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中國工會官方化和官僚化的問題

　　一、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差異

　　在剛開過的全國總工會十五屆三次主席團會議上，全國總工會領導人高度贊揚中國工人的偉大品格和重要作用，說中國工人信念堅定、立場鮮明、艱苦奮斗、勇于奉獻、胸懷大局、紀律嚴明、開拓創新、自強不息，是在現代化建設征程中奮勇前進的不竭動力，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力量源泉，是保持中國發展穩定的中流砥柱，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全心全意依靠的對象，沒有中國工人，就沒有中國的發展與繁榮，弘揚中國工人的偉大品格是黨和國家當前的重要任務。

　　中國憲法將中國工人的政治地位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無論是官方的輿論和憲法的規定，中國工人都被捧到了極高的位置。但在實際生活中，中國工人的地位卻是一落千丈。

　　上海市曾搞過一個調查，據一項4000戶入戶調查資料顯示，只有1%的被調查者原意當工人。99%的人對工人不感興趣，這說明工人實際上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政府官員的高調言論與憲法里的崇高內容，與當今中國工人的現實遭遇拉開了巨大差距。

　　先從經濟方面看中國工人的待遇。之所以當今的中國工人受冷落，主要是工人的工資待遇低，工作環境惡劣。1996年，中國的勞動報酬占GDP的54%，2007年降為39%。工資增長趕不上經濟增長，以廣東省為例，2003年，最低工資標準是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48%，2009年降到了22%。

　　與此同時，企業內職工與高管的收入差距卻在急劇拉大。根據近幾年的上市公司年報，208家上市國企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的7倍擴大到18倍。在對勞動群體的調查中，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社會的最大不公平。

　　再從政治待遇上看，中國工人缺少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權利，罷工權、結社權和談判權這幾項重要的政治權利，基本上缺失。中國工人沒有自己組織的工會，有的只是政府的工會官員。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來，中國工人基本上是一群被任人宰割的馴服的羔羊----工資收入被壓到最低，勞動權利被壓縮到最少。中國是世界少有的缺少罷工的國家，也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一個工會官員通過實際調研發現，某個國企老總的年薪達到了1200萬，而他企業的一個普通勞務派遣工，月收入只有幾百元。高管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距竟然擴大到了幾百倍乃至數千倍！

　　二、作為政府部門的工會

　　中國工人的這種孱弱狀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的工會不發生作用。盡管中國也有工會，但工會是政府的行政部門，工會領導是政府官員，只聽命于政府而非工人。

　　中國的北京有全國總工會，各省有各省的省工會，但全國總工會和各省工會完全是政府機構，是受黨和國務院直接領導的直屬部門，工會的官員是國家的公務員，工會的行政經費來自于國家的財政經費。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工會的基本性質和特點，那就是中國的工會與工人有著根本的行為差異和情感差異，他們很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主要是聽命于政府或企業資方的驅使。在很多情況下，工會完全成了工人的對立面。

　　在政府一味追求GDP的年代，勞動工人的利益被嚴重忽視了，勞動權利被嚴重剝奪了。整個中國勞動群體成了一個時代的犧牲品。這是趕超時期中國工人的命運特征。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工會的政府化和工會領導的官員化。從更深一層來說，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問題，造成了中國工人勞動權利的缺失。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里，中國工會部門基本上是尸位素餐，只拿錢不管事。在中國近些年里發生的幾百起罷工事件中，沒有一件是官方工會組織的，全是工人們的自發行為。

　　如果說一些工會部門不作為，那可能還是好事，最糟糕的是，很多工會部門成了企業老板的御用工具----工會不是在為工人著想，而是為老板服務。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2010年發生在廣東南海市本田汽車公司的工人罷工事件。在這一事件中，當地的工會不僅不支持工人們的罷工行為，反而百般阻撓，進而出手打人，干出了連企業老板都干不出來的事情。在南海本田罷工中，當地工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中國《工會法》第27條明確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發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有關方面協商，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并提出解決意見。對于職工的合理要求，企業、事業單位應當予以解決。工會協助企業、事業單位做好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工作秩序。”

　　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勞資沖突中，處在最顯著位置的是工會，但在南海此次罷工事件中，罷工之初根本看不見工會的蹤影。當后來工會出現時，態度卻完全倒向資方，并與工人發生肢體沖突。

　　工人們對此非常不滿，說：“我們每個月都交5元錢工會費，但工會對我們來說只是個擺設。按理說，工會的作用應該是為員工爭取利益。”

　　中國的執政黨原先是工人先鋒隊組織，而今天的中國工人卻被剝奪了最基本的罷工、結社和談判權利，某些工會甚至淪落為資方的雇員。這一切說明，今天的中國工人早已走下了意識形態的神殿，摘去了頭上的光環，光榮的工人階級只剩下了一個空洞的政治符號，而工會只是一個政府的工具或資本的附庸。

　　三、中國勞動群體的悲慘存在

　　今天的中國應當認真關注勞動力價格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忽視、工人群體陷入悲慘境地這一社會事實。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政績沖動，對勞工保護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由于中國工人的經濟待遇、政治待遇和社會保障水平被壓到了最底層，中國工人已成為社會中最悲慘的一族。這些年所報道出來的新聞令人觸目驚心，譬如像奴隸一樣用工的河南和山西黑磚窯，成百上千的礦工在一個個礦難事故中死去，成千上萬的工人在惡劣工作環境中患上了職業病。一個職業病工人為了證明自己患上肺矽病的病情，竟然到醫院開胸驗肺。

　　那些因工傷致殘的工人大多數悲慘地返回農村家鄉，也有人鋌而走險，向老板討賠償。2010年，一個傷殘工人在與廠方交涉無望之后，憤怒地將老板殺死。然而，大多數的中國工人采取了委曲求全、忍氣吞聲的辦法。他們無奈地承受著老板的剝削和管制，在實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只有悲慘地自殺死去。

　　2010年，最驚心動魄的悲劇出現在中國最大的血汗工廠----深圳富士康公司，工人們一個接一個的跳樓自殺，全是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當一連有十五個工人跳樓自殺后，終于引起了社會和企業的關注。

　　自殺成為當代中國最大量死亡的現象，每年中國大約有幾十萬人自殺。在這一數字背后，隱藏著中國工人的悲慘狀況。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工人大多數時間是在默默地忍受，他們的苦難真是罄竹難書。

　　中國最近幾年新聞節目里天天報道的不是奧運會，就是世博會，新聞媒體天天拿出來給人看的全是些眩人眼目的高科技華麗場面。與此同時，富士康公司里的年輕工人和一些煤礦里的工人卻在一個個悲慘地死去。中國的新聞媒體放著億萬人民大眾切身發生的事情不去報道，卻天天盯著奧運會世博會，連篇累牘地宣揚著盛大和奢華。

　　事情就是這樣可悲，富士康公司今年以來已經有十幾個工人跳樓自殺了，中國的媒體中卻沒有一個公開報道。中央臺的焦點訪談到哪去了？東方時空到哪去了？新聞調查到哪里去了？所有的官方媒體都啞巴了。這種新聞制度又是一種可悲。除了資本虐待工人，新聞媒體也封鎖工人的消息。

　　對比之下，富士康跳樓事件發生后，臺灣的各個社會組織立刻行動起來，到富士康去抗議。可是大陸的反映如何呢？既沒有民間組織在行動，也沒聽說有工會在行動。所聽到的僅是中央已經派出調查組，9個社會學者發出呼吁。難道工人們的事情和命運僅僅靠一個中央調查組來解決嗎？中國的工會干什么去了？由此反映出海峽兩岸的不同體制。工會哪去了？新聞媒體哪去了？？

　　這樣一種工會狀況和媒體狀況，使中國的勞動群體更悲慘。真相反映不出來，呼聲發表不出來，整天看到的全是虛假華麗的外表。在一個被精英、金錢和權貴綁架的社會里，工人農民的生存狀況怎么能真實地得到反映呢？

　　當前的中國，是一個被權力、資本和金錢異化了的社會，再加上被科技力量的異化，更是使人難以忍受。這種非人性、不人道的高科技、軍事化的企業管理比傳統的農業社會還要痛苦。再不進行政治文明的進步，中國必將隱發著更大的悲劇。

　　富士康跳樓事件是一聲警鐘，它昭示了新一代中國工人群體的無聲抗議，它透露出中國社會的深層危機。就象一個打工仔所說，我們不能沉默了，否則大家都會跳下去。

　　四、工人自己組織工會并發動罷工

　　鑒于工會在中國是一個滅火器，而不是領導工人維權的組織者，中國近些年里所有的罷工或抗議活動都是工人自己組織的。

　　在中國工會這么一副狀態下，近些年里，很多企業工人自發地組織起自己的工會，并發動了一個個有聲有色的維權活動。

　　中國的勞動大眾決不會甘心默默地忍受沉重的勞動環境與殘酷的經濟剝削。有些地方，在官方工會不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很多企業工人自發地組織起來，成立自己的工會。煙臺澳利威公司就是生動的一例。

　　煙臺澳利威企業工會，是2006年10月由工人通過艱苦的罷工，并最終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起來的。成立后的煙臺澳利威工會，不但得到了丹麥工會的指導和支持，而且得到了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鼎力支持和幫助。但在澳利威工會成立的過程中，這個積極維護工人權利的工會受到了企業資方、上級總工會中的反動分子、政府職能部門中的極個別壞官員等敵對勢力的殘酷迫害。對方采取的手段有：逼迫利誘工人簽訂黃狗契約、經濟封鎖、造謠陷害、人身威脅、串通一氣作偽證、非法操縱澳利威工會選舉、非法扣留工人精英的職工檔案......這一切說明，中國工人自發組織工會是多么得不容易！

　　看完中國的赤色基層工會----煙臺澳利威工會的事跡，誰還敢說中國的工會全部是聾子的耳朵？大量實踐證明，工人們如果想提高待遇，共享經濟產出成果，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就必須有自己的獨立工會。正是在工人們自我組織的情況下，近年里，中國掀起了一片轟轟烈烈的工人維權運動。今年以來這些自發的組織行為有：

　　2010年1月15日，蘇州聯建(中國)科技有限公司2000多名員工聚集于廠內進行抗議，破壞廠內設施并打砸企業車輛。

　　2010年5月1日，山東省棗莊市萬泰集團一棉分公司（原棗莊市第一棉紡織廠）工人罷工。

　　5月5日，南京新蘇熱電公司工人要求加薪未果，舉行大罷工。

　　5月5日，深圳橫崗荷坳百達五金塑膠廠兩千多名員工集體大罷工。

　　5月17日，日資本田廣東佛山南海廠工人罷工，要求加工資，致本田在華4廠全線停工。

　　5月20日，江蘇昆山國有錦港集團工人反對企業改制而舉行罷工。

　　5月24日，重慶綦江齒輪傳動公司因一名工人過勞死亡而引發工人大罷工。

　　5月26日，日資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5月27日，北京凱萊大酒店200多名員工罷工，抗議資方賠償不足。

　　5月27日，云南紅河州13縣市巴士司機罷工，抗議當局新政減少他們收入。

　　5月28日， 韓資北京星宇車科技公司千名員工罷工，要求加工資三成。

　　5月30日，蘭州維尼綸廠發生了罷工事件。

　　從5月12日到6月初，江蘇儀征化纖工人已罷工二十多天。

　　6月7日，江蘇昆山花橋臺資KOK書元機械廠超過2000名工人罷工，要求加薪，罷工超過三天。當地警方則出動數百特警前往制止，造成至少50人受傷，其中5人重傷，傷者中有1名孕婦。

　　……

　　種種情勢表明，無論是在沿海新興外向型產業帶，還是在傳統工業基地，原有的勞資關系都走到了一個新的節點。政府、企業、工會以及工人如何秉承理性法治精神，存異求同，平穩度過勞資關系轉型期，將決定中國勞資關系的未來。今天的中國，工人群體中的壓抑如隱藏的地火，將來有一天終會爆發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官方工會必須要有準備。

　　五、變革中的官方工會和期待中的獨立工會

　　由于中國的一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居于低端地位，勞動力價格只能被壓在最低的水平。這也是中國工人悲慘遭遇的客觀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改變錯誤的過度外向型發展戰略，才有可能改變中國工人的現實處境。當然，進一步改革中國工會制度也會改變中國工人的現實處境。

　　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我們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今天的中國正在深刻反思這種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以“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為了防止類似富士康的悲劇重演，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中國工會必須變革，必須在今后的勞資糾紛和勞動者集體爭議中發揮作用。

　　變革的第一步，首先要給中國新生代的產業工人正當的政治權利。中國已經開始形成一個市場化條件下的新生代產業工人群體，必須要維護勞動者的三項權利，即團結權、談判權、集體爭議權，來保護勞工權益，使中國工人能體面地勞動，有尊嚴地活著。

　　變革的第二步，中國要建立真正為工人群體服務的工會。罷工是中國工人爭取權益的重要手段，各級工會要從反對態度變為支持態度。對待罷工，政府應理性對待、法治解決，而作為關鍵角色的工會，必須從制度和機制上促進和保障其代表工人利益。

　　多年來，中國工會一直實行產業與地方相集合、以地方工會為主的組織管理體系，工會工作的傳統著力點放在企業層面。面隊新形勢和新問題，今后的集體協商級別應擴展到更高層次。

　　目前，有關部門正在修改《工會法》，在新的《工會法》修正草案中，對于工會的會員資格、職工代表大會的產生程序，基層工會干部的選舉、工會經費保障等方面，都將有更加細致的規定，將更加突出民主管理的程序，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工人都可加入工會。

　　在工會法修正草案中，還針對工會發展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嘗試性突破，爭取在工資集體協商、集體勞動合同簽訂方面有一個突破，將現行以企業為單位的制度，擴大到產業工會的層次。這是破解企業集體協商無力的一個有效做法。最近幾年由于工會等部門的大力推進，雖然有七八成的企業都搞了工資集體協商，但真正起作用的恐怕只有20%。

　　特別是工會的干部要拿企業的工資，受制于企業資方，這種狀態很難保證工會人員有效進行工人維權。因此，工會的人事和經濟要獨立，要盡可能斬斷工會干部與企業的直接聯系，派出的工會干部并不從企業支取工資，而是由上級工會支付。

　　諸種因素限制，使得勞動法規的實際工作成效大為削弱。工會本身，迄今并無行政執法權，只有社會監督權。如何增強工會的力量成了下一步重要的事情。目前，官方工會正在逐步在各地推進工會主席的直選工作，由上級工會安排工會干部派駐企業推行民主選舉，通過民選產生工會主席。

　　盡管中國的官方工會一直在新形勢下做著各種努力，但官方工會的作用一直在受到社會質疑。根本問題是體制問題，與工會相關的一系列體制問題尚未理順。

　　官方工會的作用無疑存在種種局限性，究其原因，工會主席的任命選舉大多依附企業從而喪失其獨立性。其二，基層工會缺錢，經費困難。其三，工會缺少獨立性，受制于政府和企業的層層干預。

　　一位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說：“無論獨立性如何增強，根本的兩點是不變的。一是不脫離黨的領導，二是工會不搞多元化。即便有直選，也不能脫離現行的上層工會領導、上下一統的工會體制下，另辟一套。” 這種工會模式和改革最終說明了它的有限性和作為程度。

　　因此，中國的獨立工會目前看還遙遙無期。官方工會在中國的作用是有限的。

來源:大軍觀察

【本文來自】：求是論壇(http://bbs.qstheory.cn/) 【詳細出處參考】：http://bbs.qstheory.cn/bbs/viewthread.php?tid=36197&from=recommend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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