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南轅北轍
最近,又有人開始高調討論“以黨代政”、“黨內民主”和“司法獨立”等問題,筆者謹陳淺見參與討論,位卑未敢忘憂國,故不揣冒昧也。
中國現在最要緊的問題是什么呢?
中國現狀,主流謂改開盛世,支流亦有盛世危言。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之論雖然急切些,但從紅色超級大國的一朝崩塌看,亦非危言聳聽。胡錦濤同志七一講話特別強調“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這個道理,不僅全黨同志要牢記在心,還要引導全體人民牢記在心。”看各級執政實踐中“維穩”的位置,足見“危言”非虛。
盛世危言,“危”在何處?
一曰日趨加劇的貧富懸殊。改開30年,地覆天翻,顛倒了社會主義中國原有的基本階級關系:工農大眾由主人變成“弱勢群體”,被剝奪成被壓迫階級;以權錢黑聯手的資本變成強勢,聚斂掠奪,暴戾恣睢。這是“不穩”“不和諧”的根子。
二曰“外向型”模式將中國日益殖民化,以資源環境和血汗的過度榨取奉獻給跨國資本,“做負責任大國”。“為洋人打工”的“全面開放”,將中國拖入卡夫丁峽谷,大步邁向蘇東崩塌的懸崖。
三曰外敵內鬼策動“顏色”動亂蠢蠢欲動,中國面臨改旗易幟、最后堤防崩潰的危險。
由胡德平牽頭的所謂紀念決議活動,就是重要標志,“08憲章”后的又一高峰。
以上三點,是中國現在基本的最大的“實際”,從這一“實際”出發,才能有的放矢。誰避開這一“實際”侈談“民主”,你聽時就得多個心眼。
開篇所涉問題,諸如“以黨代政”“司法獨立”之類,于中國興衰存亡的“關鍵”,不僅未著肯綮,而且南轅北轍,似是而非。聽起來,與德平公子的“紀念”旋律,倒是相距不遠。
容試論之。
一,“以黨代政”“依法治國”問題。
目前,擺在執政的共產黨面前的根本問題,是反思,反思改開路線。
改開30年了,有前車覆轍,有潛在危機,正視蘇聯亡黨亡國教訓,回視改開初始的“完善”目標,正視現實危機,直面小平晚年關于“分化”“失敗”的談話,實事求是地反思,總結經驗教訓。
“以黨代政”是個似是而非的偽問題,“依法治國”也是暗指“以黨代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憲法賦予的,“注冊”“合法”云云,“以黨代政”云云,不過是資產階級顛覆共產黨領導的借口。代表哪個階級,“姓社”還是“姓資”,才是根本。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自然“民主”;為“先富”“保駕護航”,自然與“民主”背道而馳。
“保駕護航”式“民主”,是“先富”的民主,內外資本的超國民待遇民主,是權錢黑結合的民主。對勞動大眾,則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變成弱勢的“民主”和“非法上訪”的“民主”。這種民主,也是廣東“做大蛋糕”式的民主,是戈爾巴喬夫式的和葉利欽式的民主,是由美國用航母與貧鈾彈輸送給南聯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
因此,重慶“除惡打黑”,老百姓稍見天日,他們就以“文革”“群眾運動”罪名鳴鼓攻之,必欲置之死地。——普世民主,只見權錢黑的無限霸權; “文革”“群眾運動”果能除惡打黑,又何罪之有!
右翼買辦不乏民主,他們卻聲嘶力竭地叫嚷“民主”,其玄機,不過是忽悠百姓,煽動大眾把憤怒指向共產黨,改旗易幟取而代之,如張賢亮所謂,“由別人代表自己到自己代表自己”而已。
買辦精英的“民主”,是要將他們攫取的一切最終合法化,以徹底消除被清算的原罪恐懼。
二,“黨內民主”問題。
黨內民主問題,是否定文革顛覆毛澤東的直接結果,是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產物。正因此,“端正黨風三年大見成效”以來, “黨內民主” “民主化進程”了30年,腐敗愈演愈烈幾難收拾。繼續高唱“黨內民主”“學習型政黨”“變革命黨為執政黨”之類,所能解決的嗎?
記得17大前,“皇甫平”拿越南黨代會說事,也曾做過“差額選舉” 文章。
勞動大眾在經濟上被剝奪和政治上“失語”,從經濟到政治,“弱勢”之“弱”,是全面的。“民主化進程”,將他們“進程”出局,“民主”早已成為“強勢”的專利,這“強勢”就是以資本為代表的官僚買辦階級。試看人大政協及各式代表會議,可有幾許工農代表?
毫無疑問,選舉民主的優勢絕對屬于“強勢階級”。因此,選舉也就成了時下買辦階級進行政治博弈的一個重要手段。廣東的政協改革“新思維”,玄機就在這里。
自然,“失語”大眾也不是變成了啞巴,除了左翼網絡平臺,除了“群體事件”,他們利益表達,主要還寄希望于共產黨內的堅守力量。黨內有“李銳”,也有“李成瑞”,他們都不是個別,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李成瑞”會越來越多——重慶模式就是這一表達的最新表現。也因此,圍繞重慶模式才會出現了全國范圍的爭論和斗爭。
如果說,“民主”“普世”之類是廣東模式的優勢,是官僚買辦階級利益表達的政治形式。
那么,重慶模式則是現階段弱勢大眾訴求的一個表達方式。
“黨內民主”的優勢屬于“廣東”,屬于“南方”和“炎黃”所代表的“強勢”——他們唱響 “民主”的秘密就在這里。
在右翼眼里,無論是歐美助選還是炮轟議會,葉利欽永遠民主;胡趙辭職下臺,“程序”再正義,也不民主。
民主從來都是階級的。它不過是階級斗爭與整合內部的一個手段。
三,“司法獨立”問題。
司法系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災區。以西方為藍本“接軌”出“法制社會”,由哈佛劍橋培育法學權威,這“健全法制”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憲法同步顛覆的過程。
這接軌出的法制,不光具備保衛資本神圣不可侵犯的普世屬性,而且還帶著“赦免原罪”廢除貪官死刑情結、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為瘋狂掠奪保駕護航的濃厚特色。這法制,是資本權貴的法制,是黑窯奴工橫行無忌、以狼狗保安和“安元鼎”為必要補充的法制,是鼓吹“信守不平等條約”和WTO承諾、保護富士康和金龍魚“超國民待遇”的法制,是護廠游行有罪、“群體上訪”非法的法制,是“開胸驗肺”“臨時性強奸”“嫖宿幼女”的法制,是為“李剛兒子”、藥家鑫、劉涌和文強們飆車殺人恣意馳騁搭建平臺的法制。
買辦精英不遺余力地利用話語霸權打造“司法獨立”迷信,似乎是“一黨專政”妨礙了“司法獨立”,才導致腐敗的不可收拾。這輿論不光是糊弄百姓,而且還包藏禍心。
難道現實的司法系統是清水衙門?
俗諺云:“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
司法系統的腐敗,不光較其他部門毫不遜色,而且是權力腐敗的重災區。
市場經濟,叢林社會,人人為自己,行行有優勢,“先富”光榮,“成功”輝煌,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社會“轉型”,權力是掠奪的首選優勢。權之所在,利之所存。司法的腐敗正是市場化叢林化的必然產物,與獨立不獨立有何干系!
在這個意義上,“獨立”云云,也不過是不同權力部門之間權利分配的問題。李莊撈人聲勢赫赫不可一世,欺侮當事辦案人員,不就靠著“獨立”之外的牌子或條子嗎?劉涌案所折射出的嚴峻,正在于法界精英與權錢黑的結合。
“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所指更有點匪夷所思。鄧玉嬌案、藥家鑫案、張東民案、李昌奎案,草根民意通過網絡都曾表現出強大聲勢,使司法霸權不能不有所顧忌,不能恣意妄為。民眾的覺醒,使他們煩惱,更使他們憎恨,這是“司法獨立”同時劍指輿論的原因所在。他們所要的“司法獨立”,是司法霸權與司法霸道。雖未圖窮匕見,但從其初露崢嶸,也可瞥見他們充分得勢后的法西斯風采。不是高唱民主嗎,難道連民意監督也妨礙“法制”了?談話實在不可思議。
自然,“司法獨立”的意義主要還在政治。中國時下依然“姓社”,共產黨一天不改旗易幟,社會就存在著改弦更張的可能。重慶的打黑除惡,對依賴普世法制保駕護航打造的權錢黑樂園,不啻是一個“游園驚夢”。所以才會有舉國“法律人”的精英總動員,與之血戰到底。它宣告,李莊文強式的“法制”霸道不容挑戰!
李莊撈人和“法律人”撈李莊的成功,反映出中國的“法律人”已成氣候,已經成為一支可以背倚外部勢力與“一黨專政”叫板的獨立力量。他們雖未完全“獨立”,但已經可以無所顧忌地利用藥家鑫案、李昌奎案和徐老太案等判決實踐,顯示“獨立”的力量,可以配合內外勢力呼風喚雨激起民憤,為“顏色”動蕩造勢。無論是“西山會議”,還是胡德平的“紀念”活動,“法律人”的高層勢力,已經成為顛覆中國的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如果進一步“獨立”,其結果還用多說嗎?
四,其他問題。
近期媒體出現了一個頌揚包括胡耀邦在內的過往領導人的二重奏,一時間頗為熱鬧。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頌誰貶誰,左右早已陣線分明。不講“大開快流”“某人治某”,不講“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和加入WTO不平等條約,不講將中國“新自由”的責任,一味站干岸推責任指責別人,為自己撇清,難免為識者所笑。“南方”當年就曾掀起過一起熱浪,這該是第二次沖擊波了。竊以為,談論腐敗,肉食者與草民不能一樣,他們是施者而不是受者,他們不光應檢點是否“從我做起”,而且應有勇氣回視自己在個中所應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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