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問題，如果是在十年前去問他們，他們保管回答你說：土地我不要，一分田都不要，誰愿種誰種；我也不再入集體了，撿垃圾都可以，只要糊個口。

     而在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初，在經過二十多年的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后，在土地連片成塊地成為集體所有，大隊和小隊也有了一定的公共積累，農民種田相對分工協作之時，突然來一個分田到戶搞單干，農民是傷心的不情愿，對集體依依不舍。因為那個集體的突然強行解體，浪費了多年的公共積累，譬如隊屋、機械、耕牛、船只，打破了絕大多數人的夢想和寄托，也給農民的生產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因為人人都要學會選種、育種、耕田、栽種、治病、防蟲、打藥、下肥、保養、收割、儲藏，家家都要各自為戰，取水、用水、增產、減產，責任都要自己擔負，突然感覺到變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片葉子。

     雖然他們當時不能象南街村一樣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以避免二十多年積累的浪費和流失，但三十年下來，那個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總算還攥在農民手里。有土地就可以再生物質。

    對分田到戶，在現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在所有其他救助福利保障機制全被消滅或者變質的情況下，譬如赤腳醫生、鄉村中小學、互助互愛、群眾監督等，應該要以全新的視角來看了。土地是農民的唯一依靠了。農民用自己分田單干后二十多年的默默承受，換來了村組集體“三提五統”亂攤派的廢除，換來了亂抓亂關的管理區一級機構的撤銷，換來了無數河工堤壩義務勞役的減免，換來了國家農業稅的廢除。所以，現在農民手里的田，基本可以糊自己的口了，更主要的是有了相對自主的自由。雖然在有些地方，現在的村組兩級干部，依然把國家發給農民的種田直補款無聲地吞掉，但畢竟經他們之手的款項少了，國家給他們提款收費的名義和途徑沒有了。在現階段，在反腐越反越腐的高發期，在農民頭上架設一級組織，就是增多一重壓迫剝削。

     90年代，農民種田賠本，都希望倒貼錢逃離土地，主要原因就是農民頭上的組織婆婆太多。李昌平先生在其《話說水利》一文中舉有這樣一個例子：“我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十多年了，家里有12畝地，每畝以300元/年轉包給村里的無地農民，另外每畝還享受國家農業補貼80元/年。他一家人不是農民有土地，還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村里有很多人是農民卻無土地，種地得不到國家補貼，還要向非村民、非農民（非集體成員）交地租。”這種城里人擁有農村田的情況，就是在農民種田賠本的時候發生的，不過非常稀少。

     現在都知道了土地的價值，分田到戶的弊端也是眾所周知的有目共睹，集體化的呼聲也時有耳聞。但一定要高度警惕以集體化之名，在農民頭上架設各種組織機構，讓農民種田賠本的情況重演，將農民折騰的氣息奄奄后再來什么土地流轉，土地抵押，土地入股，最后來一個什么破產、改制、產業化，一如上世紀的國企改制，將農民騙個精光。

     人民公社制度好，但那是在對所有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建立的，那是在全民監督、集體財產的安全有保障的條件下完善的，那是在干部群眾一個樣都必須參加義務勞動的情況下顯現的。現在貿然提農民土地集體化，多半會被逼上梁山。

     在單干的過程中，農民是失去了很多，學校、赤腳醫生、飲水、水利設施、集體歡樂等等，但這一切都不能成為奪去農民土地的理由，相反，應該將這些失去的無償地還給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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