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界上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在10年之后將超過美國。我們中國話語體系的建設，也可以通過10年左右的努力，全面建立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新聞、法律等領域內自信的話語體系。建立媒體新秩序應該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西方最近爆出的默多克事件，可以為中國探索媒體新秩序提供一些反思和借鑒：

第一，絕對權力必然會導致絕對腐敗，媒體也無例外。在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媒體被看成是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權力。默多克事件曝光后，人們發現媒體能監督別人，但別人很難監督它，事實上也成了一種絕對權力，正如阿克頓勛爵所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當然這里“腐敗”是寬泛意義上的概念，指的是要做壞事。默多克的《世界新聞報》監聽了四千多人，歷任的英國首相都必須與其保持良好關系，否則就會遭到打擊，甚至落選下臺。我們要反思這個問題。媒體到了不受社會監控的地步也會給社會帶來嚴重后果。在中國國內，我看這個問題兩三年后恐怕也要提到議事日程。一種權力無限膨脹，就很難避免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困局，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要找到權力之間的平衡。

第二，過分的商業利益驅動，使不少媒體迷失了方向。西方媒體的這個傾向是公開的，這在默多克事件中也有反映。默多克本人就主張用大幅降低格調來提高發行量。這個問題在國內也很嚴重，許多市場化導向的媒體，都無可避免地為商業利益所左右，為了提高發行量什么都可以做，如夸大負面新聞、以偏概全、煽動情緒，這些情況已經引起了一系列問題。

在中國的媒體新秩序中，需要確立中國人自己的理念，如強調媒體的教育功能和社會責任。教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之一，這是西方也承認的，中國民意也會高度支持，這是一個十分有利的格局。英國銷量大的報紙中，《世界新聞報》格調不高，《太陽報》格調更低。中國銷量最大的《參考消息》和《環球時報》質量比它們好得多，所以中國媒體人對超越西方媒體可以抱有信心。

第三，媒體需要有倫理底線。默多克一直以知情權為借口，但知情權也要有一個度。在英國，現在也有很多人認為知情權被濫用，造成了大量監聽，侵犯了隱私權。在新的媒體秩序中，應該以法律為依歸，如果濫用知情權到侵犯隱私的地步，就要通過法律等手段來糾正，達成權力之間的平衡。另外，媒體不能助惡，只是一條倫理底線。先前國內發生了針對兒童的兇殺案件，一些媒體就開始追究所謂的深刻社會原因，這種貌似高明的言論實質上是誘導社會容忍犯罪。9•11事件發生后，美國輿論一致主張打擊恐怖主義，沒有人追究深刻的社會原因，這就保持了最起碼的底線和社會團結。這次英國政府出動大量警察平定騷亂，英國媒體也明確支持政府的決策，但如果類似事件是發生在中國，國內媒體會怎樣反應呢？這說明我們一些媒體不再有倫理底線，愿意為各種惡性犯罪案件開脫。印度火車事故年年造成上萬人傷亡，印度媒體不追究制度原因；金融危機導致美國家庭平均資產縮減四分之一，其間美國政府和監管部門的失職十分明顯，但美國媒體不追究制度原因。而在中國發生任何問題，一些媒體最后都會上綱上線到要追究制度原因，這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媒體理念亟待更新。當今信息發達，新聞事件很多，報道出來的可能只有1%都不到，媒體的選擇偏好就至關重要。現在國內一些媒體追隨西方，認為只有負面報道才叫新聞，導致了“負面消息綜合癥”。新一代媒體秩序的理念應該就是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這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三七開就是三七開，七三開就是七三開。僅僅為了發行量點擊量而無節制地渲染負面消息，給自己帶來的是利潤，給社會帶來的卻是創傷。一些媒體人愿意學習西方媒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報道風格；報道十分詳實，但最后傳遞給讀者的總體印象卻是錯的，這種所謂新聞的專業主義，實際上很膚淺的。

我們的新聞媒體一定要超越西方，建立自己獨立的新聞話語體系。西方現在整體上陷入頹勢，而中國崛起氣勢如虹。在經濟上趕超西方之時，我們在制度和理念上也要更上一層樓，最終確立中國人自己的新聞觀，推動形成新一代的媒體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