業制定計劃，張維迎先生肯定不批評：企業怎么能沒計劃呢？但為什么一個企業能制定計劃呢？因為這個企業的資產是某人或者某個團體的，企業不能任由各個部門自行其是。放大看，如果一個國家的主要工商業資產屬于國家的，那么沒有計劃行不行呢？也許行，也許不行。說行是用即使基本是國有經濟，但也可以用商品規律進行調解。說不行，與當時國家目標有關，比如必須迅速工業化和現代化以避免重蹈半殖民地覆轍。　　

1956年中國采取工商業改造實行比較完全的計劃經濟時，近代工商業的90%以上已經屬于國家所有。私營經濟只占很小部分了。而且這個過程并不是共產黨一家搞的，這里大部分是蔣介石搞的。1920年中國民營4.5億資產，接近公營的4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主要通過參股銀行擴大了公營資本。抗戰前夕除了西方資本外，在國民黨統治區民營資本為18.89億元，官營5.71億元，官營約為民營三分之一。抗戰爆發，600家民營西遷，但損失慘重，而且國民黨發“國難財”，官僚資本上升。留在日占區的，均被日本強制合資。日本投降，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將淪陷區產業均冠以“日偽資產”，大量被沒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業中，外國資本占11.2%，官僚資本占64.1%，民族資本占24.7%。如果算上金融資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資本占近現代產業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國資本外，共產黨順手牽羊，國有資產占到75%以上。蘇聯援建項目可都是給國有的，到1955年社會主義改造前，國有資本在近現代產業90%以上。　　

這樣的所有制結構，能搞完全的市場經濟嗎？作為國家，這么大一堆經營性資產在手里，不做計劃行嗎？這與無知還是有知沒關系。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當時積弱百年，迅速實現工業化、軍事現代化和農村社會現代化是全民共識。是國有化和計劃經濟讓中國在很短時間完成了這個任務。計劃經濟是不是無知，是靠數字說話的。　　

1928年，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7年，蘇聯工業產值仍不到德國一半，美國八分之一。5年后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蘇聯變成工業國，再過五年工業產值世界第二，歐洲第一，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中國工業化進程也一樣，1952-1955年，中國第二產業產值占GDP從20.9%上升到24.4%，份額年均上升1.16個百分點。工業化目標遠得很。僅僅過了3年，二產業產值比重達到37%并超過農業。大躍進的失誤造成工業增長走了個馬鞍形，但1965年開始一直超過農業，并在整個七十年代保持在42%-48%。[1]按1955-1965年計算，二產業占GDP份額每年增長1.8個百分點，比計劃經濟前速度高出55%。　　

計劃經濟是不是比市場經濟“無知”，要與條件接近但用市場經濟的國家做比較更為準確，印度是最合適對象。1949年印度工業化水平高于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印度，50年后的1999年，二產業比重才達到24.2%并超過農業，實現初步工業化，相當于中國的1958年。就部類齊全這個標準看，印度至今還沒達到中國六十年代水平。　　

共產黨用公有制加計劃經濟迅速實現了百年來中華民族的夢想，并為此后改革開放，利用西方產業資本轉移的歷史機會打下了基礎，屬于好心辦了好事。如果中國在計劃經濟結束的八十年代中期沒有建立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交通、能源體系，沒有80%的初中入學率，這次機會就是印度的。是張先生自己出了嚼書本，一點歷史觀都沒有，才“明明自己不知道，還以為自己知道”。　　

這一段大家把蘋果炒得天仙似地，張先生也陷進去了。iPad有那么神嗎？嚴格來講，iPad無非是根據市場需要創造了一個商業成就，給已經走下坡路的美國制造業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打了一針強心針而已，其他啥價值都沒有。iPad能與pc的價值比嗎？喬布斯能與蓋茨的團隊對人類進步的價值比嗎？個人電腦加互聯網是自造紙、活字印刷以后人類信息處理和傳播的又一次歷史性進步，而iPad嚴格來講只是已經成熟的計算機技術的商業組合，一點科技含量都沒有。而且iPad的商業成績一年二百多億美元的銷售，六十多億美元的利潤，即使在制造業上也是小兒科，救不了美國，也救不了世界。iPad的真正成績就是股票價值，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全部意義？　　

對于張維迎先生這次講演用最大篇幅再次顯擺自己在莫干山會議的功勞，貧道就不多議論了。因為同樣是貧道的老領導徐景安所長對此早已說清楚，他倆為此在網上兩嘴毛，貧道不便置喙。　　

貧道不是學者，覺得作為學者的張先生在論證時應該稍微查點資料再說話，否則別人會笑話。比如講演中張先生的“在市場經濟情況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死人”這句話就有些托大。　　

遠的不說，現在全球都是市場經濟，但是根據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中國網站公布的數字：到2007年，世界上還有8億多人口在市場經濟中“糧食嚴重短缺”，全世界每5秒鐘就有一個兒童死于營養不良，全世界每年餓死上千萬人，每天有25000人因饑餓喪生。1996年，在計劃經濟剛剛基本絕跡的時候，全世界有8.23億人營養不良。11月，170多個國家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他們的代表云集意大利首都羅馬，最后通過了《世界糧食安全羅馬宣言》和《世界糧食首腦會議行動計劃》。希望在2015年以前將營養不良的人數減少一半。他們當然用的是市場經濟方法。但是2008年9月18日，聯合國糧農組織宣布，由于2007年以來的糧價上漲，已經使全球新增加了7500萬饑餓人口。據估計，營養不足者總數達9.23億人。反而增加了1億人，每年餓死的人有增無減。這可是只有朝鮮和古巴是計劃經濟，全球都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發生的。如果沒有“非市場規則”的國際救助，每年餓死的人恐怕不是一千萬，而是兩三千萬。　　

中國解放前也是市場經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說當時每年餓死300-700萬。這時期大災之年餓死上千萬有的是。典型市場經濟的美國，大蕭條時期報紙上登載餓死人的現象很多。　　

這是世界糧農組織的官方網站公布的數字，這些數都不看，張嘴就說“市場經濟不會因糧食短缺餓死人”，說給北大無知青年可以，千萬別當論文發。　　

關于無知和無恥，好心還是壞心，張維迎先生自己也該意識到一些。貧道與張先生立場不同，說張先生有些不合適。　　

中國著名倡導自由主義的學者秋風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紀》雜志上說：“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而對此，經濟自由主義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基于上面簡單勾勒的信念，他們急于消解國有部門，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論’ 所暗示的，盡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種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系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當局迅速地實現了執政綱領的轉型，于是有了胡溫執政以后‘和諧社會’綱領的提出。相反，經濟自由主義者相當遲鈍，仍然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邏輯進行自我辯解。但是，這種復雜的學理性辯解不可能說服公眾。在大眾眼中，經濟自由主義聲譽掃地。”　　

九十年代中后期國企、集體企業、鄉鎮企業的改制中，大量國家和集體資產被個人侵吞，數千萬國企和集體企業職工下崗，這是中國貧富分化并積累社會矛盾的直接原因，并為今后中國的社會經濟埋下隱患。那么，冰棍理論誰提出來的？張先生應該不會忘記這段話是自己說的：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作為一個體制內學者，一個能夠與一群同道嚴重影響國家政策的人，作為一個讓人感覺無所不知的專家，對國企改制完全可能出現嚴重的侵吞國家和集體資產，并造成數以千萬計人生活無著，成為一場巨大災難，是應該有所察覺的。沒有察覺是無知，察覺了還說是無恥。張先生覺得自己選哪一個更合適！？　　

2009年，以張先生為首的體制內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強烈批判國進民退，強烈呼吁繼續消減國有經濟，張先生甚至提出壓縮到10%的指標，大聲疾呼打破國企壟斷，并把收入差距過大的責任莫須有的栽到國企頭上。每次國企出問題就興奮不已，與各大媒體配合攻擊。這次張先生是出于好心還是壞心，會不會犯無知錯誤呢？貧道很懷疑。　　

打破國企壟斷，消減國企份額，總不能只是一些口號，沒有具體操作方案。果然貧道看到，《經濟參考報》根據“天則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壟斷不可簡化為分拆或民營化”。也就是會重蹈九十年代后期的災難了。怎么辦？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最近撰文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國有大企業不能簡單地退給其他所有制企業，比較現實的辦法是在國有體制下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革，依托資本市場改制為公眾公司，實現國有企業的多元化、市場化和國有資產的資本化。也就是說，現在的國企不是冰棍，是老虎，大老虎。老虎拆不動，私企啃不下來。出路是上市變成公共公司。　　

恐怕張先生很清楚一點：在這些年的國企改制中，一些權貴攫取國有資產的方法已經變成通過國企上市，制度性的安排了股份并控制企業的手段了。這個秘密張維迎先生如果說自己不清楚，一定是裝嫩！在知道這種規則情況下，下一場“國企改制”會是什么結果，張先生是有能力推演出來的。如果說自己沒這能力，一定是裝傻！！貧道敢這樣判斷是因為張先生有“前科”！！！無論裝傻還是裝嫩，都與無知無關，只與無恥有關。貧道這里不是罵人，因為這是張先生先用的詞兒。　　

貧道就奇怪了，現在的人咋這么容易受騙。張維迎、吳敬璉們一方面罵權貴，一方面為權貴謀私創造巨大機會。已經干了一次，現在明擺著要干第二次，臺下的北大學生竟然一點看不出來，還能為他們的行為感動，喝彩。　　

真的存在張先生說的“多數人的無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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