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來，“人權”一詞在中國越來越盛行，人權分子在中國越來越多，對此，有人大聲叫好，說是國家和社會進步了。但其實，我們看看時下的中國社會治安越來越混亂，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下降，勞動越來越被人鄙視，卻不能不說這是“睜著眼說瞎話”——這是進步嗎？明顯的大倒退！而這個倒退成因是多方面的，“人權”風行即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點。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原本對“人權”是不屑一顧的，這絕不是像右派分子和西方國家造謠所說她不重視人民的權力，相反，她賦予了民眾最廣泛的權力——通過取締剝削和壓迫制度，賦予民眾生存權；通過提供勞動就業崗位，賦予民眾勞動權；通過分田、分地、分房，賦予民眾土地使用權；通過實行中小學義務教育、降低大學學費，賦予民眾受教育權；通過公費醫療、降低藥價、培訓農村赤腳醫生，賦予民眾醫療衛生權；通過提拔使用工人、農民擔任國家干部，選拔各行各業的勞動模范擔任人大、政協代表，賦予民眾參政、議政、從政的政治權，讓數億人民實現了生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學有所成、政有所立，概而言之，即是內容極其廣泛的“民生”。而黨和政府之所以不屑于“人權”，而是這個詞是西方列強慣以攻擊我們的專有名詞，而且是有名無實——西方標榜自己的人民擁有廣泛的自由不受侵害，但卻存在剝削和壓迫制度，造就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窮人生命無保障；醫療費、學費、房費奇高，窮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當然因文化水平問題，也議不了政、從不了政；企業和土地都是資本家和農場主私人的，勞動就業沒有保障性。因此，西方的“人權”保護民眾的勞動權、土地使用權、受教育權、醫療衛生權、政治權不受侵害，但窮苦民眾卻無法享受，“人權”成了地道的虛殼。我們黨和政府不屑此詞，就是要從根本上與西方虛假的民主、人權作根本的決裂，以推進自己與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民生”。
“民生”和“人權”的界限，原本是如此壁壘分明的，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洞悉得很清楚。但很不幸，國家改革開放后，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以來，受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年輕一輩人越來越糊涂，特別是長期受政府壓制和打擊的右派分子、犯罪分子與國際反華勢力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右派分子要建立自由剝削制度、犯罪分子要擺脫政府打擊、反華勢力要推翻中國政府，而相互勾結起來，一面引誘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作奸犯科，一面惡毒抹黑、攻擊黨和政府，利用年輕人的糊涂、良莠不分，老一輩國家領導人不屑于“人權”的辭藻，現今領導者缺乏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宣傳部門又是不明事理的政治糊涂蛋的弱點，搬出表面輝煌燦爛實則充滿謊言與虛偽的“人權”，開打“人權”牌，大攪渾水，誤導國家圍繞西方的“人權”指揮棒翩翩起舞，開始了中國社會的混亂史——社會治安混亂、人民地位急降，“人權”實在是一劑穿腸毒藥。
其一，轉移了國家對民生的關注。承上所述，我們的黨和政府原本是高度重視民生的，關注的是人民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問題、婚姻問題、上學問題、勞動就業問題等等，而這些都是普通民眾生活所必需的。當然，受百年戰爭造成的國力虛弱、經濟凋敝、西方封鎖和各種政治勢力集團篡黨奪權的影響，這些問題解決得不是很好，甚至走了彎路，但公社食堂、“大寨”精神、“紅旗渠”工程、農村赤腳醫生等諸多現象的存在，充分印證了黨和政府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的，是真正地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行“人權”后，國家把注意力轉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上來，讓民眾自由發展，國家不加限制，像西方國家那樣開始玩“虛”的，結果造成資本家急劇增多，國營企業紛紛倒閉，工人被迫下崗失業，農民被迫四處流浪打工，制造了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同時拉動學費、醫療費、房費自由而迅速地攀升，搞得窮苦民眾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民眾走上了自生自滅的道路，政府不再關心其生老病死，這難道不是“人權”的毒害所在嗎？
其二，顛倒了“大”與“小”的秩序。“民生”注重的是民眾整體利益，即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著眼于大；而“人權”關注的是個人，關心單個個體利益不受侵犯，著眼于小。二者的區別，究其實也就是如何看待“大家”和“小我”的關系。國家強調民生，把“大家”高于“小我”，注重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以“我為人人”為出發點，鼓勵人們為了“大家”而犧牲“小我”，結果培養了大批公而忘私、助人為樂、舍己為人的焦裕祿、雷鋒、王進喜、張華等先進英模人物，弘揚了社會正氣和民眾道義，并能在相對貧窮的情況下引導人們實現和諧共榮、尊老愛幼、不淫不盜、無私奉獻。國家強調人權后，把“小我”高于“大家”，強調“人性”（其實是獸性）和人身自由，使人們把觀察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出發點由集體、國家轉向個人，形成了以個人為中心的狹隘自私觀，人人強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漠視他人、集體、社會和國家，造成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嚴重錯位，結果培育了大批貪官污吏和范跑跑等極端自私自利之人，導致社會道德觀念、輿論風尚、價值取向迅速惡化、畸形發展，讓人們變得自私自利、爾虞我詐、坑蒙拐騙、淫盜風行，這難道不是“人權”的毒害所在嗎？
其三，惡化了社會治安。“人權”強調個體利益不受國家侵犯，哪怕是犯罪分子、兇殘敵人，也要對其講人權。這樣做，表面看是維護了人人平等的所謂“公平”，讓每個人都充分享受到了做人的權利，實則失去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顛倒了幾千年來人們固有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應”觀念，不僅失去了法律威嚴，弱化了法律懲治犯罪的作用及效果，而且消除了“犯罪可恥”的輿論氛圍，混淆了人們頭腦中的是非標準、榮辱觀念。讓壞人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他們的犯罪罪惡感，膨脹和助長了其繼續犯罪的變態心理。同時，它讓好人看不到壞人受到應有的懲處，失去了警示作用，產生犯罪無所謂甚至犯罪有利有理的錯誤思想，乃至也去做壞事和犯罪，為利己而不惜損人，結果造成今日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猖獗橫行、犯罪率奇高不下的混亂局面。特別是對于掃黃、賭博等問題，之所以屢禁不絕，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對從業者講人權的結果，如果對賣淫嫖娼者、賭徒們都能像深圳公安那樣游街示眾，或者再嚴厲一些到其家鄉游街示眾，那這個社會還有多少黃、賭、毒呢？讓壞人囂張，讓好人受害，恰應了“對壞人講仁義，就是對好人犯罪”的老話，這難道不是“人權”的毒害所在嗎？
其四，混淆了社會視聽。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黨和政府里出現壞人壞事，原本正常，而且一旦出現了，這些人同樣要受到法律的嚴懲。這樣的道理本來十分明朗，然而，推行“人權”以來，社會輿論一再顛倒，經常把黨和政府里的壞人侵犯群眾利益的個案，提高到“侵犯人權”的高度來看待，結果不僅混淆了輿論視聽，轉移了民眾視線，而且嚴重侵害了民眾的整體利益。譬如警察持槍行兇，這本是個案，屬于執法犯法，懲處起來要罪加一等，然而經新聞媒體特別是互聯網一忽悠，就成了警察侵犯人權的問題，把整個警察隊伍都抹黑了，弄得警察統統收繳槍支，除非批捕重大案犯，一般不得佩帶槍支。這對于受害者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尊重，但對整個民眾卻成了一種極大禍害，因為警察不佩槍，就無法應對街頭突發的重大惡性犯罪活動，特別是黑社會犯罪活動，這就有了警察面對持械行兇的歹徒經常束手無策的尷尬局面，而且時間一長，歹徒氣焰更囂張，更多的好人受害更嚴重。煙草稽查人員查處煙草走私活動，遇到孕婦煙草販子撒潑，雙方發生撕打，媒體和互聯網也將其上升到政府侵犯人權的高度來討論，結果引發煙草執法部門檢討執法方式，不再輕易上路稽查走私，造成煙草走私猖獗，并加重了因吸煙帶來的火災、疾病等社會成本。城管部門更是如此。一旦城管人員發生懲戒不服從管理的刁潑兇悍之徒，我們的輿論不是從凈化城市環境的立場考慮問題，而是立即從當事人的角度出發，將問題定性為城管侵犯人權。結果又怎么樣呢？逼迫城管不斷立法約束自己的執法行為，使其一步步由嚴格執法變成人性執法，再到松軟執法，最后變成不執法——城管不敢管了。但這于城市何益？于絕大多數的城市居民何益？城市更亂了，市民倍受其擾……照顧了某一個，禍害了大多數，用局部利益換取整體利益，把個人利益置于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之上，這難道不是“人權”的毒害所在嗎？
人權分子攪了渾水，禍害了人民、社會和國家，卻還在那里沾沾自喜，以民眾的“救星”自居，瘋狂亂咬，這是一種什么行為？猢猻穿衣戴帽而已！人是裝出來的嗎？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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