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挾尸要價》被錯誤質疑,看部分媒體的愚民心態
一
《挾尸要價》得了金鏡頭獎,引發了一陣討論熱潮。
有人會認為《挾尸要價》的新聞報道體現了“輿論喚醒公眾道德良知,以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金鏡頭獎是對這種力量的肯定和鼓勵,“以此向那些敢于用鏡頭揭露真相、批判現實的人致敬”。也有人則覺得鑒證他人的苦難卻使攝影者獲得名利,并非勸善之法,也有乖攝影者初衷。這件事見仁見智,本該引發一些爭議。
但媒體對得獎一事的報道卻遠超道德爭議的范圍,上升到了質疑和打假的程度。起因是“長江大學宣傳部長李玉泉”在博客上發文——《一張假新聞照片,<挾尸要價>奪得中國新聞攝影最高榮譽》,認為照片曲解了事實,誤導了讀者,人為制造了新聞事件。
“李玉泉”的觀點大致有三
1、“牽尸靠岸”被誤讀成了“挾尸要價”
2、岸上與學生談撈尸價的是老板,而《挾尸要價》照片中的撈尸人本該是“見義勇為”的英雄
3、不實的輿論報道,使撈尸老人受到了圍攻與批判,造成了身心和名譽的傷害
“李玉泉”的博文發出后,立刻被媒體廣泛轉載,引起群眾熱議。使得《挾尸要價》的拍攝者張軼決定公開六十余張現場照片,駁回造假、誤導的指控。
隨著六十余張真實照片公布,爭議也平息下來。從一系列有時間跨度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來,根本不存在“牽尸靠岸”,撈尸人與岸上老板是利益共同體,當三萬六的撈尸價未付清時,撈尸人就把尸體拴在船舷上,長達半個多小時拒不靠岸,“說好的三萬六,錢到位了再往上拉,我只聽老板的”,以相要挾。社會輿論重新肯定照片的真實性,把對照片的質疑,轉向了對質疑者的質疑。
回頭再看“李玉泉”的博文,就明白真正在“誤導輿論”的,卻正是那個揭發別人誤導輿論的人。事發之時,李玉泉根本就不在現場,他到底憑什么來質疑人家當事人呢?
追根溯源,可看到“李玉泉”的論據,幾乎全部來自于2009年11月,《南方周末》上的一篇報道《大學生救人溺亡隱情調查:“挾尸要價”另有其人“見死不救”漁民被冤》,作者署名“楊繼斌”。
這篇報道熟練了隱去了作者的主觀表述,把觀點(如標題所述,“挾尸要價”另有其人、“見死不救”漁民被冤)寄寓在“客觀”的陳述之中,引導讀者做出判斷。“李玉泉”博文中的話可作為這篇報道的注解:
《華商報》和《新京報》對照片的誤讀誤導了全國大眾,各種媒體口誅筆伐,人們在網上發貼咒罵“漁民”的沒有人性,甚至咒罵“荊州人”的“冷血”。盡管調查報告已經公布,有關方面已經澄清,但“非事實”的造假新聞在社會中一直傳播并引起人們對這個社會或人性的“失望”。
二
接下來說說本人的純主觀看法,都是些沒有證據的誅心之論。
我認為這類報道在南方報系那邊是一以貫之的,有一種情感和思維方式上的內在邏輯,促使他們周而復始地做這類名為“尋求真相”、實則解構是非的報道。
以這篇《挾尸要價另有其人,見死不救漁民被冤》為例;作者在講述撈尸漁民“被冤”經過時,并未采訪任何一個對漁民持批判態度的當事人,即不知他們的所見與感受,也不問他們是否有支持觀點的論據。批判撈尸人的當事人被報道忽略掉,或者有意排除掉了。
思維成熟的人都會懂得,從愛情到戰爭,人類社會中一切處于矛盾中的雙方對同一件事情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記憶、理論和價值判斷,在一切領域里構成一幕幕羅生門。
當爭議出現的時候,不把雙方的所見所聞、理論證據擺在一起進行對比,只是不斷地為一方辯護,這絕非“尋找真相”,只是如我現在所做的一樣,在論述他們自己的觀點。
而南周的觀點是什么呢?無非又是“加害者其實是受害者”,“情緒化的是非判斷總是錯的”,而且“群眾總是易于被煽動和誤導的”。
三
這種思維的人在社會上有那么一大幫,他們今天會為挾尸要價的撈尸漁民辯護,明天就會為被抓的黑社會老大辯護,后天就會為萬眾唾罵的房地產商辯護試問非親非故,何必要為了幫別的敗類辯護而疲于奔命?
這恐怕不是為了私利或虛名,而是真誠地、自覺地履行某種“社會責任感”、為維護某種秩序和公正而奉獻。恰如那段歷史名言警示的:
他們去痛罵挾尸要價的漁民,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挾尸要價的漁民;
他們去痛罵黑社會老大,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黑社會老大;
他們去痛罵房地產商,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房地產商;
等到他們來痛罵我的時候,這時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這便是生存在逐利社會里,一切加害他人而得利者理應分享的階級覺悟——所謂的“學會寬容”。在這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金錢社會里,當你今天用“公平正義”審判作為加害者的別人,明天就可能作為加害者,受到他人以“公平正義”為名的審判。
而且越是精英,越是源自生物本能地明白這一點。因為社會早就變成了金字塔,風險層層往下轉嫁,利益卻被向上輸送;對身處或政治的、或經濟的高位之人而言,“受權力者壓迫”的風險遠遠小于他們面對“多數人的暴政”的風險。
四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信念,他們一直都在持之以恒、不遺余力地為惡棍、罪犯、洋奴、漢奸、賣國賊辯護。這類言論過分惡劣,卻又充斥著財大氣粗的“主流媒體”,以至于隨便晃晃腦子,就像腳踩濕拖把一般擠出一大灘臟水來
他們說鴉片戰爭只是為了讓中國通商,開放與世界的交流,卻回避中國當時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唯一能扳平貿易逆差的進口商品僅是禍國殃民的毒品鴉片
他們說汪精衛是曲線救國,投靠日本是權宜之計,卻不提汪偽政權幫日本人宣揚親善、打擊民間反日言論、屠殺其他抗日英雄、鎮壓反日組織
他們用《色戒》為漢奸翻案,只演他作為男人“優秀”的各面,卻一個鏡頭也不演他在日本鬼子面前奴顏婢膝,或在抗日烈士面前窮兇極惡的
他們鼓吹國民黨抗日有功,卻不提國民黨沒有能力、也拒絕發動和組織群眾,反而盤剝重斂、放任兼并、重用劣紳、抓丁充軍;自己沒能力發展敵后根據地,反而對之實施武裝和經濟封鎖
使用的方法也是千篇一律的,1、總是渲染加害者行為被動的一面,2、卻刻意回避加害者對受害者的殘忍和冷酷,3、把加害者遭受反抗的過程描繪成受害者一般,4、試圖讓反抗者把自己的行為誤解成自己所反抗的對象
他們“鏡頭”永遠溫柔地、“寬容”地關注著各種加害者,卻冷漠地、如同背景一般地掃過受害者,鏡頭跳過一切加害過程的殘暴和冷酷,卻心懷恐懼地聚焦在反抗者因義憤而扭曲的表情、肢體上。
所以千萬別以為這類媒體人眼里關注的,是什么挾尸要價的漁民或是落網的黑社會老大,又或者“司法公正”“程序正義”這些虛無的東西;他們關注的對象僅僅是群眾,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盯著你我看著,對我們的情緒變化和價值觀取向保持著高度敏感
所有的社會焦點事件,對他們而言都是“機會”而已。他們不放過每一個機會,來灌輸、鞏固一種消極的意識形態,用來反對群眾的主觀感受、情緒化認識以及一切主動性強的言行。
五
不可否認,主觀感受容易導致片面性,情緒化認識容易造成誤解,動輒付諸行動常得不到理想結果。
主觀感受容易導致片面性,但主觀感受卻是認清現實和真相最直接、最真實、最廉價的渠道。相比之下,所謂的“客觀”卻因為其昂貴的政治、經濟、學術、時間成本,使之被精英階層壟斷,在利益沖突時被認為操縱。
物價有沒有上漲?房價是否太高?工資是否普遍增長?當我們意識到當權者壟斷、操縱的“客觀”與普通百姓感受差距如此之大時,才會意識到論證的成本多么巨大。光中國商品房空置率到底大不大這個問題,權貴們把國人逼到了給黑燈小區照相上網的地步,可他們不還是死不承認嘛。
而且主觀感受也最容易幫助人意識到立場對立的事實。當撈尸人余款不結就拒不靠岸、一臉兇悍、完全藐視岸上學生的悲痛和哀求的時候,不需要調查、研究、論證、質疑和爭論,僅憑著胸中的義憤就能做出判斷,對方是只認利益關系、拒絕情感認同的另一個階級,且以我們的血肉為食。
六
情緒化的確容易造成誤解。但與觀察者的理性化相對應,情緒化卻是實踐者固有的認識方式。情緒本身就是聯系外部世界與人類內在世界的生物學橋梁,讓我們與世界積極的互動。
只有與實踐分裂的旁觀者,才能夠徹底排斥情緒,一味追求理性的認識。然而排斥情緒本身,也是一種情緒。一個心平氣和、舒服安泰的人,自己必然處在一個讓人心平氣和、讓人舒服安泰的環境之中。所以古人說
“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余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
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也。
系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
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
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
被紈躡韋、搏粱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米舌)之苦也。
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勞也。
匡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挽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
衣輕暖、被美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
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者之死也。
東向伏幾、振筆如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者之痛也。
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
對實踐者而言,事物的表象只是經歷中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則是由感受和情緒來承載的;而對觀察者而言,事物的表象就是他們所見的全部。由此觀之,排斥情緒、單以理性為智慧,恰恰是無知和愚昧的發端。
七
一種排斥情緒,排斥人主觀經歷的敘事方式,就可任由人篩選信息,避重就輕,填塞無數謊言。于是秦檜、李鴻章不再是賣國賊了,汪精衛之流不再是漢奸了,殖民地的“社會賢達”不是洋奴買辦了,蔣家王朝不再是獨裁統治了……與此同時,劉文彩、周扒皮卻成了勤勞致富,黃世仁被看做青年才俊,地主又養活了農民,而資本家開始帶著工人致富了;另一方面,董存瑞、邱少光、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卻成了虛構故事。
這些意識形態的扭轉怎么發生的?就是在“主流媒體”日復一日的宣傳下潛移默化進入人心的,要求用一種去主觀、去情緒化的模式認識歷史。主流媒體恐嚇我們,說到處都是處心積慮的騙子,他們用細節上的錯誤來論證歷史可被虛構,只是為了讓讀者和觀眾因文化恐怖主義而放棄判斷,接受“認真你就輸了”的消極心態。
當年的勞動者、反抗壓迫者們用情緒、主觀感受承載的歷史記憶,在這種認知模式下被反復解構了。當董存瑞的英勇舉動變成廣為流傳的笑話時,他胸中洋溢的激情和正義感,所對應的殘酷歷史經歷,自然也被后人遺忘。
而那些基于事實和現象的理性記憶,卻需要大量脫產的、沒有回報的對比閱讀和思考分析來逐步積累,這恰恰需要一般人不具備的閑暇。于是信息和輿論的壟斷者便能翻云覆雨。
現在要一個血汗工廠里靠加班費過日子的普通工人說資本家善待工人,這是不可能的。但偏有人相信幾十年前地主善待佃農。現在要一個中產階級以下、重債購房的家庭認定房地產商都是勤勞致富的,這是不可能的。但偏有人以為幾千年來的土地兼并是勤勞者致富、懶惰者失業。
為什么對古今認識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其實僅僅因為對現代的認識有親歷感受做基礎,對歷史的認識卻不能將心比心,只認表象。
八
部分媒體對《挾尸要價》的質疑背后,表露了他們對大眾輿論和群眾政治的一貫厭惡與恐懼。精英階層會按他們的面貌改造這個世界,于是操控的媒體永遠都不會停下宣傳。
他們過度贊美理性、客觀,反對主觀。用心理學的、社會學、醫學的各種理論重構人們的認識,防止人們憑借自己的感受來理解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唱歌、繪畫、作文、人際交往、體育運動等本該由人親身參與的活動,都被改造成了與個體實踐相分離的新式娛樂文化,在信息轟炸中使人類退化成世界之外的觀察者。
他們用多元價值、多元文化藝術來阻止人構建屬于自己的意識形態;一切價值觀和記憶都會在被刻意縱容的言論自由中遭到不止一種的歪曲和解構。任何主見都暴露在打擊之下,這種文化恐怖主義推動了民眾“認真你就輸了”的虛無主義思潮
他們反對情緒化和暴力(無論是壓迫還是反抗),丑化一切自發的、積極主動的良知行為,而通過神圣化的(信仰)、教條化的(司法)的方式再詮釋社會中的一切秩序。
所謂的普世價值涵蓋的人權、自由、民主,無論是神受的還是法定的,總之一定不能是人民自己組織起來、通過斗爭爭取到的。人民只能支付香油錢或購買贖罪券來祈禱上帝憐憫,或者支付昂貴的司法費用來祈禱訟棍的憐憫,以爭取稀缺的權力資源為自己的基本尊嚴服務一把。
群眾只能是精英們主導的政治和文化的領受者、服從者或助力,不該擁有自己的認識,不該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更不該獲得付諸實踐的主體地位(而應該把一切問題托管給壟斷著政治經濟資源的精英階層)。在這個問題上,無論獨裁者的訓政、精英黨的馴服工具、知識界的“科普”“專家教授”、廠商的明星廣告……都是一回事,而且從來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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