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搬掉經濟攔路石”的“攔路石”是什么?
田忠國
因為我們誤把張宏良先生《中國經濟的危機》一文(網上署名為中央黨校博士,也有人指出是周天勇原著),誤以為是周天勇先生所著,以為周先生良心發現,終于面對中國現實了,所以,我們在轉載該文章時加了轉載者的話:
“中央黨校還有這樣敢于面對客觀現實的博士,首先向作者祝賀,用中國共產黨的黨心、良心,寫出了中國的客觀現實。當然,從中央黨校的主流教授們的觀點上看,如果去掉中央黨校和他們的名字,人民大眾一定認為,那些觀點只有蔣介石總裁的教授們才會有的。所以,建議中央把那些蔣總裁的教授請到臺灣去。”
同時,當我們得知是周天勇所寫時,馬上進行了更正:
“剛看到一則信息,說本文是中央黨校周天勇先生所寫,特此更正。并向周天勇先生的黨心、良心致敬!!!!”
但到了今天,我們發現周天勇的聲明:
“ 聲明:中國的危機系中央民族大學張宏良所寫,由新華社云南分社焦昆和張鳳明冒我名編發內參,又傳至網上。對這種盜名發文行為表示遣責。周天勇”
至此真相大白。原來,被網友和我們歡呼為中國的“黨心、良心”,并非是周天勇,而是張宏良。但按照周天勇聲明時留下的網址,我們順手牽羊,找到了周天勇政改的“搬掉經濟攔路石”的石頭論。但什么是周天勇的“石頭論”呢?
周天勇說:“對創業、投資、經營等經濟活動的政府行政干預、管制過度,抑制了社會發展經濟的創業、創新和創造動力;”呵呵,明白了吧?原來,周天勇推崇的是大資本、小政府社會,即,資本當家的社會。說白了,就是自由經濟的社會。自由經濟的規則機制,是反社會主義的,至此我們才明白,周天勇的石頭,就是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當然,現在的中國,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制度已經不多了。雖然不多,但在周天勇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一點都不能使其存在,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存在,那怕一點點,都可能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導致三十年的改革成果,即,自由經濟制度的喪失。
但是很顯然,周天勇的觀點是錯誤的,或者叫違憲的,因為,黨和國家的性質,黨章憲法不允許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違背黨章憲法的理論,或者叫理論創新橫行無忌,這就說明中國到了非常危險的時候。白陽先生在“宇太是捍衛毛澤東旗幟的一面旗幟”一文中說:“捍衛還是毀滅毛澤東旗幟,是當今中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斗爭的核心問題。捍衛毛澤東旗幟,就是捍衛立黨立國之本,就是捍衛人民大眾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就是捍衛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毀滅毛澤東旗幟,就是毀滅立黨立國之本,就是毀滅人民大眾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就是毀滅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而這也是我提出“系統程序化、程序標準化、標準制度化”、“規矩為行”,以立國思想為靈魂,動態糾錯,并對動態糾錯構建動態糾錯的根本原因。不然就無法避免錯誤。沒有動態糾錯,就可能一直錯下去,有了動態糾錯,但也可能導致另一個錯誤,因為,糾正錯誤過猛,新錯誤就產生了,所以,還必須加第二道防火墻,對動態糾錯的糾錯。思想本身有其內在的價值邏輯。這個價值邏輯,就是設程序、定規則、立制度必須遵循的內在機制。所以,選擇什么思想設程序、定規則、立制度,就可以預知社會是什么樣的未來。
山,給人偉岸與靈性;水,給人善良與溫柔;天,給人博大與暢朗。
所以啊,周天勇該走出去看看了,先看看地,還有沒有,再看看山,還有沒有,繼續看看水,水,怎么樣了,而后,再看看天,中國的天,還是中國的嗎?當然,周天勇會說,地也有,天也在,山尚存,水還流,但是,社會主義為地,黨章憲法為天,黨心、良心和毛澤東樹立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山,民心為水,現在還有嗎?
如果沒有,怎么辦?
中國總不能以美國的指令為憲法,以美國的旗幟為旗幟吧?
當然,有人替周天勇說出來了:中國應該師從美國。
在中國天空上暢響的周天勇們的“理想”,或許正是中華民族的送葬曲。
2010-8-19
周天勇:政改如何搬掉經濟攔路石?
政改如何搬掉經濟攔路石?
[2008年12月12日 17:09]
周天勇:大幅減少行政審批,并使絕大部分政府部門由財政供養,取消收費罰款
【背景】調查顯示,北京21起小官員腐敗案,總涉案金額超過3.4億。
《北京晚報》12月11日報道,北京市一中院調研所調查的21件“小官員大腐敗案”的26名被告人中,處級干部11人,占42.3%,處級以下15人,占57.7%。被告的級別雖然都不高,但犯案數額高得驚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萬,最多的高達9400多萬元。
最近,有網友發帖,揭出各地方政府副職扎堆,還有官員出國考察花費驚人等事件,引起各界關注和熱議,政府內部的管理機制不斷遭到民眾質疑。而群體事件也在各地不時上演。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改革開放30年之際,在總結經濟體制改革得失的同時,更應該進一步思考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認為,從目前發展面臨的問題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很大程度上來自有關的政治體制。他建議,要大幅減少行政審批,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并使絕大部分政府部門由財政供養,取消收費罰款。
他說,對創業、投資、經營等經濟活動的政府行政干預、管制過度,抑制了社會發展經濟的創業、創新和創造動力;政府部門機構林立,科室太多,而且政府層次也過多,創業、投資、經營辦事環節多,行政效率低;行政、執法、監督甚至司法與收費和利益相結合,以收費代替管理,以罰款代替處罰。收了錢后對類似三鹿“ 問題奶粉”這樣的產品放行,導致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腐敗,以及行政、執法和司法人員從中尋租,而對社會管理卻不能做到公正、公開和有效。
“這些問題造成的后果是創業難、投資難、企業經營困難,就業環境惡化,勞動剩余量大,真實失業率高,勞動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國內消費相對不足。”周天勇說。
因此,他認為,對阻礙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改革,應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大幅度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注冊、登記、許可等,將目前行政管制過度的審批型的政府,轉變成一個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型的政府。
——推進大部門制改革,繼續精簡政府部門,包括精簡部門內的局處科室,減少政府層級,逐步實行“省管縣”體制,并且加快鄉鎮綜合體制改革,從而提高政府運行的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目前相當多的行政、監督、執法和司法部門不由財政稅收供養,其資金來自財政部門對其超收罰款的分成。對于這樣非常不合理的體制,應當堅決、堅定和逐步地改革。“凡是行政、監督、執法和司法部門,除少量的交警等部門,都應取消其收費罰款,”他說,而且罰款要保證與利益絕對無關,絕大部分的政府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都應當改為財政撥款供養。
周天勇認為,只有推進上述改革,才能減少政府的“合法性”腐敗和公務人員的尋租,形成一個促進創業、投資和企業經營,使經濟和社會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政治體制。
他總結說,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和推進,應當以可操作、符合中國國情、有利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為出發點。這可能既是務實,也是行得通和成功的思路和路線圖。■
周天勇相關觀點全文詳見12月5日出版的《財經》年刊《財經》年刊“2009:預測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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