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中聽到一則新聞,大意是說香港特首曾蔭權每年的公關支出非常少,而且每一筆數目想進,對香港人交代得清清楚楚。又說此事在香港沒有什么反應,香港人已經習以為常,然而在大陸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很多人把這件事和內地官員的奢侈和腐敗聯系在一起,把曾蔭權和焦裕祿、孔繁森并列。更有某人得意洋洋地說:香港與大陸一國兩制十多年以來,香港已經成為大陸的一面鏡子。
看到這里,我的心里掠過一個念頭:要變天了!因為照這則新聞的邏輯發展下去,順理成章的,內地也應該效法香港的制度建設,我們現在所謂的問責制不就是從香港引進的嘛,接下來就是三權分立、廉政公署什么的,全面與香港,也就是西方接軌,這是不可言喻的輿論準備。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同樣的一種社會現象,不同的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就像腐敗人人都痛恨,對立兩派都極力反對,但會開出完全不同的藥方,當然要達到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是否有人包藏禍心就不得而知了。
把曾蔭權和焦裕祿、孔繁森并列,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對于孔繁森,我了解的不是很詳細。但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那可是家喻戶曉的,他的事跡曾經感動了無數的人,把他和曾蔭權放在一起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兩個人是由不同的社會制度培養出來的,不同的理想和追求,不同的思想和行為,完全不同的兩種人生。
曾蔭權是香港特首,是香港人按照資本主義選舉制度選舉出來的管理者,他效忠的是資產階級,服務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當然也要受到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約束。資產階級雖然從經濟上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政治上進行壓迫,但是在資產階級內部還是要維持一定的秩序,以實現資產階級各個集團之間在利益分配、權力分享上的平衡,以維持現有體制的正常運轉,這就是民主與專政之間的辯證關系。而貪污和腐敗必然會打破這種平衡,給資產階級統治的正常運轉設置障礙,從這個角度上說資產階級內部對于貪污腐敗也是非常痛恨的,所以設置了各種法律制度加以防范和限制。
有人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領導人是由選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必須要對選民負責。這個說法從某個角度上來說也不算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選舉黨中有兩個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一個是選民,另一個就是資本。在商品社會當中,選舉也是一種商業活動,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講究投資和回報。資本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這種選舉活動首先就要取得資本的認可,遵循掌握資本的資本家制定的游戲規則,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這就是選舉的本質。另一因素是選民,他們所謂的一人一票不過是對這種選舉進行包裝,給它打上全民、平等的標簽。這就像某個村選村長,要想當村長首先要取得村里財主的認可,認這個財主做干爹,這個過程肯定是秘密的,然后財主出錢進行包裝宣傳,當然財主的干兒子不止一個,村民所要做的就是從財主的若干個干兒子當中選擇一個,過幾年再換一個,無論是誰當選,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老太爺的利益,最后才是拿一些殘羹冷飯給村民作為安撫。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選誰上臺,整個社會結構,內政外交政策都不會有大的改變,這是由資本決定的。所以富的照樣富,窮的依舊窮,失業的繼續失業,因為資本家需要失業,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也不會消滅失業。這樣的選舉即使進行一千年,這樣的社會也不會有什么改變。
而焦裕祿是社會主義社會所培養的,在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干部典范,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標準。焦裕祿一心撲在工作上,把他全部的愛和生命都獻給了蘭考人民。“他心里總裝著別人,唯獨沒有他自己!”成了焦裕祿的寫照,他用自己的一生解釋了什么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什么叫共產主義理想。他不是那些所謂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用他的話說他是毛主席派來的,專門為人民服務的。“為選民服務”和“為人民服務”,一字之差,反映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哲學。“為選民服務”是誰選我,我為誰負責,你要是不選我,我當然就不用對你負責。在這個職務上我要為你做事,離開這個職務,當然我就不必為你做事。而“為人民服務”則是全身心的,毫無保留的,它要求人們要有極高的思想覺悟,要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的愛,全副精力的投入到學習、生活和工作中去,這種精神浸透在人們的骨髓里,不管是工作那還是工作外,也不管與自己有關還是無關。就像另一個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由于經歷了舊社會的種種苦難,他對于新社會倍加珍惜,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著無比的熱情,他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懷著對同志、對戰友、對祖國、對人民無限的愛加入到社會主義建設大軍中。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基礎,所以當他聽到有的地方受災時,感同身受,把自己僅有的津貼和衣服寄給災區人民;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基礎,所以他在雨夜把素不相識的大嫂送回家中;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基礎,所以他會在去醫院看病的途中去建設工地參加勞動,全然忘了看病的事情;正因為有這種思想基礎,所以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可以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已經浸潤在雷鋒的每個毛孔當中,他完全把這變成了一種自覺的行為,而從不認為自己是在做好事。雷鋒日記中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有人說雷鋒日記中充滿了豪言壯語,但是當一個人用他的全部生命去實踐他所說過的話時,你還能說它是豪言壯語嗎?現在的人把雷鋒精神當中的共產主義理想這一本質抽走,把雷鋒精神庸俗化成做好事,擦擦道路欄桿,掃掃地,給路人修修鞋,給老人理理發,這是非常膚淺的,也就注定了學雷鋒逐漸流于形式,變成了“雷鋒同志沒戶口,三月里來四月里走”這樣一個令人悲哀的社會現實。所以綜合起來看,曾蔭權和焦裕祿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類型,將他們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是非常荒謬,非常不負責任的。
現在回到反腐這個問題上,對待貪污腐敗,無論中外,人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反對腐敗,中外由于思想意識和政治制度的差別,走出了兩條不同的道路。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階級性質,資產階級對腐敗問題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制度這些外在力量,依靠體制內的制衡和監督。這種反腐機制是相對封閉的,民主只是對資產階級內部而言,人民群眾則被排除在這個機制之外,這是由于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決定的,他們不敢發動群眾。但是階級社會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崇尚“利益至上”,講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商品社會中一切都可以化為商品,進行買賣,這就為各種貪污腐敗制造出了肥沃的土壤。價值觀與法律制度成了一對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調和。人本身的私欲,受到了外在制度力量的限制,所以這種私欲在嚴密的法律和制度面前,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著一個合適的途徑發泄出來。這就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貪污腐敗變成了一種智力游戲,以一種極為隱蔽、獨特的方式進行著。資本主義社會并非沒有腐敗,只是這種腐敗很隱蔽,不會輕易被外人知道罷了。而毛澤東時代對待腐敗問題,是從內外兩個方面著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任何事情都存在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其中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外因通過內因來起作用。所以毛澤東時代反對腐敗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各種法律,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對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教育上面。私有制是腐敗產生的制度原因,而人的私欲則是腐敗的思想基礎,所以毛主席對干部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緊,通過有目的的整風學習,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從思想上不給人的私欲以膨脹、成長的空間,盡可能消除貪腐的思想基礎。同時發動群眾,讓人民群眾加入到反對腐敗的斗爭來。人民至上,群眾工作高于一切,是貫穿毛主席一生的工作方法。思想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行動上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同時又要引導群眾,教育群眾。毛主席一生發動過無數次的群眾運動,這些群眾運動一方面對當權者起到監督作用,另一方面對人民群眾也起到教育作用,鼓勵人民群眾參加到社會生活中來,同時也要對群眾運動進行引導,盡量不使之出現偏差和擴大。誠然這些群眾運動在實際組織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出現過過火和擴大,造成一些損失,但總體上保持了共產黨的生機和活力。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任何物體都必須保持不斷的運動才能夠生存和發展,靜止只會走向滅亡。因為出現了某些問題就把群眾運動一棍子打死只能是因噎廢食,為了眼前而丟掉了長遠。新生事物的出現是很艱難的,生孩子對孕婦來說是非常痛苦的,難道因為懼怕痛苦和流血,便連孩子都不生了嗎?那就靜等著人類滅亡吧。
國內不是有人把西方的政治概括為一人一票嗎,我認為這種概括很傳神,西方的所謂民主政治就是所謂的選票政治。對普通的人民群眾而言,全部的政治活動就是填選票,從資產階級推出的若干個候選人當中選擇一部分,然后就沒有你的事情了,社會生活,國家大政方針的決定就跟你沒有任何關系了,你唯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填選票。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群眾對社會生活的參與是多方面的,無所不在。日常生活,經濟生產,文化活動,國家大政都可以看到人民群眾的影子。人民不僅可以選舉和罷免代表,還可以組織起來對國家生活進行監督和管理,可以隨時對有問題的官員進行檢舉批判,可以用游行和大字報表達自己的想法……,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一旦組織起來、發動起來,無論是反革命分子,還是貪污腐敗官員,蛻化變質之流都將無所遁形。什么是民主?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的主人。正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毛主席打了一場反對貪污腐化的人民戰爭,建立了一個絕無僅有的政治清明的人民時代,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雖不敢說是絕后,但絕對是空前的。除了毛澤東,還有誰敢這么做?誰能這么做?然而盛極必衰,在毛主席去世后,群眾運動也陷入了低潮,再加上有人別有用心的打壓,給群眾運動打上動亂、折騰的標簽,所以中國大地一片沉寂,群眾運動銷聲匿跡,中國社會在一片“穩定”的吶喊聲中悄然發生的變化,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如今中國再次響起了反腐的聲浪,然而時移勢易,我們羨慕起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把這當做治理腐敗的靈丹妙藥,準備引入中國。自己有寶貝棄之不用,反而婉轉求就于他人,此中含意令人深思。所謂接軌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改變別人的東西適應自己,一種是改變自己適應別人的東西,問題是我們會選擇哪一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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