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不住公車，主要根源在于封建、奴隸主思想根深蒂固不作為
改革三十多年了，從農村承包到城市私有化打破鐵飯碗，所有改革都是針對最基層百姓的，且所有改革都是有利于掌握權力資源官員階層帶頭發財致富。
越改革，掌握權力的官員權力越大，越不受制度約束，越富有，這也是層層掌握權力的官員們高喊堅持改革不動搖的主要動因。
觀察至今為止的改革，有因為改革而讓當權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或者削弱當權者權力的嗎？沒有。
公車等三公消費就是其中最為微小的一個事例。
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時期，交通極不發達，然而在公車使用方面卻極為嚴格。一個縣也就一兩小車，那個時期，也并沒有聽說因為小車少而影響正常工作的。即使是戰爭年代，蔣介石雖然擁有美式裝備的機械化部隊，速度再快，不也是打不過全靠兩條腿走路的八路軍嗎？
現在交通已經發展到了動車組，高鐵、地鐵、大中小城市出租汽車過剩時代，領導機關的小車卻發展到無官沒有小車的地步。
一個鄉鎮有數部小車，鄉長全家住在城市，有專車接送上下班，甚至一個縣的股長級離家僅幾百米也要用專車接送上下班，更不要說省城京城市那些官爺們出門就做小車了。
如今做小車已經不是為了工作需要，而是成了體現身份，體現權力的象征。權力越大，小車越高檔。權力越大，小車使用越是不受限制。
這些小車是美國贈送的嗎？不是。小車的費用全部是工農創造的血汗錢。
工農每天付出十幾個小時的拼命的勞動，所獲取的工資不足以養活自己的子女和父母，而公仆一邊允許自己大把大把的三公消費，允許讓一切有權力的公仆享受不受制約的小車消費，卻沒有錢讓工人享受公務員一樣的退休待遇；沒有錢解決工農看得起病。這些精英們說起怎么怎么民主，怎么怎么利為民所謀時候口吐蓮花，可是一旦遇到這些實際問題，大至貧富兩極分化，小至公車改革，他們要不裝著沒有聽到，要不就是要求百姓“要炎定”，要不干脆念幾句“流淌道德血”之類塘塞，在改革中只見他們不斷加強權勢階層的權力和利益，從來也沒有發生損害權勢層任何既得利益問題。
即使百姓對權勢階層某些侵害人民利益行為反映強烈，最多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就以最近幾年，公車私用話題來說，這一直是群眾最關注的重要話題。據廣州日報消息說，整個東京都廳有1萬多名公務員，公車僅有10輛左右，“因為很少用到”。“絕大部分公務員如辦公需要用車，一般是先坐地鐵到單位，再去申請開車辦事。然后再乘地鐵回家。”
而中國為了管住公車，這些年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即使使出了各種手段也未見明顯成效。是中國人沒有日本人聰明嗎？顯然不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中國在治理小小公用車方面也不如日本呢？追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中國的官們受到孔老二封建奴隸主思想影響太深太深了,只考慮怎么“牧民”治民，不考慮如何有效的“治吏”治自己。
封建主義思想特別推崇及注重“半部論語治天下”。
所謂治天下，就是治百姓。今天的精英們只要談起在改革中怎么治民，他們就能滔滔不絕，是怎么砸爛鐵飯碗的，又是怎么讓醫療、教育私有化的。從來不談如何在改革中，如何讓百姓怎么有效的加強擁有監督官員的權力。
別看精英談起投資興奮不已，談起為百姓解決就業興奮不已，特別喜歡為民作主，好象他們為百姓立了多大功似的，其實這不過是為民作主“治民”的另一個翻版而已。他們從來不想讓百姓自己作主，也從來不想事先要征求百姓意愿，甚至連代表人民利益的權力機構人大也可以繞道而走，不經過人大討論就自己作主制定出如何改革、如何投資的政策去“治民”，更不在乎百姓如何的評價了。
在天安門樹立孔老二象就充分反映了精英們這種極虛偽的根深蒂固封建“治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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