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喪邦的典范,禍國殃民的開端
在儒家的經典《論語》中,曾經記載了孔夫子就“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個問題所做的有關論述。孔夫子在論述中所說的“如知為君之難也”和“如不善而莫之違也”這兩句話是否真正能夠導致興邦或是造成喪邦,后世的歷史并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孔夫子對“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個問題所做的文字論述,卻正被今天的人們在不斷地努力實踐著。如今,“一言興邦”這句話早已成為了中國人一種美好的回憶,而“一言喪邦”這句話卻正在努力地成為中國殘酷的現實。在當今的中國,哪句話能夠興邦?哪句話足以喪邦?只要是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之上,只要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會一致認定:就是由于“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才使中華民族實現了曾經的民族復興。而也正是因為“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才造成了目前的中華民族正在淪喪。
怎樣才可以看作是一個民族的復興?什么樣的狀態又可以認作是一個民族的淪喪?站在不同立場之上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也一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由于在秦檜之流看來就已經是實現了大宋王朝的“中興”,所以“莫須有”這句話也就成了興邦之語,而“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爾”這句話自然也就成了喪邦之言。正是由于所站的立場不同,所以,對中華民族目前是欣逢盛世?還是正面臨危局?不同的人,根據事物的不同表象,因而會有不同的認識和回答。中國的精英們從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申辦成功和順利召開中,從外資對中國的趨之若鶩和中國的GDP已經占據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從外匯儲備、尤其是借給了美國的外匯世界第一等現象中,認為中華民族正欣逢五千年來稀有的盛世。而也有人從美國用十大軍事基地包圍我國的現象中,從美、日、德、法、越南、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對中華民族的尊嚴和主權的不斷挑釁、侮辱和欺凌中,從美韓、美越黃海和南海的軍演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壓力中,從目前我國的領海、領土和島嶼被鄰國占領和瓜分中,從國內二十八個主要產業已被外資控制了二十一個的嚴重現象中,從我國巨額的外匯資產被迫交由美國的掌控中,從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我國所有生產領域全面對外資開放中,從農業部全面批準推廣種植轉基因主糧中,從臺獨、藏獨、疆獨等民族分裂勢力日益猖獗的活動中,從美軍悍然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和美國警察公然闖入我國駐美休斯頓總領事館并肆意毆打我國駐休斯頓副總領等現象中盛世,絕不是精英們意淫出來的那樣或是與自己的縱向對比中得出的。而必須要在世界范圍內的橫向對比中,從與外國的國家力量和,從美國越來越升級的對臺銷售武器和會見達賴及熱比婭等藏獨、疆獨勢力的領袖以表示對臺獨、藏獨、疆獨的支持中,看到的卻是中華民族目前正在淪喪,正在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盛世或是危局,尤其是如何衡量意志之間的對抗中來衡量。前些年在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剛剛申辦成功之際,精英們把盛世喊得震天響,而到今年美國一宣布“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將參加美韓黃海軍演,精英們立刻就噤若寒蟬,一聲不發了,“盛世”的淫叫聲從此就再也聽不到了。美國只用一個“華盛頓”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將參加在我國黃海舉行的軍事演習的預期宣告,一下子就將我國那些精英們淫叫了好幾年的“盛世”打回了其“黔之驢”般的原形。
欣逢盛世還是面對危局,衡量外部的壓力是大還是小,這些問題對于任何一個民族都是相對的。就外部的壓力來說,中華民族今天所承受的外部壓力,要遠遠地小于上個世紀的毛澤東時代。而中華民族在外部壓力已經明顯減輕的情況下卻出現了新的生存危機,其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今天承受外部壓力的能力要遠遠地小于上個世紀的毛澤東時代。“打鐵須得自身硬”,萬里長城之所以能夠抵御游牧民族的騎兵對中原農耕地區的侵擾,就是因為萬里長城是用石頭而不是用豆腐砌成的。一個民族承受外部壓力的能力,最終就是進行軍事對抗的能力。而一個民族的軍事對抗能力,除了體現在強大的物質力量上之外,而且更體現在萬眾一心的民族團結和戰勝一切強敵的信心和勇氣等內在的精神因素上。與內在的精神因素相比,外在的物質力量則是次要的。因此,今天中華民族最主要的危險并不是來自外部的美國包圍我國的十大軍事基地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軍事政治同盟,也不在于中華民族內部的主要產業被外資所控制,更不是臺獨、藏獨、疆獨勢力猖獗的分裂活動,而是在于中華民族目前不僅在能夠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以裝備制造工業為標志的重工業發展的落后,更是在于中華民族目前所呈現出來的一盤散沙的狀態和整個民族中的絕大多數人雖然面對隨時可能降臨巨大的危險,而卻仍在酣然入睡,渾然不覺。而這場新的民族淪喪和生存危機的產生及出現,就是由于“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才造成的。
“少數人先富起來”,也就是允許人們去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此舉不僅必然會導致整個民族對金錢的瘋狂追逐,而且還必將導致整個民族心態的失衡,使中華民族喪失統一的政治信仰和對共同未來的追求。由于允許整個民族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然會造成人與人之間嚴重的利益糾葛。為了贏得和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為了在競爭中獲勝,也就必然會有人為此而采用爾虞我詐,甚至是違法犯罪的手段,此舉長期以往,必然也就會摧垮社會的道德體系和法律體系。特別是由于每個人都去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也就不會有人再去關心追求和維護民族的整體利益,而且不僅沒有人再去關心追求和維護民族的整體利益,甚至必然還會出現有人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去損害民族的整體利益。就是由于整個民族中的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才不僅造成了今天中國新的階級分化,造成了新的階級利益的對立,而且更使今天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變成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零散而殘忍的經濟動物,使整個民族重新變成了互相啃噬的一盤散沙。尤為可恨可惡的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不僅造成了中華民族內部的分化,而且更造成了無產階級內部的分化。過去人們常用爾虞我詐來描述資產階級內部的資本家之間的彼此關系,而如今的“少數人先富起來”不僅使中國的無產階級重新陷入了貧困,而且更導致了中國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靈魂的墮落,使中國無產階級內部之間也由于殘酷的生存競爭而產生了嚴重的對立與分裂。以往的那種同志之間的階級團結、階級友愛、階級幫助不僅早已都成為了美好而遙遠的回憶,而且尤為嚴重的是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還幾乎喪失了共同的階級利益這個意識。如今,在職的工人為了爭奪上崗的機會,也開始了爾虞我詐;失業的工人為了爭奪一個就業的機會,往往更是會打得頭破血流,而且還完全是赤裸裸的武力競爭,甚至連資本家之間爾虞我詐那樣虛假的溫文爾雅都一點也沒有。
經過了三十年的“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毒害,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文化紐帶、民族紐帶、法律紐帶、社會道德紐帶,還是共同的階級利益紐帶,甚至是家庭和血緣的這根最強力的紐帶,都難以維系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這種狀況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得到扭轉,中華民族遲早會要走上民族解體,共和國解體,甚至是社會解體的那一天。在三十年前,當少數人剛剛富起來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就看到并指出,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必然會由于追逐金錢而導致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和共同信仰發生混亂和產生危機,而中華民族一旦發生思想混亂和產生信仰危機,其后果必定是十分可怕的。其實,比思想混亂和信仰危機更可怕的是沒思想和不思想,是沒信仰和不信仰。正是由于沒思想和不思想,沒信仰和不信仰,才導致了目前整個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人的沉睡不醒。如今除了金錢和“金錢萬能論”還能成為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信所仰之外,其他還有什么能夠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共同的思想追求和政治信仰?那些已經得到了金錢的人還能“思想”如何能夠繼續得到更多的金錢和繼續堅信“金錢萬能論”,而那些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得到金錢的人由于絕望,從此也就不再“思想”,不再信仰。無所思無所想和無所信無所仰的人,也就無所謂恐懼。正是由于無恐無懼,所以今天中華民族中的大多數人才能在這個整個民族面對日益嚴重的外來威脅的情況下而酣然入睡。
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在日益強化民族整體競爭能力的今天,“少數人先富起來”卻由于導致了中華民族重新產生了殘酷的內部生存競爭而使整個民族又呈現出了一盤散沙的狀態,從而削弱、甚至是喪失了民族整體的競爭能力。因此,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產生新的民族生存的危機。
近三十年來,精英們一提到“少數人先富起來”,往往就會把它與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聯系起來。其實,這種說法純粹就是一種極為無恥的欺騙。富裕代表不了一個民族的強大,富裕也代表不了生產力的全部內容,少數人先富起來那就更不能標志著一個民族因此就掌握了先進的生產力。在最終的和平還沒有真正降臨人類社會的那一天,當戰爭的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還高懸在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頭上的時候,生產力不僅僅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而且更是人類之間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而在工業化的時代,只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才能夠提高和增強人類之間的征服與反征服的能力。當某些民族、特別是當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成了是天條的歐美和日本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進入到工業化時代之后,重工業對中華民族將意味著什么?關于這一點,斯大林在告誡反對他全力進行重工業建設和軍事工業建設的人時所說的“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這番話,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因此,在科學技術日益發達,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個民族之間的聯系變得越來越緊密的現代社會,發展生產力,首先就要發展能夠保障中華民族安全的能力,其次才是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保障中華民族的安全,那就必須首先進行重工業的建設和軍事工業的建設。當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正是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感召下,從曾經長期的挨打中吸取了教訓,同時也汲取了力量,于是才寧可犧牲個人的利益,寧可放棄改善個人的生活,寧可勒緊褲帶,也要全力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也要全力進行能夠保障中華民族安全、能夠維護中華民族尊嚴的重工業建設和軍事工業建設。正是通過他們這樣的努力,新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才僅僅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就建成了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和軍事工業體系。在用毛澤東思想和先進的武器裝備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道鋼鐵長城的保障下,中華民族才不進驅除了幾千年來對隨時可能挨打的恐懼,而且還爭回了民族的尊嚴,迎來了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新中國在極短的時間里就使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了質的改變和飛躍。但是同時也使中華民族為之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暫時放緩了人民生活的改善進程。而就是這點的代價,在那些畢生只追求“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精英的眼中,竟然卻變成了是毛澤東及整整那一代中國人的罪惡,是由于毛澤東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不許少數人先富起來才造成的。
“少數人先富起來”是不需要包括精英們在內的整個民族都要主動地為之付出艱苦奮斗的這個代價的,而且“少數人先富起來”是除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歷朝歷代、甚至是在中華民族差點就亡國滅種的時候也都能夠實現的。但是,這樣的“少數人先富起來”卻不僅需要整個民族都要被動地為之付出忍饑挨餓的代價,而且更要付出包括精英們自身在內的整個民族都要為之付出尊嚴的這個代價。但是,已經習慣了做洋人走狗的精英早就喪失了做人的尊嚴的這個概念,于是在選擇做人的尊嚴和洋人丟棄給他的一跟骨頭之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那根骨頭。因此,能夠保障中華民族安全,能夠維護中華民族尊嚴的“兩彈一星”才在袁騰飛之流的精英們看來不僅還不如茶葉蛋有用,而且更是我國生產力發展,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阻礙。
今天,除了由于沒思想沒信仰導致中華民族中的大多數人面對嚴重的外來威脅卻昏睡不醒而給中華民族的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對中華民族的安全也構成了極大危害的因素,那就是“裸官”的這種現象。“裸官”的現象在今天大量出現,雖然已距“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提出有了一定的時間距離,但是,“裸官”的出現確實同樣也是“少數人先富起來”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今天中國的這些“裸官”,實質上就是潛藏在中華民族內部的“第五縱隊”,是潛在的漢奸或者說是這些人就是目前還未公開自己真實身份的漢奸。
“少數人先富起來”就如同在中國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從此中國簡直就成了私欲大放縱的展示臺,成了邪惡大比拼的演武場。尤其是那些逼良為娼的“雞頭”們在逼良為娼的過程中所展示出來的邪惡,是一般的正常人都難以想像的。兩千多年私有制下的小農經濟,養成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為了能夠實現先富起來而格外擅長“窩里斗”的惡習。掠奪他人、掠奪比自己能力弱的人、尤其是掠奪而且也只能是掠奪自己周圍的人,因而就成了先富起來的簡要捷徑。“鄰居盼倒”、“不殺窮人不富”等一些中國傳統的俗話俗語,就將中國人在歷史上早已形成了的這種惡習揭示得淋漓盡致。而極力嫉妒他人在能力、財力、權力等方面超過自己的“紅眼病”,更是中國的達官貴人和“士大夫”們歷來的通病。所以,早在兩千多年之前,孔夫子就總結出來了“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這一規律。就是在這樣的傳統習慣的促使下,在“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共和國和黨的各級官吏及干部也開始了他們的靠權力尋租以實現先富起來的過程,從此拉開當今中國經濟、政治、法制以及社會道德和淪喪的歷史大幕。但是,在“為人民服務”還仍然堂而皇之地寫在《黨章》和《憲法》里的時候,這些靠權力尋租而實現了先富起來的官吏和干部產生了負罪感,同時由于這些人在致富的過程中嚴重背離了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觀念和嚴重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因此這些人又產生了強烈的歷史恐懼感。為了守住自己違法違紀違背社會道德和損害民族利益才獲取的巨額資產,于是這些人紛紛開始將妻子兒女及資產轉移到了國外,而自己在國內繼續尋求權力尋租,也就是“裸體做官”。如果說第一代貪官將妻子兒女財產轉移到國外,自己在國內“裸體做官”是出于可能會遭到事后清算的恐懼心里,那么后來的這些“裸官”以及出現的一輪接一輪的技術移民、投資移民、留學移民的狂潮,則是因為人們從以第一代“裸官”為代表的那些先富起來的少數人身上,看到了這個民族正在淪喪,從而對自己的這個民族感到了絕望。
八十多年前,差點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帶領下,拉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六十多年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華民族爭取到了了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四十多年前,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中國重工業體系和軍事工業體系的全面建成,標志著中華民族已經實現了民族的偉大復興。
“禮失求諸于野”,在中國的歷史上,每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唯一能夠拯救中華民族的,唯有來自民間的力量。今天,能夠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途徑,就是要將中華民族牢固地凝聚在一起。而唯一能將中華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只有毛澤東思想。如今,真正地毛澤東思想同樣也蘊藏在民間。當毛澤東思想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之后,十四億同胞必將會從昏睡之中振奮起來。當十四億同胞從昏睡中振奮起來的那一刻,也注定是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之時!
“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原本不過是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所發的一場空論,但不幸卻也有幸地被兩千多年之后的中國人用實際行動所證實了。“為人民服務”,僅僅的五個字,就使差點亡國滅種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的復興;“少數人先富起來”,短短的一句話,也正在使中華民族陷入淪喪。新中國用六十年間從復興到淪喪的殘酷現實,不僅證實了“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個可能的存在,而且也用最為直觀的現實為“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個理論做了最有力的注釋,從而為中華傳統文化和智慧增添了一塊耀眼的瑰寶。
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中華民族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后人都必須要認真地總結,吸取經驗教訓,以免再蹈歷史的覆轍。否則必然就會像杜牧在《阿房宮賦》里所說的那樣:“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而復為后人哀之。”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