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的百年校慶上，某公出現了。當時有報道說他講了一些怪話，后來被否認。如今又有了他講話的詳細報道。主要內容如下：

一，為分稅制辯護。這也難怪，分稅制就是他一手創建的。當時90年代初中央財政緊張，搞了這個制度后，中央財政拿了大頭，地方財政開始出現不足的問題。很多人把后來出現的很多問題歸咎于此。某公憤怒了，手拍著《中國農民調查》說道，攻擊分稅制，說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造成農民貧窮的人，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他大叫道：“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到，怎么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制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
報道說，上邊引用的某公列出的“2010年財政收入數據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數據，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這并不屬實。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上就有人大會上的預算報告，里邊寫的清清楚楚。
在他在位的時期（目前也是一樣），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差不多一直是3：7，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比卻達到5.5：4.5。中央要是不給地方轉移支付，地方恐怕就得像《讓子彈飛》里的鵝城那樣收稅收到100年后了。以他主政的最后一年2003年為例，在與老百姓直接有關的一些項目上：支農支出，地方是中央的7.4倍，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地方是中央的7.9倍，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地方是中央的96倍，社會保障補助支出7.7倍，公檢法司支出17.4倍，政策性補貼支出1.6倍，教育費附加支出1352倍，這還不算行政等事業費；城市維護支出中央就沒出一分錢。
2010年已經是某公去職后的第7年，他卻拿這一年的數字來給他將近20年前做的事情辯護。就因為分稅制的弊端已經暴露了很多年也吵了很多年，所以中央著手糾正難道不正常么？即使到了2009年（2010年數字我還沒看到），在財政支出上：教育地方是中央的17.4倍，社會保障和就業15.7倍，醫療衛生61.9倍，環境保護50倍，城鄉社區事務1305倍，農林水事務20倍。可以說這是一個根本原因，為什么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對中國的民生項目滿意。
某公提到了2010年財政情況。他卻沒有說，即使算上中央轉移支付給地方的3萬多億元，中央的財政赤字也只有8000億。要是中央不轉移支付給地方，中央足足節余24000多億元。中央又不想放高利貸或者開銀行，收了這么多錢，不轉移給地方還想干什么？而地方收了中央這3萬多億元，仍然有2000億赤字。要是沒有這筆轉移支付，地方赤字就有34000多億元。地方要是破產，中央恐怕也保不住。穩定壓倒一切，某公是裝傻還是真傻？你不讓地方直接收錢辦事，非要過中央的手，還要讓地方去跑錢，你是何居心呢？若說起“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那么你某公提過什么具體的要繼續進行的內容呢？1994年分稅制就完成了，你2003年才下臺，這9年間你做了什么呢？

二，指責房改，為其書做宣傳。某公當然否定房價上漲與分稅制有關。他罵道：“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那是什么原因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這個不講，你們看書。”“我們制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么高。這個絕對不是分f稅制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某公對清華的學生說，房改更多的失誤就不多講了，請大家多看書（注：即指將要出版的《某公講話實錄》一書）。
總要給房價問題找個替罪羊，某公就怨房改。房改那里錯了？原來錯不在房改，不在讓老百姓當褲子買房，而在于“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個絕對不是分稅制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固然，即使沒有分稅制這么個怪胎，只要有機會，地方也會要想辦法“搜刮民膏”，錢是不會嫌多的。但是當初為什么把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還不是你某公搞分稅制，與地方討價還價的結果？你總不能一分錢也不留給地方吧？1993年的時候房改處于停滯期，沒有什么油水，中央放掉了，結果送給地方一個大禮，事后估計某公要后悔得睡不著覺。中央不轉移支付給地方要節余24000億元，某公不是還嫌不夠多。至于說錢留給了地方，還不入預算，這是誰的問題呢？一個國家各級政府有若干收入與支出不入預算，你曾經是中央政府的頭，你有沒有責任呢？不過某公是聰明人，他大概要怪1994年的正頭頭吧？

三、嘲諷小車，裝諸葛亮。某公說，2003年的2月1號他去拜訪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做講話，說：“中國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要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應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還要大力發展環保型公交車，減少機動車污染，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某公此次在清華再提這段往事，他說：“那是我的（任內公開的）最后一次講話，我拜托大家別拿公款去買小汽車，去補貼小汽車，拜托大家多發展公共汽車，發展公共交通吧。如果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時候照我說的做了，現在北京就不會那么堵車了。”
90年代末，某公擴大內需，中國房地產和轎車消費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起步的。如今某公搖身一變，成了倡導公共交通的先驅者了。我在2000年大學里寫的論文里就說中國應該學習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那么我就是他的先驅嘍。實際上我和他誰都不是先驅，90年代有很多人主張中國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而不是推銷轎車。我曾經在舊書攤看到過80年代中期國務院的一個研究報告，那時候就主張中國不能發展轎車。他1998年擴大內需倒確實是2008年刺激經濟的先行，在各個方面差不多都復制了他10年前的做法，除了高校擴招和收費方面，實在已經做得太絕了，再也沒有進一步的余地了。

四、假裝關懷義務教育。某公說，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么多年，農村的居民這么貧苦。我從來不主張財政補貼發展汽車工業，我主張全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的學校，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都吃不到，青海省僅是800人的試點能吃到，青海省有3萬中小學生，800人跟3萬人怎么能比啊？某公痛心地說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么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青海3萬學生不是今天才吃不上雞蛋吧？根據統計資料，2001 年到2004 年期間，將近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至少有一年陷入消費貧困。在2002 年開始取消對農民的所有地方性非正規收費，但卻同時把正規的農業稅率從2%~3%提高到7%，以部分地彌補地方財政的不足。農業稅是2006年底廢除的。在1997～2000 年間，50%的基礎教育費用是由農民自己支付的。一個覆蓋3 037 個村莊的調查顯示，2004 年每個小學五年級學生每年的學費平均為260 元，而每個中學生每年的學費平均為442 元，二者分別為官方貧困線標準的40%和70%。直到2006年的教育法修訂案，義務教育財政改革，才免除了全體學生的學雜費和書本費，并且給貧困學生提供食宿補貼（即所謂“兩免一補”政策）。雖然金額不多，總算是個意思。某公不去說他主政時期的問題，對別人卻“沾沾焉而動其喙”，仿佛所有事情都是別人的錯，天下就他一個清白人。
更過分的是談到高等教育。某公談及高校擴招，他說“我不主張發展這么多大學，這么多大學干什么呀，我剛才問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剛進清華的時候，1947年清華才有兩千人，現在幾萬人就不知道了，清華幾萬人說得過去啊，一個吉林大學也要七萬五千人，大學出了不少（學術上的）假冒偽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竊論文，這樣搞下去......你還是先把義務教育搞好嘛。”
為什么要這么多大學生，有這么多大學，還是全要歸功于某公時代的擴招，教育收費以及開放民辦教育。如果說義務教育還有很多社會歷史因素，畢竟不能全算在他身上，但是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他可著實出力不少。97年全國高校開始收費，那時國家也開始不包分配了。我讀書那個破學校，1996年學費2200，1997年2500，1998年3600，1999年3800，2000年5000。有些人要申請助學貸款，畢業時還被扣了畢業證和學位證。我讀書那時候，有的學校甚至學生多到宿舍不夠用，鼓勵學生到校外去租房子。高校也開始改革，一個一個的兼并，搞起了大而全的綜合大學，教學質量卻在下滑。民辦高校也越來越多了，那就差不多根本談不上什么教學質量了。結果就是培養了一大批啥也沒學著的找不著工作的大學生。某公在任期間，義務教育同樣沒搞好，高等教育卻搞得一塌糊涂。他實在沒有評頭品足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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