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是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標志　　

田忠國　　

水生先生寫了一篇短文，叫“厲以寧究竟能代表中國的什么形象？”。文章不長，全文照錄如下：　　

“據媒體報導，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起拍攝的《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將于今年國慶節前在國際主流媒體向全世界播放。該宣傳片片長30秒，將有50多位中國各界名人來詮釋中國形象。代表人物有鄧亞萍、姚明、朗朗等。另據光明網記者楊慧峰、譚靖東　8月3日　在《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參演陣容曝光》中披露，　7月23日　，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北京參加拍攝了該片。在僅有50多位名人詮釋中國國家形象的宣傳片中，厲以寧究竟能代表中國的什么形象？　　

“自1999年《厲以寧家族暴富內幕》一文在網絡上曝光以來，就有幾位國內經濟學家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要求對身為全國人大常委和參與證監法起草的厲以寧是否利用職權幫助子女暴富進行調查，眾多網民和國內媒體也都對厲以寧家族暴富一事多次發出了質疑。甚至還有全國人大代表也公開對其子女利用股市暴富發出質疑。當厲以寧之子僅通過參股某電業系統上市公司在短期內就增值數億元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公布了這一消息。更有眾多網民在網絡上對厲以寧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和錯誤言論提出嚴肅的批評。更何況，厲以寧所主張的改革產生的負面后果也早已顯現。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受到公眾普遍質疑的“名人”，現在竟然要代表國家形象向全世界進行宣傳。我們不禁要問，厲以寧究竟能代表中國的什么形象？是代表北京大學還是代表全國人民？是代表知識份子還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是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還是問題？有關方面能否向公眾說個明白？”　　

水生先生據《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所爆信息和 《厲以寧家族暴富內幕》一文所爆信息，質疑厲以寧代表了中國什么形象。其實，這個問題水生先生在介紹《厲以寧家族暴富內幕》一文時，就已揭示得十分清楚，即，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形象，這是一。其二，代表資本家、官員先富形象。其三，代表資本家、官員為了先富，如何策劃改革的形象。其四，代表資本家、官員富了就是合理，就是先進代表，媒體質疑可以置之不理的形象。　

這四大形象集于一身，似乎就是某些人的改革目標，而且，改革目標成功，值得向世界各國政要推廣，學學如何改革、暴富（發展），諷剌一下那些不會發展的國家。水生先生可能認為，厲以寧的形象不好，辱沒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但是，有關部門肯定不如此看，或許，有關部門認為，厲代表的是改革先鋒，是過去改革成功的標志，也是未來發展方向，或者，厲是世界各國政要學習的榜樣，值得推薦。也或許，有關部門認為，世界各國政要哪個不想“家族暴富”，他們學會了“家族暴富”的經驗，就對中國“家族暴富”式“發展”沒意見了。沒意見，用吳建民先生的“天時、地利、人和”觀看，中國就占了一個“人和”。　　

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也就是說，世界各國政要感激中國給他們送去了“家族暴富”經驗，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刀槍入庫，中國的“人和”戰略成功，就可以高枕無憂、一心一意謀“家族暴富”式“發展”了。中國呢，高科技不用搞了，強軍計劃也應該取消了，十三億人輪流當厲以寧式的資本家、高官、學者，每人每屆當五年，六十五億年之后全國人民都成億萬富翁了。　

水生先生，請問，這樣的“宏偉藍圖”，怎么不值得宣傳？　　

所以，水生先生很“短視”，“短視”意味著“弱智”，“弱智”意味著“誤國”，你怎么能那樣誤國呢？為了捍衛“宏偉藍圖”的“強國戰略”和厲以寧的“改革標志”或者叫“改革符號”，我不得不站出來批判你的“短視”、“弱智”、“誤國”！！！水生先生，如有得罪，也是沒有辦法的，兩軍交戰，各為其主嘛。當然，你的主是勞動大眾，我的主是厲以寧先生和“宏偉藍圖”的“強國戰略”。　　

2010-8-7　　

附文：

從“厲股份”到“厲暴富”

韓德強

2002年8月2日

       早在80年代，厲以寧先生就以倡導、推動股份制而著名，人稱“厲股份”。進入90年代，股份制寫進中央文件，國有企業紛紛改行股份制，厲先生也就登堂入室，成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從此，厲先生以經濟學家，國策顧問，和財經委副主任的身份走紅，每發一言，天下風議，成為學界、政界、商界的三棲明星。

       2000年是厲先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是年，基金黑幕被揭，股票市場失去光環，上市股份制公司“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厲先生的老搭檔吳敬璉借勢發難，承認中國股市是一個賭市，被輿論尊為“社會良心”。也是此前后，一則厲以寧家族通過上市策劃、咨詢、上市推薦等業務聚財近億的報道在香港《爭鳴》雜志上刊出，并在網上廣泛流傳。據說，后來厲家在港狀告《爭鳴》，擺平了此事，并從《爭鳴》獲賠償15萬。但這遠不能平息人們的懷疑。這兩件事一明一暗，一實一虛，令人側目。從此，厲以寧的聲譽江河日下，走上末路。

       按說，厲先生應該有所反省，有所收斂吧。不，厲以寧變本加厲。2001年初，厲先生與其他幾位經濟學家聯手反駁吳敬璉的賭場論，要求人們“像愛護嬰兒那樣愛護股市”。這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厲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僅是“厲股份”的發跡之所，而且很可能是發家之地。事實表明，此番表態只是促成了吳敬璉聲譽行情看漲，而厲以寧則被視為利益中人，聲譽行情直線下跌。我想，厲以寧也許是經過了艱難的思想斗爭：一方面是長遠的社會聲譽，另一方面是眼前的實際利益。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厲以寧選擇了實際利益，領銜發表“嬰兒論”。此后，厲先生斗志昂揚，連續發表基尼系數二元論，反平均主義論，二套房論，認同論，家庭服務員論等，旗幟鮮明地扮演起暴富階層代言人的角色，順便也維護自己的財富。于是，厲先生又可以獲得一個新時代的別號：“厲暴富”。

      一、股份制富了誰窮了誰？

       在80年代推行承包制時，厲以寧就強調所有制改革，提倡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從嚴格的經濟人角度看，誰都可以推論出承包制的弊端。例如，發包方與承包方相互勾結，壓低承包標的，共享利益；承包方只顧承包期內的短期利益，不顧企業長遠發展，拼設備、拼消耗，少提折舊，多貸款，少還債，任人唯親等。從事實層面看，這些現象當時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問題在于，80年代的干部思想還遠沒有“解放”到現在這種程度，紀律觀念和黨性都較強，絕大多數干部和職工離嚴格的經濟人假設還相去甚遠。或者說，多數人還都比較老實，還沒那么自私，那么腐敗，還不至于挖空心思、放開手腳地鉆承包制空子。與此同時，承包制帶來的物質利益卻實實在在地落到了人們的口袋，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因此，從總體上看，承包制還處于利大于弊的階段。

回顧歷史，1983年以后，“承包制”與“利改稅”相互競爭，一度“利改稅”的“規范”主張占了上風。論者認為，“利改稅”有利于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有利于將國有企業轉變為自我積累、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但實施結果卻不利于“利改稅”，從1985年起財政收入出現了連續22個月的滑坡。同期，一些繼續實行承包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卻顯示了強大活力，通過自我積累不斷進行技術改造，競爭能力不斷增強，上繳利稅、企業留利和職工收入實現了大幅度同步增長。為了扭轉財政收入持續滑坡的嚴重局面，國務院決定從1987年5月起在全國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底，預算內工業企業的承包面達到78%，大中型企業的承包面達到80%。當年財政收入就開始轉為回升，1987年稅收利潤增長9.9%，1988年利稅增長17.4%。至90年代初，承包制進一步發展成“投入產出總承包”，承包內容不僅包括了經營效益目標，而且包括了技術改造投入和進度目標，以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標；包死部分不僅包括所得稅，還包括流轉稅在內的全部稅費，因而既能保證國家所得稅、流轉稅的逐年穩定增長，又能有效地解決了企業缺少“自主錢”的困難。例如，遼寧省123戶企業實行投入產出總承包，1993年實現利稅分別比上一年增長77.3%和171.3%，比該省全部預算內工業企業分別高出24.6和12.9個百分點，比全國國有企業的增長率高出一倍。

因此，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承包制有弊端，而是這種產權模糊、政企不分、責權不清的經營承包制為什么能夠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站在國有企業體系內部，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全國國有工業可以看成是一個規模巨大的企業（其經營額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相當），各子、孫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其實只是母企業不同層級的管理者。該母企業有統一的企業文化，即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文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該企業文化體系雖然處于衰落中，但仍然十分有力。服從黨的領導，搞好本職工作，接受較低水平但仍有差等的報酬，追求黨內承認和晉升，仍然是大多數干部的主流心態。為了彌補企業文化衰落帶來的動力損耗，需要增強物質利益刺激。文化動力尚存而物質動力增強，“道德人”與“經濟人”相結合，這正是承包經營責任制取得成功的奧秘。

承包經營責任制成功的外部環境是計劃經濟，產品的銷售市場由計劃保證，這正如跨國公司內部的關聯生產、關聯銷售一樣。我們知道，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利潤并非單純取決于生產和管理成本，更重要地將取決于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當競爭激烈時，一個內部管理很好的企業也可能虧損，目前中國家電行業的情況就是如此。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企業必須最大限度地調度自身資源，既包括定價政策上的高價撇油、低價傾銷，又包括資產分割、重組、拍賣，還包括開辟新的投資方向，從而使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沖突達到極端。于是，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指標體系和指標值都將無法確定。事實上，承包經營責任制可以看作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引進的市場經濟成份，但其成功又離不開計劃經濟環境，因此，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產物。

承包制經營責任制的倡導者楊培新，人稱“楊承包”，是黨內的經濟理論家和改革家，他深知黨的干部隊伍從而企業干部隊伍的思想現狀，又懂得現代企業的責、權、利體系設計，因而比較成功地找到了管理這一龐大而復雜的大企業的途徑。如果某家管理數千億美元資產的跨國公司要尋找低成本、高效益的管理體系的設計者，我看楊培新就堪當其任。這種被稱為一廠一制的責任體系雖然高度復雜，但卻符合實際情形，性能價格比好。反之，如果一個跨國公司尋求對所屬數百家、數千家企業的所謂規范的、可持久的管理體制，則公司的管理成本必然上升，內聚力必將喪失。事實上，跨國公司的屬下各子公司都是“一廠一制”，子公司之間不但在業務上相互關聯，而且在成本上相互轉移，各子公司雖然獨立核算，但并不能自負盈虧，子公司的采購、生產、銷售決策服從于母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子公司領導人的報酬就不能按利潤多少來計算，而是服從于“一廠一制”的復雜考慮。法國標致在廣州子公司的法方總經理年薪曾高達1000萬人民幣，比其母公司總經理的報酬還高。這其實是轉移利潤，減少中方合資者收益的手段。最終有多少真正落入子公司法方總經理的腰包，恐怕就是一個公司秘密了。

然而，這一切厲以寧似乎既不感興趣，又不懂。在他看來，承包制的這一切成就都是暫時的，不規范的，沒有經濟學價值的。那么，他所設計的股份制是否就是持久的、規范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呢？厲以寧稱，只要把國有企業股份化，建立起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建立經理市場，造就企業家階層，由代表國家股的董事來保證國家利益，就可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但是，所有者缺位問題的實質仍然是價值觀的經濟人化，如果國有企業領導人自覺以國家利益為準則，何缺位之有？反過頭來，既然人都是經濟人，那么又從哪里去找代表國家股的董事？如果找不到這樣的非經濟人，股份制又怎么能使國有企業走出困境呢？熟知西方經濟學的厲以寧故意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中留下一個非經濟人的漏洞，為什么？答案是很耐人尋味的。改革有一步到位論，即所謂激進派；厲先生或許是多步到位論，只要國有企業邁出了這一步，其產權就會逐漸多元化，再加上國有股代表的經濟人行為，國有經濟就名存實亡了。那時候，再吹一口氣，它自然就倒了[1]。也就是說，厲股份實際上是在“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渡私有化的陳倉”。

很不幸，厲以寧的這套邏輯逐漸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現在完全可以說，這套邏輯是自我論證、自我實現的。它以經濟人假設為武器，批判承包制，批判國有企業，將一切以權謀私、損公肥私的行為合理化，要求改變制度來適應現行體系中一小部分人的不合作行為，使這一小部分人成為社會風尚的引導者，逐漸將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文化”侵蝕得一干二凈。問題在于，當“國有企業文化”完全消失時，并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保證國有企業的片刻生存。同樣的問題甚至出現在美國。當美國五大會計公司之一的安達信公司倒臺時，人們才想到，安達信公司長達近八十年的歷史中，支撐著公司發展的除了制度，還有文化。一旦文化因素消失，道德誠信消失，公司制度無論如何嚴密都顯得千瘡百孔。制度是由人制訂的、由人遵守的、由人檢查的。制度希望靠人與人的相互制約來達到平衡。一旦相互制約變成層層合謀，則制度將形同虛設。

為了推進國企股份化進而私有化，厲以寧可謂不遺余力。他像一個傳銷商那樣孜孜不倦地推銷他的萬應靈方，“消除國企改革的九大疑慮”：

“一、國家控股能少于51%嗎？

在一些重要行業，國家應該控股，但控股就得必須擁有51%嗎？我看不必。實際51%控股，只是針對只有兩個投資者的情況而言。而有多方投資時，就沒必要非要追求51%。所謂控股價值的關鍵在于你的資產通過控股能夠支配的資產有多少，而不是你直接投入的資產有多少。比如你占100%的股權，你投資10個億，你能支配的資產就是10個億；如果只占25%就控股，你投資10個億，就能支配40個億的資產。所以這個思想障礙我們應該去除，占多少要根據股全分散情況而定。

二、‘肥水’能流‘外人田’嗎？

 在國有資產重組中，有人不贊成降低國有投資比例，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慮。我想對這個問題，要發展地看。如果盤子本身就小，又不賺錢，都自己攥著有什么用？

假設降低國有比例，但企業就此更有活力了，我的資產反而壯大了，我賺得更多了，有何不可？這當中“肥水”肯定要外流一些，否則外資憑什么進來？只要最后我賺得比他多。

三、“靚女”能先“嫁”嗎？

所謂“靚女”，就是效益好的企業；“出嫁”，就是改制。有人說：靚女不能先嫁，要嫁也得先嫁丑女。我說我們首先要問：出嫁是壞事還是好事？如果是壞事，不管靚丑都不能嫁；如果是好事，關鍵就是人家是要靚女，還是丑女？如果你只嫁丑女，或靚丑必須捆綁出嫁，那最后只會都嫁不出去。問題是這樣下去，靚女還能靚多久？競爭這么激烈，現在不改制，三年后你效益肯定不行了。此時不嫁，更待何時？

四、國有資產能量化到個人嗎？

從理論上說，這肯定是不行的。但有兩個前提：一、首先這是不是國有資產？對國家一分錢沒投的國有民營企業怎么算？關鍵還是先界定產權。假如在做產權界定時，明確這不是國家產權，而是職工集體創造的企業資產，白送有何不可？二、“量化到個人”是花錢買，還是白白送？假如已經界定為國有資產，但個人想花錢買，而且價格對國家來說也不錯，又有何不可？所以說，這個問題我們應當這么理解，已經界定的國有資產不能白白送給個人。

五、國有資產轉讓能不流失嗎？

有人認為：國有資產一轉讓就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所以不能轉讓。對此，我舉個例子：當群眾從國有商店買回彩電時，我們能否大聲制止說：“不準把彩電拿回家，這是國有資產流失”？當然不行，因為人家已經付了錢。因為任何資產都有兩種形態，一是實物形態，一是貨幣形態。國有商店賣賣彩電，其實就是將實物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只要價格合適，又沒有落進私人腰包，有何不可？彩電如此，其他國有資產也是如此。

六、資產重組能門戶大開嗎？

這其實就像捕鰻魚的道理一樣。如何讓捕撈的鰻魚一直活蹦亂跳？如果把捕到的鰻魚就那么放養在那里，它們不久就都會死；但如果在鰻魚群里放進一兩條鯰魚，鰻魚就會一直活著。因為有了鉆來鉆去的另類，鰻魚才會一直保持緊張，一直保持活力。所以國有企業要通過重組兼并，真正激發活力，就要把門打開，讓各種資本都進來。如果關起門來，就在國企內部調來調去，我看依然不會有生命力。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

七、國企光抓管理行不行？

目前有一種說法，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是管理問題，只要選好一個領導班子，把管理抓上去，國企就可以搞好。我要說：管理是永恒的主題，是做好任何事的基礎。但管理要想長久發揮作用，還有賴于改革。確實，有一部分國企沒有改革只靠管理，也搞得不錯。但我說：這種紅火是短命的。

八、國企改革靠危機導向行不行?

   改革有兩種導向，一種是利益導向，一種是危機導向，利益導向是在企業上升期就看到了更大潛在利益，因而在企業還不錯時就改革，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危機導向則是只有企業發生危機了，才不得不改革。很遺憾，我們國企大部分都是危機導向。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企業經營者的得失是不對稱的。改革總會有風險，就可能產生矛盾。如果得失不對稱，成功了自己沒有好處，一旦出了問題自己就會很麻煩。所以，這種體制就會使利益導向難產。我們要做的，就是制定經營者的激勵機制時，要使他的責權利能夠統一。

九、改革中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先講個與孔子有關的故事。春秋時的魯國規定：國人在國外凡看見本國人淪為奴仆就可以將他贖回來，然后贖金由國家報銷。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碰上了這樣的事，但事后他并沒有去官府報銷，于是眾人都稱贊他。但唯有他的老師孔子批評了他，為什么？因為子貢的行為妨礙了更多的人去勇于解救那些淪為奴仆的魯國人，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

這個故事啟發我們看問題要先思考“誰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子貢去官府報銷，不僅自己沒有因為做好事而受到損失，而且也等于向社會宣揚：敢于冒險去救人絕對是值得的。這樣就會引導更多的人愿意去救人，而那些奴仆也就有了更多的希望。這樣，救人者雖然得以報償，但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他，而是全社會。所以我們企業經營者被獎勵、被授予股份時，你一定要接受，否則就是妨礙更多的人去干事業。”

厲以寧的這九個回答可以一言以蔽之：為盜竊國有資產正名，推進私有化。請詳為君解剖。

1、用少數股權控制大企業，這的確是跨國公司發展膨脹之路。問題在于，在國家擁有100%股權都被認為是“所有者缺位”的背景下，少數股權又怎能保證“所有者在位”？事實上，在上海桑塔納、一汽大眾等中國擁有51%以上控股權的企業，外方用少數股權和技術、品牌、關鍵零部件采購等權力控制了企業，保證了企業收益絕大部分落入到外方手中。在大多數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為了“學習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為了“招商引資”，主動或半推半就地將實際決策權交給外方，使外方以少數股權實現了對企業的控制，享受絕大部分收益。反過來說，如果國有企業的代表能用少數股權實現對企業的控制，“所有者在位”，那國企還需要改革嗎？可見，把放棄國企控制權說成是國企控制了更多資產，這是一個障眼法。

2、肥水流入外人田，但引回更多肥水，這當然是筆不錯的買賣。但是，厲先生應該知道，國企利用外資的過程也是外資利用國企的過程，這是國企和外資間的一場連續的復雜博弈，其勝負取決于雙方意志、力量和智慧的對比和運用。當中國急于招商引資時，當中國社會充滿著崇洋媚外情結時，中方就處于絕對的弱勢。兩者博弈的結果只能是中方的肥水流進外方的田。

3、靚女先嫁也沒什么不對。問題在于，為什么首先認定國有企業是只能外嫁的女兒，而不是可以越洋娶媳婦的兒子？由此可見，厲先生從根本上喪失了搞好國有企業的信心。這就像請醫生看病，醫生說，病是治不好了，還是看看身上有哪塊好肉，可以割下來賣錢。一定要“好肉先賣”呵，否則全身的肉都會爛掉，一分錢也掙不著。我要是病人或家屬，非把這屠夫出身的醫生宰了不可。

4、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正是俄羅斯休克療法的要害。在休克中，前蘇聯70多年建設積累的財富被西方掠走。據估計，俄羅斯每年外流的資金量高達2000億美元左右，是流入俄羅斯外資的數十倍；在這些外流資金或財富中，有一部分是俄羅斯新貴新富們送到西方銀行去的，有的是俄羅斯新貴們向西方主子半賣半送的。目前，俄羅斯形成了石油、天然氣、森林、媒體等行業的七大寡頭，而普通老百姓則在高達1萬倍的通貨膨脹下一貧如洗。曾經量化到個人的私有化證券都被這些寡頭們以極低廉的價格收走。在中國，類似的私有化也基本完成。各省、市、縣的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被廉價拍賣，有的甚至是零價格拍賣，收購者正是各地方和企業的主要干部。厲以寧為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辯護時，還設了一個限制條件，即價格還不錯。對于地方和企業干部來說，只要肯定了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的合法性，就有了交易的合法性。因為定價權和購買規則由他們制定，其結果只能是量化到自己口袋。厲以寧與他的官員聽眾們這就樣相互默契：一個在外面敲鑼，向大家報告“平安無事”，收取敲鑼費；另一個入室搶劫，交敲鑼費。這就是厲先生的講座雖然言之無物，自相矛盾，講課費卻高達數萬的原因。

5、國有資產從實物形態變成貨幣形態的確不是流失，要害在于轉變的價格如何。厲以寧恰恰回避這個問題。一個企業的價值可以有多種定價法，如原值定價法，現值定價法，潛在價值定價法。企業資產中有房地產，有設備，有銷售渠道，有品牌，有技術，也有人氣。如果拍賣者與購買者合謀，則拍賣過程當然就是國有資產流失過程，更準確地說，是盜竊過程。

6、搞好國有企業的要害就是管理，體制改革也叫管理體制改革。厲以寧先生無意管理，只強調改革，其骨子里就是喪失了國有改革的信心，是以改革做幌子將國有企業徹底搞垮。不錯，一個好人抓管理，企業紅火是短暫的，但這總比企業死亡強。在厲先生設計的一個可持久的、規范的企業體制下，國有企業都死光了。誠然，死亡比活著持久，也比活著規范。厲先生要活著，就有煩惱，有擔心，會生病，哪為什么不去死呢？那多持久，多規范，多么沒有痛苦啊！

7、關于資產重組，的確可以大開門戶，但前提是實施重組過程的官員代表國家利益。按照厲先生的邏輯，一切人都是自私的，可見這個前提并不存在。如此，則資產重組等價于給腐敗官員們搜刮國有資產開了綠燈。

8、國有企業改革的確應該靠利益導向，而不是危機導向。事實上，80年代初啟動國有企業改革時，國有企業并沒有陷入危機狀態，而是考慮長遠利益的改革。問題是，在改革過程中，一種來自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逐漸誤導了改革，開出了搞死國有企業才是搞好國有企業的奇怪藥方，使國有企業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最后，這些理論家又賣乖了，你看，我早就說過國有企業是要死的，還是趁著沒死，賣點好肉吧。賣好肉，這是利益導向。

9、誰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厲以寧直言不諱了，是這些經營管理者，他們被獎勵了股份，拿了高薪，吃喝嫖賭全報銷，住第二套房。但是，厲以寧安慰那些被剝奪者，你們也沒吃虧，你們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他們吃喝，你們可以到餐廳去打工；他們嫖，你們的女兒可以去賣肉；他們賭，賭場馬仔工資高；他們住二套房、三套房，你們可以去挖沙子，填土方。這樣，社會利益就最大化了。所以，厲以寧告訴經營管理者們，你們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不要不好意思拿股票，不要不好意思住二套。

可“喜”的是，理論變成了現實，厲以寧的設想終于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實現了。中小國有企業幾乎被拍賣干凈，深滬兩市垃圾股遍地，大中型股份制國有企業“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績差”，一個接一個地淪落為ST、PT。實際上，股份制不但沒有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解決所有者缺位問題，反而使國有企業真的變成人人可食的唐僧肉。企業管理層，企業所在省、市、縣領導，各大證券商，證監委，上交所，深交所，會計師事務所，莊家，都津津有味地吞吃這塊唐僧肉，一個個變得肥頭大耳。只有兩個群體瘦得皮包骨頭，一是散戶股民，他們常常割肉被套，遭莊家洗劫；二是國有企業的普通工人，他們或被裁員下崗，或被減薪加班。

現在，唯一有盈利的國有企業是大型壟斷型企業，如電力、電信、郵政、石油、石化等。由于絕大部分國有企業或倒閉、或破產、或被拍賣，來自國企利稅的財政收入急劇下降，國有壟斷型企業就成為財政部的提款機，迫使壟斷行業的服務價格不斷攀升。同樣由于國企消失，城市職工大量下崗，或被賣斷工齡，或被迫提前退休，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大量減少，職工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工資減少，壟斷行業的價格又上升，普通老百姓生活處境就越來越艱難。

這一切，厲股份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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