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中最多的是農民，所以毛主席說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只有農民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才能解決。而農民最關心的就是土地，土地問題從古到今都是中國最敏感的話題，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事情都或多或少的和農民與土地有關，土地兼并，農民起義，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常態。即便到了今天，三農問題也是中國的頭等大事，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幾乎成了農民的的最高追求，為此他們付出了汗水，獻血甚至生命。　　

    從中國古代開始，中國的農民為改變自己命運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農民的思想意識、斗爭技巧也不斷提高。一開始中國農民只是本能地反抗那種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渴望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利，就像陳勝發動農民起義時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果說此時的農民對平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尚有一絲畏懼和羨慕的話，那么東漢末年流傳的歌謠：“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反映的對封建統治者的蔑視和自身力量的一種自信。之后中國農民在實際斗爭中，逐漸認識到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沒有政治權利的平等，到了中國宋代，中國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已經試著把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結合起來，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這大概是最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認識，是農民斗爭意識的一次飛躍。而后，中國農民開始把自己的斗爭目標逐漸轉向延續幾千年的土地所有制度，直指封建制度的統治根基。明朝末年李自成明確地提出“均田免糧”的主張，中國農民第一次要求平分土地。而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國農民不僅有了自己的主張，并且形成了系統的政治綱領——《天朝田畝制度》，要實現中國農民千百年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最高理想，為此建立了他們歷史上第一個不同于封建朝代的太平天國，達到了封建社會中國農民革命的最高峰。盡管由于歷史的局限，這次斗爭最終失敗了，但是它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太平天國運動敲響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喪鐘，他們的失敗也說明了在階級社會中農民階級僅僅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是不可能的。在這之后，資產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站在資產階級的角度，再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并為此進行了努力，然而這種設想同樣沒有實現，這也意味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破滅。命運仿佛注定這一歷史使命要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完成。　　

    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勞動人民的利益，不同于史上任何一個剝削階級，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從土地革命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斗爭，直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并且在農村發動群眾實行土改，從法律制度和具體措施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和艱巨的工作，從而徹底解決了中國的土地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中國的廣大農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　　

    中國革命勝利后，新中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引導農民組成合作組，后來又建立合作社、人民公社，實現了土地公有。由于在這個過程中走了一段彎路，遇到某些挫折。幾十年后，某些潛居蟄伏的勢力感到了某種對他們有利的政治氣候，又開始蠢蠢欲動。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借此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中國共產黨言而無信，欺騙農民，利用農民奪取政權后又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他們說只有實行徹底的私有制，土地歸農民所有，才真正對得起農民，給農民以實惠。這些說法頗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的出發點并非要為農民解決什么問題，而是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為什么要這么說？要搞清這個問題，首先得弄明白，當初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推行合作化，把分到農民手里的土地再集中起來，變為集體所有。土地對于農民究竟意味著什么？土地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本身不會產生任何價值。它只是農業生產的基礎，農民在土地上灑下種子，平時管理，按時收獲，收獲的農產品自用，或者用來交換所需用品，其他草場、山地大體類似，不再分著說了，反正都是一回事。對于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是土地的收益，而不是土地本身。一塊沒有任何收益的土地，對于農民來說也沒有任何價值。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能讓農民獲得充足而穩定的收益，土地歸公還是歸私，差別不大。　　

    那么中國農民為什么那么關心土地歸誰所有，期盼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呢？歸根到底，是土地收益的分配問題。在私有制社會里，土地收益的分配是和所有制掛鉤的。那些土地所有者，收獲的各種產品除去繳納必要的稅費之外，剩下的都歸自己所有。那些沒有土地的，為了生存，只能租種別人的土地，他們除了承擔國家的各種稅費，還要向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交地租。土地的旱澇風雹，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已經很大，進而影響農民生活。而地主的租賦調整，讓靠租種別人土地的農民生活更加具有不穩定。盡管在階級社會中，由于受到各種各樣的剝削，自耕農的生活也未必多好，但與無地的農民相比，畢竟他們所受的剝削少一層，生活總要稍強一些。這大概就是中國的農民對土地如此看重的原因。　　

    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通過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讓他們有地種，各安生業不就完了，人人有活干，個個有飯吃，從此天下太平，我們這個千年盛世提前60年就降臨，何用等到今天？其實事情沒有那么簡單，上面說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情況，或者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實際上，現實要復雜得多，農民有了土地，日子也未必就好過。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一直是土地私有制，農民的日子何曾好過。既便農民偶爾擁有自己的土地，也隨時有可能被豪強地主、貴族官吏奪走。土地對于農民和地主有著不同的意義，對農民來說土地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們養家糊口的生產資料。而對于地主來說，他們已經不需要靠土地上的那點收獲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眼中的土地就是一只下金蛋的雞，是獲取更高收入的資本。從這一點上說，土地對于地主和資本對于資本家沒什么區別，都是拿來掙錢的，和資本家的工廠，礦山，銀行具有同樣的性質，而為他們創造財富的就是奴隸社會的奴隸，封建社會的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這些被剝削者。就像資產階級依靠屠殺和掠奪，瘋狂地攫取財富一樣，地主和資產階級農場主，也會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聚斂土地，然后就可以不勞而獲了。借助財富和政權的力量，地主和資產階級或軟或硬，或搶或騙，有的是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比如高利貸，高利貸是一柄殺人不見血的刀，只要沾上就是傾家蕩產，《白毛女》中的楊白勞不就是因為借了高利貸，被逼自殺，女兒也被黃世仁搶走了嗎。　　

    所以對于代表勞苦大眾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通過土地改革使農民擁有土地只是第一步，讓苦難的中國人民擺脫剝削和壓迫，過上好日子，才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目的。中國農民現在有土地了，但下一步該如何走才能讓革命成果不致失去。中國共產黨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實行私有化，土地歸農民所有，可以轉讓、買賣；一種是土地公有。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土地私有化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是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之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后，盡管土地被分配到了農民手中，但由于彼此的條件各不相同，農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現實中，而且也表現在發展潛力上。低下的生產力，薄弱的經濟基礎，使中國農業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水平。中國的農業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業，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所以勞動力特別是強壯的男性勞力，在農業生產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長期的戰亂，使中國的男性勞動力大量喪失。新中國建立前后的幾次國內外革命戰爭，中國人民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他們把自己的兒子、丈夫、父親送上了前線，很多家庭不止失去了一位親人，這使得他們在主要依靠手工的農業生產中處于不利地位。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中的翻身農民趙玉林，在封建地主的反攻倒算中，為了保衛勝利果實犧牲了。臨終前囑咐他的妻子：咱是共產黨員，凡事不要只想到自家，要多想到其他的鄉親。結果他的妻子在分馬的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機會讓給了別人。如果這個時候搞所謂土地私有，各人顧各人，這無疑是對積極投身革命事業的先進群眾的一種懲罰，誰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大，誰就最吃虧。　　

    在實際當中，這種由于家庭條件不同所造成的彼此差異，已經發展成為貧富分化，而且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長時間封建思想的毒化，人們頭腦中的光宗耀祖，尊卑貴賤思想還很濃厚，很多人意識中有錢就要買田置地，過過人上人的生活。農村中很快出現了土地買賣，新的地主、貧農即將誕生，農民剛到手的土地面臨著再度失去的風險。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就描述了這樣的情景，其中有一段取名《老楊同志》，編入了中學語文課本。內容是農村干部老楊下鄉調查，在一個模范村偶然聽到房東說“把地押出去了”，又聽房東的女兒念歌謠：模范不模范，從西往東看，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從而發覺了農村中隱藏的大量問題。這部小說活畫出了農村中貧富分化的現實，以及由此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既便今天看來，還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如果結合當時黨員干部中的劉青山、張子善現象，更加令人深思。國家干部變成驕奢淫逸的官僚，農村重新演化出地主雇農，這就是土地改革，這就是中國革命的目的嗎？　　

    歷史不能重復，土地私有的道路走不通，所以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農民走上一條互助合作，土地公有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任何一種剝削制度，它是一條全新的，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因此沒有前路可循。雖然借鑒了蘇聯的某些經驗，但畢竟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摸索。既然是試探摸索，出現一些失誤和挫折，走一段彎路，付出些代價，甚至有時是很大的代價，也是很正常的。然而有些人就是抓住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一些暫時性問題，大作文章，惡意歪曲，企圖更改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復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是他們的目的，私有化是他們的手段，而土地就是他們的突破口。　　

    千百年來，中國以農業立國，一直實行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整個中國社會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被分成了一個個家庭、家族，這種松散的方式，無法形成團結的整體，從而有利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進入工業文明，憑借其社會化生產所形成的組織管理形式，先進的科學技術，社會思想，以及雄厚的物質基礎侵入這個文明古國時，一盤散沙的中國根本無法抵擋，只能在一次次戰敗中割地、賠款、出讓自己的主權，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曙光，原本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讓世界看到了一個被鍛造成整體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形象。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政治氣候的改變，新中國建國后的某段時間被描畫成了“餓死XX萬”“瀕臨崩潰”“連褲子都穿不上”的人間地獄。于是一聲令下，承包！原本的集體被解散，剛剛起步的規模化、機械化生產方式被終止，中國的農業生產重新回復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雖然利用前面幾十年所積累的雄厚資本，和農民由公化私瞬間所迸發出的熱情，中國農業生產出現了暫時的繁榮。然而社會的運行是有些客觀規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某些事情可以行得一時，卻不能行得一世。　　

    就像武俠小說當中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注重打基礎，開始的時候很艱難，進步也不大，但只要堅持住，熬過初時的考驗，以后的路就會很平坦；而邪派武功開始的時候學起來容易，進步也非常快，可是越往后副作用也多，也越難取得成就。中國高速發展了幾十年，各方面的透支也都差不多了，所以我們到了改革攻堅階段，越堅越攻，也越攻越堅，中國的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已經到了要靠不斷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地步了。　　

    強心針可以振奮人的精神，但用的時間長了會要人命的。　　

    這些年我們一直靠著以前的基礎設施，憑借落后的生產方式，支持中國的高速發展，如今終于不堪重負。長時間以來，中國農業一直處于失血狀態，投入不足，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缺乏維護，生產方式落后，機械化無法推廣，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形不成規模，也就沒有規模效益……。農村、農業喪失了吸引力，農業生產收益低，連維持日常生活都困難，農村青年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紛紛出外打工，農村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兒童。農業生產處境尷尬，土地變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三農問題也成了當今中國最突出的問題。　　

    針對這一情況，中央政府出臺了一個又一個文件，但好像收效不大。居廟堂之上，飽食終日，幾乎從來不去農村的專家學者們也也不甘寂寞，想出了一個一個的“好主意”。當然管不管用是另一回事，出了問題他們也不會承擔責任，改革嘛，要允許試錯！反正受苦的不是他們。　　

    這些主意歸根到底就是兩條：農民進城和土地私有，而土地私有又是關鍵，在某些專家學者眼中變成了解決農村問題的妙藥良方。農業生產不是投入少嗎？產權明晰，把土地山林變成私人的東西，在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農民不就舍得投入了么。他們告訴我們，先進國家都是土地私有，農民可以用土地入股，把土地交給種糧大戶，也就是農村中的有錢人，或是把土地或租或賣給城里人，然后農民就可以收取股息、租金，或是攜帶賣地所得的大筆款項進城，買房造物，逍遙去者。農民不是生活苦嗎？農業生產效益低，不是人們都不愿意干嗎？廢除城鄉二元結構，農民可以進城自由自在打工。并且他們還進一步許諾，土地、房屋一旦私有，有《物權法》的保護，政府有關部門就不能強征農民土地，強拆農民房屋了。如此云云，似乎只要政府聽了他們的，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再是問題了。他們出的這些計策，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比如說產權明晰，精英們說只要土地歸農民私有，并在法律上予以保障。農民沒有了后顧之憂，就會加大農業投入，農業生產的被動局面就會改變。精英們總是自以為很聰明，把別人想象得很愚蠢，同時把問題想得太簡單。農民不愿也從事農業生產主要是因為農業生產收入低，甚至連基本生活都很難保證。這和土地歸不歸私人關系不大，其實經過這么多年，農村的土地承包期限越來越長，已經半私有化了。中國人均占有土地比較少，而且農業生產的總產量已經基本上達到極限，就目前的狀況來說提高的潛力已經不大。在收入沒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成本卻越來越高，農民已經失去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有人說種糧不賺錢，農民可以種菜，種特種作物。但糧食是中國農業的根本，人們可以不吃菜，但是不能不吃糧。而且蔬菜和其它經濟作物投入更大，對市場和天氣情況更為敏感，風險也更高，一旦失誤就血本無歸。所以農業生產對于農民來說基本不掙錢，或者賠錢，投入越大，賠得越多。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算土地私有，農民也不會投入的。　　

    又比如土地流轉，或者農民以土地入股。精英們說得很好聽，但土地流轉給誰？入誰的股？所謂種糧大戶不過就是農村的先富者，有錢人，農民自己種不掙錢，難道把土地交給他們就能掙錢了？這些種糧大戶，有錢人把土地集中起來，當然會購買設備，引進技術，科學管理，但這同樣也增加了成本。人家不是慈善家，掙了錢之后，第一步肯定要先收回成本，把投進去的錢拿回來，第二步人家還要保障自己的利潤，最后才是把剩余部分分給入股的農民。中國農業的傳統優勢是精耕細作，中國農民已經把精細發揮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很難再有大的發展。如果僅憑精細就能增加很多收入，農民也就不用出外打工了。土地集中起來進行集約化生產，發揮的是規模優勢，節約的是人力成本，在單位面積產量上，不會比農民傳統的手工生產更大，甚至還要低。所以農民把土地入股，或者流轉出去，所得的收入比自己生產還要少。這種經營方式唯一的好處就是把農民解放出來，可以干些別的。中國的人口多，但耕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積更少，靠土地入股和土地流轉所得的收入，同樣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還必須增加其他收入，但外面的錢就是那么好賺的嗎？如果那些種糧大戶和有錢人，對這樣的分配方式也不滿意，過一段時間來一個土地買斷，這些農民便連一寸土地也沒有了。　　

    再比如有人說應該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城鄉戶口統一登記，消滅農業戶口，允許農民自由自在地遷移、打工。這怎么看都像幾百年前發生在英國的羊吃人運動。可是農村人口一旦大量進入城市，城市能否提供那么多的就業崗位，這些人如果沒有工作，長期滯留城市勢必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而且為了維持這些人的生活，城市需要加大供水、供電、餐飲、交通、市政等方面的保障能力，這對本來已經供應很緊張的城市只能說是雪上加霜。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能鼓勵城市的人口到農村，去建設農村呢，就像《朝陽溝》中的銀環曾經做過的，答案是某些人不肯！中國幾十年前曾經進行過一次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逆向流動，過去講農村廣闊天地，大有可為，但是那次運動后來變成了多文人、賢達詛咒、控訴的對象。直到今天，這些人一方面口口聲聲代表農民的利益，告訴人們那個時期的農民的生活多么悲慘、痛苦，忍饑挨餓，生不如死，應該改善他們的生活，讓他們和城市人一起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一方面又把城市人到農村，尤其是知識分子到農村從事農業勞動看成是滅絕人性，文化浩劫，一提起農村就咬牙切齒。他們嘴上說他們愛農民，但是又不喜歡農村，把農村看成地獄。可是不把農村建設好，又怎么改變農民的生活，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呢。他們給出的出路是農民進城，可是農民走了農村怎么辦。現在城鄉差別已經很大了，農村缺少的是資金、技術、人力。青壯年農民，有知識的都進城去打工，那么農村靠誰去建設？農業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如果農業垮了，國家是否能夠生存都很難說，那又何來發展！其實說到底，盡管他們在語言中把農民拉得很緊，但實際上在他們的心中農民是卑微的，低賤的，沒有知識的，必須依靠他們的施舍，按照他們的規劃去生活，以此來滿足自己高高在上的虛榮心。　　

    精英們鼓勵農民把土地賣了，在城市中買房。農村的地價遠低于城市的房價，既便他們買了房，賣地的收入也所剩無幾。農民進入城市，在知識層次、技能層次上都沒有什么優勢，只能從事一些偏重體力，技術要求很低，收入也很低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再沒有了農村的家，他們如何在城市生存，后果不堪設想。至于有人說城里的人也可以在農村買塊地，親手種植農作物，品嘗自己生產的無污染、純綠色的天然食品，體驗一下農村生活，更是欺人之談。有錢人把農村當作別墅，吃飽喝足又有閑的時候玩一下還可以。如果真要認真地做一做，那是不行的，你比那些整天泡在地里的農民還高明嗎？很多人對農村的認識來源于農家樂、農家飯等旅游項目，須知那是專門針對城市來的對農村一無所知的游客的，真實的農家生活并非如此，那些堪比旅館的農家院落，精美的農家菜肴，對那些真正的農民平時是吃不起的。我的姨父是一個醫生，他的醫術和醫德都沒得說，前幾年有一次我的姨母心血來潮，怕我們在農忙時節忙不過來，讓他請了兩天假來家里幫忙。他頭天晚上到的，本來第二天我們應該早上五點下地，因為夏天早晨比較涼快，可以多干一些。可是因為老人家已經習慣了上班的生活，早晨起不來，我們只好把時間推到上午八點左右，那是太陽已經老高了，天也漸漸熱了，到地里干了不到一個小時，便大汗淋漓，我的姨父更是腰酸腿疼，叫苦不迭。我們只得提前回家，準備午飯，平常時候的農忙時節，家里的中午飯非常簡單，填飽肚子就得。可是因為有客人，不能馬虎，就得放下鋤頭拿起菜刀，炒菜做飯。下午晚晚地去，早早地回來。就這樣老人家連澡已沒有洗，飯也沒有吃，倒頭便睡。第二天下地的時候，也沒有叫他。姨母知道了，便趕緊打電話把他叫回去了。后來聽我的姨父說，他本來有頭痛的毛病，每天晚上臨睡前都要痛一陣兒，那天干活大概是累壞了，居然忘了有睡覺前頭痛這回事兒。我這么說對老人家沒有絲毫不敬，只是想說明城市人對于農村，農民對于城市，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最后再來說說征地和強拆的問題，精英教導我們說，之所以有征地和強拆，是因為我們沒有搞私有化，產權不明晰造成的。如果實施了私有化，有《物權法》保護，政府有關部門和開發商就不能欺負農民，強行征用農民土地了。這又是想當然的做派。我們這里開始醞釀土地承包，是在1980年前后，當時屬于試探性質，不太穩定，承包期也很短，一般三兩年調整一次。第一次正是承包是在1986年，承包期限15年。2000年到期后進行第二次承包，承包期限是30年，聽說法律上允許的最長承包期限已經到了70年以上。70年幾乎已將等于人的一生，土地已經具有了半私有性質。而且農民也是按照私有土地來處理的，有的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種樹，有的蓋上了房屋。本來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農村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農民只有承包經營權，沒有所有權。所以按照正常程序，如果是征用農民土地，應該和村集體聯系，先由村集體中止與農民的承包合同，即土地由村集體收回，依照法律規定對農民的損失進行賠償，然后有關部門和開發商再征用村集體的土地，并把補償款交給村集體，被征地的農民和其他農民一樣，在下一輪土地承包中擁有繼續承包土地的權利。然而現在在實際過程中，開發商是繞過村集體，直接與農民聯系，個別談判。因此不同地域的補償標準不一樣，甚至同一個村的農民獲得的補償也不相同。比如我們這個村莊，經過幾次征地，每次都不一樣，2003年前后第一次整地，一畝地八九千塊錢左右，第二年就長到了一萬二左右，從去年開始的第三次整地關于補償款的多少就說法不一，相差有幾萬元。都是開發商進入農民家庭，個別談判，談妥后還要叮囑一番，說是我給你的錢比別人多，不要把實際數目告訴別人之類，否則我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這樣一來不同的村莊，甚至同一個村莊的都不能互相信任，也不互相打聽，就怕別人說的多了，不知道是吹牛還是真事兒，自己得的少，心理不平衡。別人說少了，又疑心別人沒有講真話。有些本來不打算賣地的，聽見別人吹牛心里癢癢，看到別人打酒吃肉，買汽車，也就坐不住了。農民就這樣被開發商分而化之，各個擊破。農民失去了集體的優勢，變成了一盤散沙的狀態，以家庭的力量對抗強大的資本，這不是典型的私有化特征嗎。這到底是公有制的僵化，還是私有浪潮的罪惡？沒有了集體，農民失去了組織，讓一盤散沙的農民面對強大的資本力量，靠所謂私有制，《物權法》，屁用也沒有。所謂土地私有可以振興農業，改善農民的生活，促進人民福祉，不過是掌握資本的闊人和他們豢養的文化走狗，隨手畫給普通百姓的一張大餅。不光不能充饑，甚至連起碼的藝術美感也沒有。　　

    我時常在想，假如中國的集體經濟沒有解體，假如我們按照公有制的道路走下去，發展到今天，我們僅用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完成過去需要很多人才能進行的農業生產，農產品由集體按實際需要分配給農民，村集體大力興辦集體企業，其他的人口從事非農業生產，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就像現在的南街村。那么今天的中國農村將是一番什么樣的情景！毛主席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許要過很多年，經過很多次教訓，人們才能品出其中的含義。

附：蓋在地里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