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

楊斌

　　世紀之交，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新中國經歷了五十年的滄桑巨變，二十年來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成就。改革開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慮成功究竟來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訓值得今后引以為鑒。倘若我們不能正確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就無法確保今后改革會繼續獲得成功，也無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許多缺點和困難。

　　改革開放獲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現在人們心中存在著許多困惑，為何改革似乎變得越來越令人痛苦，為何以前人們見面就問發多少獎金，現在見面卻往往問幾個月沒發薪了？為何八十年代不斷增加社會就業，而九十年代卻要忍受下崗的痛苦？

　　眾所周知，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同俄羅斯改革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許多人將成就簡單地歸于"市場與開放"，將改革方向歸于向"規范化市場經濟"過渡，但是，為何俄羅斯一開始就進行了"規范化改革"，市場轉軌和對外開放方面邁的步伐更大，卻反而遭到慘重失敗長期陷入困境呢？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規范改革，經濟反而開始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困難，如企業普遍虧損和銀行壞賬增加，社會失業增長和貧富差距擴大，同俄羅斯金融危機前的病癥十分相似。這說明，我國改革已走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應該認真反思一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并非貶低改革開放的成就，而恰恰是為了確保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會重蹈俄羅斯改革的失敗覆轍。

　　改革初期，中國面臨的困難遠遠超過前蘇聯。八十年代前蘇聯的經濟發展達到很高的水平，國民收入相當于美國的６７％，工業生產相當于美國的８０％，鋼鐵、水泥、化肥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彩電、冰箱等消費品工業也頗具規模，軍事工業和高科技能夠同美國抗衡，沒有社會失業反而存在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制度也相當完善，而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革命"的劫難，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農、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消費品和物資存在著嚴重的匱乏，數千萬知識青年返城后待業沒有工作。盡管中國改革初期存在著更多的不利條件，但是，由于中蘇選擇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結果如此懸殊仿佛天壤之別，中國擺脫了困難走向了繁榮昌盛，而前蘇聯卻走向經濟崩潰和分裂解體。

　　改革初期，由于我國采取了符合國情的經濟改革道路，僅僅數年就扭轉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不僅消除了嚴重的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壓力，而且一舉解決了歷史遺留的數千萬知青待業的難題，出現了農、輕、重工業協調發展，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均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國各類輕工消費品呈現迅速增長，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的生產量，幾乎從零起步一躍成為世界生產大國，冶金、機械、建材等行業也高速增長，鋼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業品，其生產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糧食、肉禽蛋、水產品的生產量，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長。相比之下，俄羅斯改革數年之后，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下降了一半，社會失業和貧困人口大幅度增長，不僅鋼鐵、機械等重化工業陷入衰退，電冰箱、洗衣機等消費品工業也急劇下滑，糧食生產下降了５０％，畜牧業生產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業普遍陷入嚴重虧損，社會保障制度因稅源枯竭陷入崩潰，９８年還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八十年代，中國選擇了堅持社會主義的漸進改革道路，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有條不紊地逐步擴大市場調節范圍的同時，仍保持了重大經濟比例關系的計劃調節，國民經濟實現了均衡的、協調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企業改革堅持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以廣泛調動各方積極性的責任制度創新為主，產權方面的改革則通過試點穩妥、漸進地進行。由于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利益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８９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８７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２％，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各個行業的各類企業均獲得了高速的發展。

　　有些人認為，經濟增長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其實不然。八十年代，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均實現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１３４％，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１０２％，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１７２％，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１３３％，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９５％，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６９％。當時國有企業的比重遠處于領先地位，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主權，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正確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實，８０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１０％。１９９１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５６％，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１５８％，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２２０％。［３５］

　　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由此導致了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９２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１９９１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４．８％，１９９５年迅猛增長到了１５％，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９１年的不足５％增長為９５年的１３．２％，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１９９１年的５６％，下降為１９９５年的３２％，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９１年的３３％增長為９５年的３５％。

　　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９２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當然，由于鄉鎮企業的統計數據存在浮夸，國有企業的實際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趨勢卻是非常明顯的。

　　９０年代，隨著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９０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８０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８０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２０％，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８２年下降到了１２％，８５年下降為９％，８８年為１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８２年虧損率僅為７％，８５年為４％，８８年為８％。１９８８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８９１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８１億元。［３６］

　　９０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１９９５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６６５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１６７億元，下降幅度達到２０％，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６３９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１５７億元，上升幅度達到３２％。１９９６，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４１２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２５３億元，下降幅度達到３８％，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７９０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１５１億元，上升幅度達到２３％，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３７８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１３７億元。

　　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８０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１９９６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１９８８年下降了６４％，虧損總額卻比８８年上升了９．７倍，虧損面比８８年上升了３５８％，虧損率比８８年上升了１２．８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３７］

　　１９９８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８年１至４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１１２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虧損總額為３３９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４０％。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１．６％。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

　　為何８０年代我國國有企業的效益一直良好，而９０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８０年代，我國的工業結構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８０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８０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

　　８０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８０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經濟結構雖然有'二元'趨勢，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

　　但是，９２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８０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８０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

　　從９２年至９５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３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５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８０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

　　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９５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１５０％，超過私營工業企業３３０％，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１６０％。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６０％至７０％，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因此，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必然牽動全局。

　　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度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

　　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產權重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實行企業破產和收購兼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等等，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９６年國有企業的利潤比上一年下降了３８％，比８８年也下降了６８％，虧損額不僅比上一年增加了３８％，而且比８８年也上升了９．７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９８年１至４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比較上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虧損額比較上年同期增長了４０％，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

　　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９５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６０％效益出現滑坡，其中２１％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５０％以上，９８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國內生產過剩和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６０％至８０％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８０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９７年城鎮居民中有４０％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９３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９３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負、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９３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沒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

　　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負削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

　　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賬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敞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為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恢復符合本國國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經驗，消除西方規范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的影響，而不應將改革方向簡單地歸為"深化市場改革"。

本文選自：楊斌新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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