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研究》各分冊主要內容簡介

　　毛澤東時代與社會評價論（第一冊）

　　本書分別從不同的層面或角度，闡述了社會價值評判的理論與方法，力求建立“科學認識觀”并構建相應的理論框架及傳播路徑。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以科學的社會評價為基礎，以真實、公正、健康向上的媒體傳播為引領，試圖逐步推導出一整套科學的社會價值評判體系，推動形成有利于當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意義。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大革命（第二冊）

　　毛澤東率領黨和人民軍隊在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主要實施的是“軍事大革命”。建國之后，如何鞏固政權，持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大課題，再次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為確保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老人家又親自帶領我們黨先后探索性地開展了以政治大革命、經濟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為主要特征，分別以鞏固人民政權、推動經濟建設與推進上層建筑領域改革為主要奮斗目標的三大革命，構建了毛澤東時代不斷繼續革命的三個不同歷史階段。本書主要內容就是以“政治大革命”為基本出發點進行全方位闡述的。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大革命（第三冊）

　　階級斗爭主要是改變上層建筑及社會經濟制度，為發展生產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當我國全面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后，中國革命就由“政治大革命”為主轉變以“經濟大革命”為主，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作斗爭，由革命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期間，毛澤東初步提出了“在建國一百周年之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規劃。本書主要內容就是以此為目標，分階段闡述了這一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第四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億萬人民思想靈魂的大革命，是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革命。這場革命的指導思想就是毛澤東晚年光輝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本書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它放到一個完整的社會運動全過程中去研究，透過各種歷史現象，找到引發這場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并且努力發掘這段歷史所反映出來的必然性規律，從而對其作出科學客觀的評判。

　　毛澤東時代研究：（二）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大革命

　　（1949年10月—1956年8月）

　　銀河出版社出版

　　謹以此書敬獻給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目　錄

　　總序言

　　引　言

　　第一章　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節　定綱建政力繪宏偉藍圖

　　第二節　新中國誕生的前夕

　　第三節　開啟毛澤東時代

　　第二章　持續推進民主革命

　　第一節　向全國勝利進軍

　　第二節　和平解放西藏

　　第三節　沒收官僚資本與建立國營經濟

　　第四節　廢除封建土地制度

　　第三章　鞏固新生政權與推動社會建設

　　第一節　震驚世界的抗美援朝

　　第二節　堅決鎮壓反革命

　　第三節　推動反腐倡廉的“三反五反”

　　第四節　移風易俗與社會改造

　　第五節　把握主要矛盾與推進社會發展

　　第四章　新中國初期的財政經濟建設

　　第一節　突破經濟難關確保人心歸一

　　第二節　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

　　第三節　全面恢復國民經濟

　　第四節　增產節約與反對浪費

　　第五章　黨的建設與七屆四中全會

　　第一節　高、饒事件與黨內路線斗爭

　　第二節　堅持團結與黨的七屆四中全會

　　第三節　建國后首次路線交鋒及其反思

　　第六章　過渡時期總路線與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節　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第二節　制定與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三節　以重點工程為主導的工業基本建設

　　第四節　力爭盡快初步實現國家工業化

　　第七章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第一節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二節　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節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八章　農業農村發展與工業化戰略

　　第一節　農業合作化：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第二節　合作化與統購統銷

　　第三節　創新現代屯墾戍邊制度

　　第四節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歷史認識價值

　　第九章　制定憲法與全面確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第一節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

　　第二節　創建中國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第三節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第四節　以中央集中統一為基礎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第十章　開辟民主法制建設新紀元

　　第一節　毛澤東法制建設的偉大實踐

　　第二節　毛澤東依法治國的原則

　　第三節　毛澤東推動大民主的主張

　　第十一章　國家各項事業創新發展

　　第一節　發揮知識分子獨特作用

　　第二節　推進知識分子思想改造

　　第三節　改革舊教育發展新文化

　　第四節　實現科學技術創新發展

　　第十二章　強化國防與軍隊現代化建設

　　第一節　邁開建立軍事領導體制新步伐

　　第二節　明確總方針與規劃新藍圖

　　第三節　建設合成軍隊與籌辦軍事院校

　　第四節　推動制度創新與制定國防戰略

　　第十三章　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第一節　新中國外交與對蘇友好關系

　　第二節　中美之間的對峙與斗爭

　　第三節　從日內瓦會議到萬隆會議

　　結束語

　　主要參考文獻

　　毛澤東時代三大革命總序言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這兩對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之中，規定社會的性質和基本結構，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兩對基本矛盾包含著三大要素，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它們之間相互聯結、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種層層決定和層層反作用的關系，構成了以生產力發展為最終動因的整個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到底就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歷史。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建黨以來，就始終關注著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人，也就始終把解放天下勞苦大眾，建立只有公平正義、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當成終身奮斗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多少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乃至發出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后來人”的時代最強音。

　　如果說，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我們黨所要迫切解決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是黨和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需要運用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式去完成，而它的主要斗爭形式是“軍事大革命”即武裝奪取政權的話。那么，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政權、鞏固政權、改造與發展未來社會的任務更艱巨、斗爭更復雜。恰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同志所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的新時期條件下，為確保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老人家又親自帶領我們黨就解決我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先后探索性地開展了以政治大革命、經濟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為主要特征，分別以鞏固人民政權、推動經濟建設與推進上層建筑領域改革為主要奮斗目標的三大革命，構建了毛澤東時代不斷深入革命的三個不同歷史階段。本書正是按照這一內在的歷史邏輯來演繹毛澤東時代的史實，并編撰闡述相關的史料的。由香港著名人士張迪杰主編、潤東出版社于二〇一三年在國內首次出版的五十二卷本《毛澤東全集》則是編著者名副其實的重要精神支柱與主要參考資料來源之一。

　　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曾說過：“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龔老先生在這里強調了思想文化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性，想要一個國家滅亡，就要先讓這個國家沒有歷史文化作為支撐；想要滅掉一個民族，最主要的是讓這個民族沒有了自己的文化思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旺的支撐點不是金錢和權利，而是他們所擁有的歷史文化，通過對照歷史的得與失，用于時刻鞭策自己，讓國家得以發展。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了前朝圣賢最為寶貴的精神品質!歷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智慧倉庫”與“精神基地”，也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歷史不僅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質，還能極大地增強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與戰斗力。所以任何一個優秀的國家和民族，都會珍愛并善待自己發展的歷史。這樣的態度不僅僅是為了更好地繼承過去，也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

　　作為編著者，我的寫作動機主要在于自己多年的遺憾與憤慨：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我們黨內外某些專事顛倒黑白的所謂黨史國史研究者們，以“正名”為幌，以“解密”制謊，離開特定的歷史存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在實際上告訴年輕一代的是“毛澤東在改革開放前折騰了二十多年，土改消滅了勞動致富，對資本家改造消滅了物權保障，反右派消滅了良知，大躍進消滅了科學精神與經濟規律，文化大革命消滅了法律和信仰”。“毛澤東打跑了國民黨，消滅了地主富農，改造了資本家，整治了知識分子，發配了青年學生，斗死了眾多老干部。”甚至為了將共產黨內個別丑類炮制的所謂“建黨有份，建國有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的歪論能出自“權威人物”之口，以謠言的形式傳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所言，盡管這一謠傳已被陳云的女兒陳偉力親自揭穿，但至今仍到處傳播，流毒未盡。試看那些載入史冊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幾乎個個都是賢人、完人，唯獨毛澤東一人背負諸多“罪名”、“錯誤”，豈不滑天下之大稽！毛澤東在特定語境下所說的許多名言警句都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所謂“倒三七開”更是成了專為某些污蔑毛澤東的人所開辟的“特殊通道”。

　　然而，這一點就連美國人也看不順眼。前些年，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教授就在一次講話中談到，本著友好的態度，應該提醒一下，目前中國對毛的肆意丑化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論錯誤與否，毛應該算是中華民族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焦點，已經深深嵌入了中國歷史。歷史就是永恒，歷史就是先輩。一個民族的長輩，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讓其受到惡意謾罵。……一個連自己的民族都不熱愛、連自己的先輩都能出口肆意謾罵的人，誰會看得起呢？“家丑不可外揚”這一出自中國并被全世界都認可的哲理，而你們中國人現在卻在違背。這是在自毀民族啊！是會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的，中國人應當自省啦!

　　托尼·賽奇接著說，以我觀察，中國現在有三種人在污蔑毛澤東：第一種人，是傳統西方政客，這是他們進行“和平演變”的需要。“和平演變”首先就是要否定那個國家最有影響的人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們的思想，過去在東歐是這樣，在蘇聯是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第二種人是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他們“害怕”毛澤東思想回暖，給他們既得利益帶來威脅，他們要維持現狀，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們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澤東。第三種人是一些過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即國民黨時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遺老遺少們。因為他們的先輩在“毛的時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懷恨在心，于是對毛極盡誣蔑之能事。

　　托尼·賽奇教授認為：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在我們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個不帶“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他將他和他幾乎所有親人都獻給了這個民族的勞苦大眾。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托尼·賽奇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很遺憾，在我們西方世界，將毛先生的精神與思想上升到一種戰略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學習的時候，在你們國內卻出現了大量忽略、詆毀甚至是造謠中傷毛先生的事情。在我們的世界里，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否定“毛澤東”是當代中國困局的癥結。其實，我們西方世界特別重視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別是在我們中國研究學會和軍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課。我想你們也聽說過了，毛的軍事思想和政治理論早已經是“西點軍校”中的必修課，而且也是學界在研究亞洲問題時首先要研究的對象。毛的為人在我們這些人看來更是不可思議的，就連尼克松這些他曾經的對手也不得不感嘆，毛近乎是一個神，而不是一個人。世界上還有誰見過將自己那么多的親人的生命都獻給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的領導人？難道這樣的人不應該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嗎？如果還有誰也為這個國家做出了這么多的犧牲，才有資格來批評這個偉人……有一樣事情我至今也沒有想明白，在你們中國棄之不用的東西，在我們這兒卻成了寶貝。我們用來研究、學習和改進后，反過來卻用你們創造的東西變成了戰勝你們的武器，歷史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托尼·賽奇在談到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當前政治困局及未來時指出：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貧富不均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而且這種兩極分化伴隨著權力私有化，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是越來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眾重視起來。如果一味地否認或者清除毛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國當前嚴重的腐敗問題，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亂。要知道，在中國這個傳統的特別注意道德修養的禮儀之邦，政治上的腐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亂，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導致思想混亂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為人認可，而毛的思想卻被人為地極力淡化，這就是造成中國思想混亂的真正原因。

　　如今中國的年輕一代也許并不知道，毛澤東從一開始建國就致力于在上層建筑領域通過圍繞一系列具有強烈政治大革命色彩的群眾運動來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從經濟基礎上徹底瓦解私有制，創建了一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個發自真心服務于全國各族人民的中央政府；一場勝利的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援朝戰爭；一場成功的反對黨內外敵對分子的“三反五反”運動；一部富于中國特色并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憲法；一項植根于國情實際的中國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個實現了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公有制國家。這“六個一”毫無疑問地標志著毛澤東時代開創以來，以政權的建設與鞏固為主導的政治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當然，初步的成功并沒有讓毛澤東停止前進的步伐，為徹底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老人家緊接著于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葉發動了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三面紅旗”的經濟大革命。這場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激發億萬人民改天換地的熱忱為動力，以“超英趕美”為口號，力求實現經濟建設大飛躍的革命，盡管一度因天災人禍遭受挫折，但經過調整后仍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一批以黔桂鐵路、“紅旗渠”為代表的至今仍在發揮巨大經濟效益的交通基礎設施與農業水利設施；一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勝利；一批以大慶、大寨為引領的在極端困苦條件下取得經濟建設奇跡的先進集體典型；一批以雷鋒、焦裕祿為代表的一生服務于人民的共產黨人道德標桿；一顆震驚世界的原子彈；一個初步建立部類比較齊全的國家獨立工業體系。這“六個一”與當時所創造的無賭博、無匪患、無黑社會、無販毒吸毒、無拐賣婦女兒童、無賣淫嫖娼、無性病、無假貨、無巨貪、童叟無欺的“十無”社會，理所當然的同樣標志著毛澤東時代以革命精神為引領、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經濟大革命的偉大成功與勝利。

　　更令人欽敬的是毛澤東在七十三歲高齡之際，仍試圖通過最為廣泛的群眾運動來揭露與批判執政的共產黨內自身的陰暗面，毅然于六十年代中期發動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目的在于：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對中國共產黨乃至新中國的上層建筑進行全方位的重新構建。其最終目標在于：通過這場大革命培養與造就千百萬經風雨見世面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它，老人家不惜粉身碎骨，甘冒林彪一類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所帶來的生命風險；為了它，一生無私敵的毛澤東讓親人同樣經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與磨難，毛澤民之妻朱旦華因所謂“新疆叛徒集團案”曾受到冤屈，連“雙重兒女親家”--毛岸英與毛岸青的岳母張文秋也毫無例外地接受了黨組織的相關審查。如今覺悟后的朱旦華老人就說過，伴隨著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的層出不窮，帶來了億萬中國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逆思考”。現在黨內腐敗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澤東當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綢繆，是對抑制并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深遠的戰略性思考與布局。現在每年都揪出來不少腐敗分子，事實上他們一個個都是貨真價實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種因為過去群眾運動出過一些偏差，就把發動群眾公開監督執政黨的方式徹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極端。任何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做法，都將損害黨的利益乃至人民的根本利益。

　　盡管那場以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為突破口，著重于生產關系改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某些人“徹底否定”，但我們看到的卻是：毛澤東在這場大革命中提出了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創作完善了一批以樣板戲為圭臬的革命文藝作品；一個世界上唯一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成功發射一顆研制速度超美趕蘇的氫彈；一顆《東方紅》樂曲響徹寰宇的人造地球衛星；一個以赤腳醫生制度為基礎，低成本覆蓋中國農村大地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選拔了一批以陳永貴、吳桂賢、尉鳳英等入選政府“內閣”或最高權力機構的工農出身的當家人，并力求形成老中青三結合的接班人序列；一場抗擊作為超級大國的前蘇聯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勝利；一個重返聯合國并擔任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同時還涌現了一批以習近平、李克強為代表的從農村最基層的黨支部負責人干起而如今堪當重任的知識青年榜樣；就連中國首次榮獲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二〇一五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得者女藥學家屠呦呦，以及她所率先萃取的在世界各地抗擊瘧疾顯示奇效的“中國神藥”青蒿素等成果也產生于這個時代。作為曾經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我們，可以毫無愧疚地告訴未來：這“十一個一”永遠閃耀著以突出思想文化建設與上層建筑領域改革為主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光輝。

　　美國歷史學者瑞貝卡·卡爾在她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序言中曾明確表示：“我認為，只有將毛澤東放置在二十世紀的全球背景之下，也就是讓他置身于社會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抵制資本主義、冷戰和激進的第三世界主義等風起云涌的全球浪潮之中才有可能重新正確評價毛澤東”。“書中，我將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詮釋為中國乃至全球社會主義歷史的核心，也是上個世紀社會改革以及現代化歷史的核心”。“緬懷毛澤東也是回顧一個事事皆有可能的時代，是為了牢記全世界所承受的苦難都是可以反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將毛澤東置于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大潮中來考察，也就是作為一個革命的締造者來考察”。“（本書）致力于還原毛澤東——為他的時代，還原作為二十世紀歷史主潮的社會主義及其革命實踐。……還原一種世界背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總體意識，他為什么崛起，是什么能讓他和中國革命能夠成功，又是什么讓他成為一位極具獨特影響的領袖人物。”這恰恰也是編著者本人心境的坦露，真可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事實正如一些富有良知的人所作出的社會價值評判那樣，毛澤東時代工業發展是世界上最快的，而農業受制于自身發展投入多且見效慢，以及加快工業發展必須提供大量原始積累的約束，也許相對慢一點，但較之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來說，中國沒有像英國發生羊吃人一般的罪惡血淚史。在新中國那種時刻處在“準戰爭年代”里的我國人民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忘我精神，二十多年幾乎走過了資本主義二百多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而且還是在外部強力封鎖、內部非常貧窮的情況下挺過來的，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更是人類有史以來，社會的效率與公平實現“雙贏”做得最好的年代之一。毛澤東逝世時，世界上資本主義有的，我們幾乎都有了，特別是有了部類比較齊全的國家獨立工業體系，并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名副其實的第三軍事強國、第六科技大國。也難怪當今正率領俄羅斯不斷走向復興令俄國人普遍敬仰的普京總統動情地說，我的偶像是毛澤東！中國的毛澤東主席，是人類社會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搞的不是個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為他贏得了絕大多數人和許多正直善良的外國領導人由衷的和發自內心的崇拜！我的從政之道，就要像毛主席學習。

　　恰如曾對毛澤東學說有過質疑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沖擊的知識分子代表何新先生在《重論毛澤東》中的慷慨而言：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夠像毛澤東那樣，憑借幾乎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間，審時度勢，謀形造勢，縱橫捭闔，橫掃強敵，締造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一支裝備簡陋而能克敵制勝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赤貧然而精神強大的新興共和國；毛澤東則成為這個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地域相當于全球大陸面積十五分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高無上的國父和領袖。近三百年以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的領袖，敢于像毛澤東那樣地蔑視世界殖民主義的西方強國和作為二十世紀超級大國的美蘇兩霸；蔑視西方的整個工業化世界包括聯合國及全部所謂的“世界新秩序”。一九五〇年新中國立國之初，毛澤東力排眾議出兵朝鮮，對抗以美國為首率領的聯合國十六國（英國、法國、荷蘭、新西蘭、加拿大、澳大利亞、菲律賓、土耳其、泰國、南非、希臘、比利時、盧森堡、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百萬大軍，此戰美國派出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面對這樣強大的陣勢，只要敢于迎戰，即使戰敗也是英雄。然而毛澤東在萬里之外遙控戰局，將二戰中克勝日本天皇大軍、威名蓋世的美軍統帥麥克阿瑟打得丟盔卸甲，棄印而去。此后，面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報復、封鎖和堵截，較量幾十年，最終毛澤東迫使全世界不僅向他低頭，而且為他喝彩，甚至連超強敵酋也不得不對他輸誠俯首！毛澤東向來蔑視聯合國某些人曾垂首聽命于美國佬。但當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國使團驕傲地帶著毛澤東著作和中國理念回到紐約聯合國大廈的時候，中國人所得到的卻是全世界的歡呼和掌聲！“毛澤東現象”是人類歷史絕無僅有不可思議的神話。毛澤東是二十世紀率領億萬賤民造反的領袖，是率領奴隸粉碎鎖鏈的英雄；毛澤東是政治的角斗士，是現代的斯巴達克斯。他用精神和物質的原子彈摧毀了西方世界的鐵幕，至少在那個短暫的時代，讓全世界被壓迫的賤民和奴隸們看到了陽光與藍天。波瀾壯闊的大革命因毛澤東的逝去而終結。但是，毛澤東所留下的精神與政治遺產，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遺產，仍會被后人不斷地思索和研究下去。當然，正如一切偉人一樣，永遠會有人詆毀和詛咒他。因為死去的毛澤東，仍然是資產階級心目中一個難以消除的魔咒。“毛澤東”--這個駕馭中國革命一度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社會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二十世紀歷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卷人口最多的偉大國內戰爭和革命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偉力，試圖營造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私有制的“烏托邦”的人；這個打破了雅爾塔三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巍然崛起而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這個導致二十世紀后半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結構發生根本改變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于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億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巖石之后的方形大廈的人；必將永遠屹立于人類歷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毛澤東逝世，中國所經歷的“毛澤東時代”稱得上是歷史上變化最大、發展最迅猛、氣勢最毫邁、社會主義事業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個時期。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由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國家實現了空前的獨立、自主和統一，并勝利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唯一由人民大眾當家作主人的時代；它是我國唯一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偉大時代，同時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偉大時代；它在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里開始了實現《共產黨宣言》所要求的：“在自已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進程；它是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的偉大時代，是中華民族頂天立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時代。無論從社會制度上還是從經濟發展上，毛澤東時代都是開創歷史新時代的一個里程碑。在整個社會發生巨變的同時，更偉大的還在于毛澤東所倡導的旨在人們思想文化觀念上的革命，帶來了一次震撼歷史的思想大解放。迄今為止，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毛澤東時代是最為光輝燦爛的時代，是古往今來的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偉大時代！毛澤東時代是以毛澤東精神為顯著特征的輝煌時代。毛澤東是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象征。毛澤東精神是中國人民取之不盡的豐富礦藏。老人家在艱難險阻、驚濤駭浪中奮勇搏擊的精神，將成為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民建設革命事業和創建美好生活的巨大力量。毛澤東精神像江河行地，生生不息；像日月經天，光照千秋。

　　最后，讓我們以當今中國領袖習近平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福建省外大學校友會等機構編撰《福建博士風采》叢書首卷《自述》中的一段話，作為“總序言”的結束語：“我們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并義無反顧地下去了。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干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研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干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說得過去嗎？總之，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煉一個人的意志。爾后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戰的勇氣，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編著者

　　2016年9月9日

　　修訂于2021年建黨百年之際

　　引　言

　　舊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家共產黨人如何領導人民革命，奪取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面臨的全新課題。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難的探索，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毛澤東在總結成功與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并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國革命自己的理論。人民軍事大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創造--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的有力證明。

　　建國之后，如何鞏固政權，持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課題，再次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主持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老人家在這次會議上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與講話《不要四面出擊》，闡明了黨在這個時期的基本策略方針和具體行動綱領，它是我們了解與研究建國初年歷史的一個綱。毛澤東那時處在中央領導第一線主持工作，起草了大量的具體指導各方面工作的電報，數量甚多，頭緒紛紜，只有掌握住這個綱，才能綱舉目張，全面了解毛澤東時代政治大革命的發展脈絡。從整體上看，毛澤東為剛剛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外交等諸多方面的工作都分別制定了各有側重的發展戰略。總的說來：在政治上，是不斷實現人民群眾追求民主公平正義的愿望；在經濟上，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希望掌握生產資料的需求；在文化上，是不斷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從而確保讓社會主義偉大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首先，毛澤東在中國大陸范圍內開始了生產資料的改造工程，并切實把握好團結與組織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時機。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內戰爆發，六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九月十五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九月二十八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時，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禁運”也全面升級。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強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從所有制改革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國占領漢城的當天，中國政府宣布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擴大國內愛國愛黨力量。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運用人民力量改造舊制度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也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毛澤東將土地改革看做是擴大和加固支持共產黨的階級基礎的重要舉措。土地改革時期，不要怕自由資產階級動搖，只要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得到土地，我們的力量將更強大，也就能更鞏固地團結他們。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及廣西省黨政軍負責同志，要求必須迅速廣泛地展開土地改革工作，并明確指示：廣西要抓住工作重點限期肅清土匪，發動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風。八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再次指示中南局、華南分局、廣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時局緊張的情況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福建是和兩廣同樣解放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肅清的省份，過去福建省委認為今冬明春不能大規模地進行土改，現在他們接受了中央及華東局的意見，決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書記及軍分區司令會議，重新布置工作，將土改與剿匪相結合，擴大土改縣數至三十六個縣。此種計劃很值得廣東、廣西兩省仿行。”（《毛澤東全集》第29卷343頁）十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又電告廣東省委要求：“今冬爭取完成十一個縣的土改是適當的，望照此努力實施。海南島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實行土改。”一九五一年一月，毛澤東告華南、中南局，對海南島的土改作出具體指示：“海南有老區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較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鞏固了。”到一九五二年九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之時，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七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三千萬噸糧食的地租。就這樣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最關鍵的時刻，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廣大農民群眾強有力的政治支持。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我們志愿軍武器不如敵人，大炮都少，飛機更沒有上前線，但常常打勝仗。這是因為志愿軍戰士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到這個戰爭是為支援被侵略的朝鮮而戰，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因此奮勇殺敵，敢于犧牲，可以說，這次戰爭我們打的是品質仗。”（《毛澤東年譜》第一卷353頁）現在回頭看，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工人農民最根本與最長遠利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通過土改贏得了勞動人民的最堅定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如此強大，不僅使共產黨由此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而且還打敗了支持蔣介石且已擁有核武器的美帝國主義。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再一次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然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的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于是，毛澤東決定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避免歷史上必然出現的小農在獲得土地后即迅速兩極分化的惡果，并由此推進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建設。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要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十一月四日，毛澤東在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時，批評那種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為“總路線”的認識傾向，明確指出：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同時，最早明確提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要把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作為主題來抓。老人家指出，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毛澤東年譜》第2卷189頁）同日，老人家還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批判黨內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指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緊了關于黨的總路線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時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著的資本主義思想及各種糊涂觀念，這是目前及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都是完全必要的。”

　　翻開中國歷史，我們就能清晰地看到，失去生產資料的流民人數的增長，曾經是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國建立后，同樣的歷史難題也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毛澤東對此予以高度關注并決定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明白要保證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群眾而不是少數所謂“精英”的支持。只有組織起來的各階層群眾才能形成支持國家的堅定力量，當然，它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缺少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組織的生產，不少人的身份就立即轉變為“流民”，那將使中國陷入危險的境地。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搶抓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我國工業化建設予以大力支持的戰略機遇，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創造性地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勝利成果，無疑是舉世矚目的。它為一九五六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樣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澤東對羅馬尼亞友人談了自己的初衷，“舊中國一是農民每戶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土地不在農民手里。這是個落后現象。可是這點也給我們一個好處，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這些東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毛澤東年譜》第3卷334頁）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西羅基談到中美關系時也明確說過：“我們不怕它不承認，美國愈晚承認愈好。”至于美國對中國的禁運，毛澤東說：“美國現在搞禁運，我們愿意它搞。到第二個或第三個五年計劃后它解除禁運時，那我們就會有些東西同它搞貿易，到那時我們可以同它建立關系。”（《毛澤東年譜》第3卷125頁）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和組織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動力。今天回頭看，毛澤東的確料事如神。然而，如果當年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并讓中國提前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消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同樣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對正處在起步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其社會支持基礎就很可能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

　　其次，毛澤東對國內外反動派試圖分化瓦解新生紅色政權的圖謀，也早有預防。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和黃炎培探討過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問題，如何走出這個周期律，毛澤東說共產黨有辦法，這就是民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共內戰之前，毛澤東曾向美國提出訪問美國，希望美國接受中國的國共兩黨政治，但是美國拒絕了，他們要幫助蔣介石消滅共產黨，搞一黨專制。即使是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打下南京，毛澤東還是友好善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與美國建立良好的關系，美國又拒絕了。那么，中國就只能效仿蘇聯模式。因為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的集中化模式不但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而且促成了蘇聯經濟起飛，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個超級大國。同時，毛澤東也很早就預見到，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進了城，可能變質，可能變壞。因此在全國勝利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老人家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論，老人家發出警告說，一些人不會在戰場上被敵人的槍炮打倒，但很可能被勝利后的糖衣炮彈打倒。

　　在進北京之前，毛澤東說，我們這是進京趕考，并明確說過我們不能做李自成。把革命勝利后的這種警告說得非常清楚!我們剛一建國就面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到相持階段，毛澤東就開始著手解決國內的事情，發現新政權的官員照樣貪污腐敗嚴重，一九五一年前后發起了“三反五反”運動，主要是反貪污。殺了劉青山、張子善，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但一九五四年又發生了高崗事件。黨內的“山頭”斗爭歷來存在，路線斗爭也很殘酷，但從來沒死人。同王明斗得非常厲害，斗爭完了王明，還讓他繼續做中央委員。張國燾叛變投敵，也沒有對他進行追殺。建國后，張國燾就生活在香港，也安然無恙。可革命勝利了，爭權奪利，就死了一個高崗。

　　當年，我們黨面對的是兩條戰線作戰：一方面，是由黨內反對派勾結而成的官僚主義利益集團，試圖把中國革命的勝利轉變為少數人改朝換代的工具，讓自己及其同僚如同過去的封建官僚一樣封妻蔭子，重新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早在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即制定了在文化乃至整個意識形態方面分化瓦解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美中央情報局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對杜魯門和美國國際關系委員會說：“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壓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的相似秘密情報活動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不過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最近被揭秘的《十條誡令》，便很清楚地說明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是怎樣對中國的。在中央情報局極其機密的“行事手冊”中，關于對付中國的部分最初撰寫于中美嚴重對立的一九五一年，以后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不斷修改，至今共成十項，內部代號稱為《十條誡令》：

　　一、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條。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二、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有宗教迷信。

　　四、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五、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

　　六、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

　　七、要盡量鼓勵他們（政府）花費，鼓勵他們向我們借貸。這樣我們就有十足的把握來摧毀他們的信用，使他們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只要他們對物價失去了控制，他們在人民心目中就會完全垮臺。

　　八、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去，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愛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就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九、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

　　十、暗地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以及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中央情報局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暴露無遺。在美蘇爭斗得你死我活、對蘇情報活動牽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時，尚且出臺這樣的對中國秘密情報活動綱領，那么，在現在美國已日益明顯地把中國當作了“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情局又會有什么樣的對中國行動綱領呢？

　　根據對美國政府決策有著強大影響的智囊庫蘭德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份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建議報告：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的種種秘密情報活動，過去沒有停止過，現在也沒有停止，將來還會繼續下去。只要中國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變得越來越強大，就將是美國揮之不去的一個“心病”，就仍將是中央情報局秘密情報活動的重點對象之一。（轉引自新華社 2001年7月24日報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逐漸背叛斯大林、列寧，這對毛澤東無疑也是一個強烈的警示。毛澤東開始關注并深入研究如何反對以構建新的官僚主義體制為核心的修正主義。反修，就是不再走導致不同社會利益集團重新產生的蘇聯道路，力求改革蘇聯模式，這才是基本的歷史事實。然而，與前蘇聯不同，新中國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廣大軍民，繼在朝鮮戰爭中戰勝了美國及其西方集團之后，打破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經濟封鎖，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與農業體系，后來又擁有核武器，讓迷信軍事優勢的美國一籌莫展。

　　于是，美國的戰略家們就將對付中國的主要戰略調整為以心戰、文攻為主，以武力威懾為輔，試圖在中國重演蘇聯被逐漸和平演變的杰作，以兵不血刃地抵消二十世紀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成果，把中國乃至亞洲重新推回半殖民地狀態，繼續維持西方對整個世界的“奴役”。為此，對美國政府決策有著強大影響力的智囊庫--美國蘭德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向當政者再次提出新的建議報告，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當然，我們更應清醒地看到：在毛澤東推動中國政治大革命的歷史階段，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我國實行全方位幾乎是毫無保留的援助，這也是中國即使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消耗大量物質資源的同時，仍然能夠迅速實現國民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重要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自新中國建立之后，不得不實行對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一邊倒”的政策就已經開始了的。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充其量只能表述為：在西方逐步解除了對“紅色中國”的政治圍堵與經濟封鎖后，我國根據變化了國際形勢，增加了對西方世界的開放。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毛澤東時代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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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9月—1965年10月）

　　銀河出版社出版

　　謹以此書敬獻給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目　錄

　　引　言

　　第一章　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第一節　《論十大關系》對社會主義的探索

　　第二節　中共八大對推進社會主義的重要貢獻

　　第三節　創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

　　第二章　黨的整風運動與反右派斗爭

　　第一節　新時期的整風運動

　　第二節　由整風到反右派：雙重壓力下的抉擇

　　第三節　整風與反右的必要性及其經驗教訓

　　第三章　三面紅旗：經濟大革命的重要標志

　　第一節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制定

　　第二節　大躍進運動的蓬勃開展

　　第三節　人民公社化在調整中前行

　　第四章　關鍵時刻：黨內三次重要會議

　　第一節　廬山會議：由糾“左”到反右的逆轉

　　第二節　七千人大會的深遠歷史影響

　　第三節　清醒的認識：黨的八屆十中全會

　　第五章　勇于實踐發掘精神動力

　　第一節　大力推介“鞍鋼憲法”

　　第二節　工業學大慶

　　第三節　農業學大寨

　　第四節　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

　　第六章　抓社會主義教育與促經濟建設發展

　　第一節　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第二節　倡導干部參加勞動與防止形成官僚階層

　　第三節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與調整提升國民經濟

　　第七章　三線建設：經濟大革命的戰略決策

　　第一節　面對核戰爭威脅的戰略抉擇

　　第二節　三線建設決策的形成與部署

　　第三節　三線建設的主要成就

　　第四節　三線建設的重大歷史意義

　　第八章　樹立思想領先的光輝典范

　　第一節　工農兵典型

　　第二節　知識分子典型

　　第三節　領導干部典范

　　第九章　科教文衛領域里的革命與實踐

　　第一節　工農分子知識化與歷史研究普及化

　　第二節　“雙百”方針造就文化大繁榮

　　第三節　推動改革創新加快教育發展

　　第四節　科學技術事業成就輝煌

　　第五節　衛生體育事業不斷推進

　　第十章　加強民族團結與維護國家統一

　　第一節　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

　　第二節　平定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武裝叛亂的始末

　　第三節　和平推進西藏地區民主改革

　　第四節　調整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

　　第十一章　高擎反霸大旗推進國際大戰略

　　第一節　跌宕起伏的中蘇關系

　　第二節　持續低迷的中美關系

　　第三節　推進反帝反修的國際外交大戰略

　　第四節　注重發展同“中間地帶”國家友好關系

　　第五節　運用人民外交應對嚴峻環境

　　結束語

　　主要參考文獻

　　引　言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在南京召開的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黨員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拿共產黨的歷史來說有三十幾年，從鴉片戰爭反帝國主義算起有一百多年，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改變上層建筑和社會經濟制度，這僅僅是為建設、為發展生產、為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辟道路，為人民的生活提高開辟道路。現在是處在這么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作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毛澤東全集》第37卷447頁）老人家在這里所講的“變革時期”，實際上是指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并完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后，中國革命應當由政治大革命為主轉變以經濟大革命為主，即集中主要精力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就“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這一問題做了預測。老人家說：“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十幾年會稍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年進行教育，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們現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給我們的很少。“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們一道，干他個幾十年。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毛澤東全集》第37卷449頁）由此看來，毛澤東早就大致預計好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一百年”（由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年）的戰略規劃藍圖，如今人們正力求遵循這一路徑去實現毛澤東的遺愿。

　　只要人們深入研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就會發現“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的兩大總路線，恰好體現著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大革命與經濟大革命這樣兩大歷史過程的指導思想。它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由廣大革命群眾于斗爭實踐中認識并發展起來的，是在同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傾向作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是在同國際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包圍作斗爭中以及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聯修正主義作斗爭中發展起來的。

　　首先，謂之“政治大革命階段”：一九四九年三月，黨中央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革命勝利后黨的戰略方針是：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人在通過軍事大革命武裝奪取國家政權后的一個時期里，主要是繼續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如消滅殘敵、清匪反霸、定綱建政、鞏固政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在順利實現國民經濟恢復后，中共中央從一九五二年九月就開始醞釀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并于一九五三年六月正式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年譜》第2卷116頁）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導下，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完成了對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經濟。毫無疑問，這一歷史過程革命的總體目標，主要是體現在鞏固政權與建立社會主義新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務的解決上。與此同時，還進行了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包括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等等。

　　其次，謂之“經濟大革命階段”：由政治大革命階段轉變為經濟大革命階段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主要用于建立與維護國家政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結構與工作性質都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政府先后安排超過五百萬以上的軍隊人員，從過去以軍事武裝斗爭為主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主或直接轉業搞生產。前者如某些鐵道兵部隊、工程兵部隊等，后者如成建制改編為新疆建設兵團、黑龍江建設兵團或者集體轉業復員轉為諸如建設大慶油田那樣的工程建設隊伍，這是一個力求創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奇跡的時期。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全黨要來搞建設，要學科學……要學會率領整個社會跟自然界作斗爭，要把中國的面貌加以改變。政治面貌改變之后，必須使經濟面貌加以改變。”（《毛澤東全集第37卷447頁》）

　　從一九五七年九月開始，黨中央批判了經濟建設上的“右傾保守”和“反冒進”，制定了“超英趕美”這一發展戰略構想。毛澤東認真總結了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經同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年譜》第3卷319頁）這條路線是建立在對執政黨當時的主要任務準確判斷基礎上的，反映了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黨在各條戰線普遍開展了大躍進運動，在推動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這樣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工業建設許多重大項目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農業水利建設的全面上馬、大干快上，從創辦以中國科技大學與地方社會科學院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科研機構等等，都是在“大躍進”年代創建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當然，由于這一時期仍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階段，經驗不足，特別是由于我們過分強調保護群眾激發出來的革命與生產運動的積極性，的確出現過建設速度上急于求成、生產關系上急于過渡的失誤，導致了有的工作曾一度遭受嚴重挫折。但這不是主流是支流，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問題。這一階段，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我們也先后開展了黨內整風、反擊右派進攻、樹立了一大批值得全社會共同學習的（工農兵、知識分子、領導干部）先進典型和以“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

　　如何全面推動以中國經濟建設為主導的大革命，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同秘魯議員團的談話中曾明確指出：中國是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工農業水平不高，有許多人是文盲。我們現在正在積極組織自己的經濟，積極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工業，使農業用機器裝備起來。現在工作才開始做，僅僅是開始。至于做出成績來，那需要時間，需要朋友的幫助，不是很短時間內所能做到的。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提高經濟、文化水平，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總要花些時間。我們已經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工業才這么一點，農業還是手工業式的，也許再有十年才會有些進步。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同別的國家一樣，不僅要為自己而且還要對世界做些貢獻。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中美、南美有二十個國家，同亞洲的國家例如中國發生經濟聯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聯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換有益的東西。（《毛澤東全集》第42卷37頁）

　　老人家強調說，“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是新的事，沒有經驗。怎么搞工業，比如煉鐵、煉鋼，過去就不大知道。這是科學技術，是向地球開戰……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比如水壩，如修得不好，質量不好，就會被水沖垮，將房屋、土地都淹沒，這不是處罰嗎？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真正認真搞經濟工作，是從去年八月才開始的。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設，而是搞革命。許多同志都是這樣，把重點放在革命、社會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美國煉的鋼含硫量是百分之零點零四，我們只有個別地方煉的鋼含硫量達到百分之零點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煉的鋼質量不好。這是新問題，不能調皮，要老老實實學習。如果粗心大意、調皮、充好漢，一定會跌跤子的。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我們有些人辦事時總是忘了一兩個條件。比如煉鐵，沒有耐火磚不行，于是他們就把原來做盤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磚，這樣盤子就不夠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來的陶瓷生產恢復起來。這個事情是很復雜的，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事情。工業、農業、商業、交通事業都可能碰到。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中國有希望就是了。這還要靠你們幫助，靠世界上愛好和平人民的幫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毛澤東年譜》第4卷67頁）

　　對這場經濟大革命前段工作的進展及其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于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擬寫了一篇題為《十年總結》的文稿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評判。毛澤東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開始反映了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一九五八年五月黨大會制定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九月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就有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產、生活兩樣抓。（《毛澤東年譜第4卷419頁》）

　　十二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了集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線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線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的界線問題，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千三百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馬鞍形。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面仍然被動，直至于今。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廬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擊，獲得勝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會議規定后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于留余地，對于藏一手，對于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毛澤東年譜》第4卷422頁）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地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毛澤東全集》第43卷375頁）

　　編著者

　　2016年9月9日

　　修訂于2021年建黨百年之際

　　毛澤東時代研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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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1月—1976年9月）

　　銀河出版社出版

　　謹以此書敬獻給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目　錄

　　引　言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緣起

　　第一節　戲劇改革與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

　　第二節　歷史的沉思：重上井岡山

　　第三節　擘劃推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第四節　《二月提綱》要害所在

　　第二章　發動與推進文化大革命

　　第一節　《五一六通知》與文化大革命興起

　　第二節　八屆十一中全會與《十六條》

　　第三節　檢閱紅衛兵與革命大串聯

　　第三章　奪權斗爭推動繼續革命

　　第一節　大聯合與“一月風暴”

　　第二節　推進以工農兵與革命干部為主導的三結合

　　第三節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第四節　“三結合”的不斷創新發展

　　第四章　黨的九大與整黨建黨

　　第一節　吐故納新以創新黨的建設

　　第二節　中共八屆十二中擴大全會的召開

　　第三節　召開九大與起草《政治報告》

　　第五章　推進上層建筑領域改革

　　第一節　教育改革與培養接班人

　　第二節　衛生改革與服務最廣大的農民群眾

　　第三節　毛澤東時代的德治與法治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第一節　九屆二中全會上初次較量

　　第二節　南行講話與《五七一工程紀要》

　　第三節　九一三事件與滴水洞家信

　　第七章　以思想領域革命帶動各項斗批改

　　第一節　思想革命重在斗私批修

　　第二節　堅持反潮流的馬列主義原則

　　第三節　政治體制改革與人民監督政府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社會發展

　　第一節　世界第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

　　第二節　以“兩彈一星一艇”為標志的科技發展

　　第三節　農業現代化建設與社隊企業發展

　　第九章　引領第三世界與反對美蘇霸權

　　第一節　援助亞非拉國家與抗美援越及抗蘇援阿

　　第二節　維護領土主權的珍寶島事件及西沙之戰

　　第三節　秘密打開與美國關系通道

　　第四節　毛澤東思想：影響世界的軟實力

　　第十章　國際大戰略與三個世界理論

　　第一節　“兩阿”提案與中國重返聯合國

　　第二節　三個世界理論的劃分與演變

　　第三節　毛澤東國際大戰略的理論與實踐

　　第十一章　黨的十大與批林批孔運動

　　第一節　召開黨的十大及其確立的政治路線

　　第二節　理論普及與批林批孔

　　第三節　召開四屆人大與批判三項指示為綱

　　第四節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第五節　由悼念引發的“四五”群體性事件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政治遺產

　　第一節　深刻反思與同路人路線之爭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在自我糾錯中前行

　　第三節　初步實現三大政治目標

　　第十三章　習近平新時代賡續紅色血脈

　　第一節  人民選擇與踐行黨的宗旨

　　第二節  信仰推動與再續新輝煌

　　第三節  勇于實踐與創新性發展

　　結束語

　　主要參考文獻

　　后　記

　　附件一：黎陽：真實的文化大革命

　　附件二：謝靜宜：我要為老人家說句公道話

　　附件三：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時代精神

　　引　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創建新中國之后，繼政治領域推動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與經濟領域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開始于文化領域發動的又一場新的大革命。“文化”這個概念外延非常寬泛：從政治、法律、哲學到人們的習慣與傳統，從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到社會的道德規范，從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論、歷史研究，總之，凡是涉及社會意識形態領域，與人的思想、精神相關的東西，全都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此外，只要涉及社會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載體（書、報、影視、廣播、戲曲、藝術等媒介），又必然涉及文化的傳播者（教育系統、文藝系統與其他有關系統）乃至相關管理人員（教授、演員、學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機構的專職管理者；當然還會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化的內涵有所不同，這是由于其反映的對象有所不同，而其所反映的核心，必然是一定歷史時期在一定物質條件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極力維護的經濟基礎。一旦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改變，就會要求社會文化作出相應的改變，來適應新的經濟基礎。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某一種社會思想或理論乃至某種文化，當它賴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發生改變之后，還會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并對社會的發展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這種意識滯后于存在的現象，是社會意識相對獨立性的一個表現。以革命的手段推動文化變革，克服相對獨立存在的舊傳統文化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阻礙作用，使之逐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基礎，這是廣義的“文化革命”。在世界歷史上，這種廣義的“文化革命”發生過多次，但多為漸進式的革命，多以文藝、宗教的名義進行。如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這些革命一般都很不徹底。這是因為，所發生的經濟基礎的革命，多半是從某種落后的私有制進化為另一種經過改良的私有制，基礎的變革本身就不徹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僅僅是摧毀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兩種基礎，本質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對文化變革的要求，達不到促使其根本改變、發生質的飛躍這樣一種程度。但當社會經濟基礎出現了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變革，對文化變革的要求，就達了促使其根本改變、發生質的飛躍、產生革命的程度。因為在人類歷史上，私有制從產生到發展，已經有數千年。人類所有文化，幾乎全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而公有制作為社會制度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斷斷續續，不過百年歷史。全面、系統、科學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種萌芽狀態，只在中國存在了大約二十年時間。要從萌芽長成參天大樹，首先面對的是盤根錯節幾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絞殺，斗爭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強大。這場文化大變革必然會呈現出一種相對激烈的革命形式。這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將革命的對象直指執政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它又是觸及億萬人民思想靈魂的大革命，是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革命。在中國，這場革命的指導思想就是作為毛澤東晚年光輝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我們必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放到一個完整的社會運動的全過程中去研究，透過各種歷史現象，找到引發這場大革命必然的、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發掘這段歷史所反映出來的基本規律，從而對其作出科學客觀的評判。

　　第一，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老人家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時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們談話時所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我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聯，大串聯使全國革命連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干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毛澤東年譜》第6卷24頁）

　　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千方百計保存資本主義的舊秩序及其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改革，一個要守舊，這就是兩條路線斗爭持續的動因。在毛澤東的親自發動下，廣大工農兵起來了，沖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群眾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內部發生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干部起來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的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干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的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關鍵時刻，毛澤東突出強調了“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他所說的“全國全面”，包括了工礦企業和農村。毛澤東說一定要搞工礦企業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半途而廢。毛澤東提出“抓革命、促生產”這一口號，主要是指抓好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發展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破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指出，有人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推進生產而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沖掉。

　　毛澤東還強調說：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門、機關學校改，改些什么？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為社會經濟基礎的工礦農村還是老一套，那還改什么呢？那就沒有目標了。毛澤東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當然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說舊的規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澤東關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老人家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實現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的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澤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連小民主也沒有。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要保障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聯的正常進行，專政機關不能干涉甚至壓制，不能亂抓人。只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即運用群眾專政來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澤東反復講，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堅持資產階級思想的，只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這些人辯論。毛澤東同時指出，專政限于很小范圍。黨內問題，不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好，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也好，在黨內、政府內、民主黨派內部，即使確有證據的特務，也要一人不殺，大部不抓。毛澤東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斗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種思想斗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個問題。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面、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做深入細致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斗爭。毛澤東說，一定要有革命領導干部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束縛群眾的框框，到群眾中去，同工人農民學生在一起，參加斗批改，實現機關革命化。要堅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領導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團結大多數，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毛澤東說，看來越來越多的領導人會站到革命群眾方面來，支持他所發動的群眾的革命運動。極少數不肯回頭、堅持錯誤、陽奉陰違、耍兩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眾打倒，這極少數人是“咎由自取”（事實是“九大”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務，都解放了）。不深入了解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對于“一月奪權”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背景，對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毛澤東本人，就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判。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積極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負責”。今天由于某些人長期的妖魔化、污名化，政治運動似乎成了“瘋狂”的代名詞。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的，歷史的真實是：“政治運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是一種以人民為主體為依靠對象的大眾民主。這就可以解釋新中國前三十年，干部隊伍為什么基本是廉潔的，為什么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

　　第二，應當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六月，毛澤東在重病中曾與身邊的人多次談道：“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全集》第52卷150頁）毛澤東早就以偉人非凡的眼光看到了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的障礙所在，為此老人家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惜打碎自己所創立的一切，甚至不惜粉身碎骨，用無與倫比的智慧與勇氣身體力行來破解中國的歷史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認為，將人民從“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解救出來，解放了人們的身體，創建一個新政權，建立一個新國家，這只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階級壓迫越深就遲早會爆發推翻反動統治的人民革命，古今中外歷史上的王朝霸業興亡概莫能外，這就是歷史周期律。

　　老人家始終認為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代表的“四大”自由的大民主，才是一切真民主的基礎。沒有“四大”自由為保障，奢談發展民主、促進民主、實現民主不過是一些騙人的鬼話，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無不如此，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新民主決不能效仿。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權威與權貴則是壓制民主實現罪惡的兩只黑手，在一個充斥權威與權貴的社會建立民主制度的意愿，永遠都只能算是美麗的夢想。從一定意義上講，與其把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視為一場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政治運動，不如把她視為一場人民民主的啟蒙運動更為符合實際。因為毛澤東堪稱人類歷史上唯一一位真正將民主權力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賦予人民的領袖，或者說毛澤東是古今中外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將權力交給了人民，由人民當家做主的領導人，這完全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文化大革命是對針對中國人舊思想觀念的刮骨療毒式的一場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思想。在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意識、民主基礎的國家；一個人民腦海浸淫數千年封建禮教，深受封建等級思想束縛的民族；一個唯唯諾諾于權威和權貴，只唯上不唯實的社會，要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人民民主，不發動一場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思想文化的大革命，不足以讓中國乃至世界無產階級真正取得并維護好爭取到的民主權力，也不可能讓中國永遠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場思想文化的大革命將對中華民族的未來產生無法估量的巨大影響，因為這場革命已教育了人民沒有什么權威是不可以被推翻的，沒有什么權貴是不可以被打倒的，而這正是建立民主制度最為重要的思想基礎。身體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基礎，不解放身體，解放思想只能是幻想；解放思想是解放身體的保證，不解放思想，解放了的身體將重歸于奴役。毛澤東那番血雨腥風中交權的談話，恰恰印證了思想的革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耗費更多的時間。

　　如果毛澤東只做了第一件事，他或許不過是又一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與他推翻的蔣家王朝和他之后的站在人民對立面的政治統治者也許不會有根本的區別。正是因他做了第二件事，才使他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具有了劃時代的偉大意義，也才奠定了他作為名列世界偉人前茅之基石。這完全是因為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真正實踐了“無產階級”的人民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否作出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評判，事關毛澤東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理論與實踐，事關未來世界革命的前途與命運。關于這一點，連鄧小平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他曾違心地檢討過：“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斗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范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見鄧小平1966年10月26日的《檢討》）“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別是‘八大’選為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之一。”（見鄧小平1968年《我的自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見鄧小平1972年8月2日給毛主席的信）。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當我們囿于眾說紛紜內心彷徨之時，往往更容易處在“當局者昧旁觀者清”的認識狀態，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就看得比我們清楚。美國人莫里斯·邁斯納在一九八五年秋所寫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曾用很長的篇幅來闡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話尤其值得我們深思。他說：“關于文化大革命性質和后果的爭論在未來的很多年中還將繼續進行，還需要幾十年才能夠寫出一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較準確、比較深刻的完整歷史。”同時，這位國際友人針對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走到崩潰邊緣的說法，在書中引用了周恩來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段話時說：周恩來的報告著重闡述了中國過去的經濟進步及未來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以此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沒有對中國不斷發展著迅速的工業化產生嚴重破壞。周恩來指出，一九七四年的工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其中鋼產量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二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作家韓丁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以山西省長治市張莊的集體化道路為背景的名為《深翻》的書中，就大聲謳歌了張莊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偉大壯舉與輝煌成就。他在一九九三年六月為該書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憤怒地批判了某些人對合作化運動的種種誣蔑與攻擊的行為，同時也談到了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他寫道：“我認為中國三十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事實駁倒了‘農業合作化極左、烏托邦，導致了長期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說法”。“我認為毛是對的。不僅農民迫切需要組織起來，搞土地合作，防止兩極分化是對的，而且對問題的對立面的性質的分析也是對的。這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第一個尖銳的現象，這個斗爭從一解放就一直支配著中國的政治。毛考慮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時總結道，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前者傾向于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后者則傾向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毛活著的時候，一直把社會主義作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且反對所有對它的攻擊來保衛著它、動員人民通過群眾運動來改造社會，并在運動的過程中教育人民、教育黨，提高領導和被領導的覺悟，不斷尋求新的途徑來為改造社會更進一步。然而，在前進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線都會遇到反對和抗拒。……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執行和結果上，兩條路線發生了一連串的尖銳爭執，在一系列的沖突達到頂點以后，毛總結道，黨的高層內一小撮走資派已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中不可逾越的絆腳石。耐心地說服和教育，以及迄今為止黨所進行的整風，已證明對解決這個問題無濟于事。這時，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當時得出的結論，即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對抗性矛盾就在黨內，是令人吃驚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決這個問題辦法==發動全體人民，更是令人吃驚的和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大膽而不可預知、充滿困難且不能保證成功的計劃。很少人--甚至毛的最堅決的支持者--真正理解這個計劃。只有現在，改革以后，實行了責任制以后，我們不得不把所有的東西都承包給個人去謀利以后，我們才有了一點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歷，才明白了這一點。”在這里，韓丁明確地提出了他所真正理解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當然，我們在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如同評價“巴黎公社”那樣，也應看到它存在這樣那樣一些不足。毛澤東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毛澤東年譜》第6卷641頁）毛澤東的這個評判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客觀公正的。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乃至成績相比，它畢竟是支流細節（對此本人不作過多評述，請詳見附件一《黎陽：真實的文化大革命》，黎先生的評述詳細深刻且發人深省；附件二《謝靜宜：我要為老人家說句公道話》謝女士的敘述客觀真實相互印證）。歷史上任何一次推動人類發展前進的大革命，哪能沒有一些瑕疵呢？對此，我們不能求全責備。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識分子，受到沖擊，吃了一些苦頭，是值得同情的，但也要從積極方面去考慮。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不同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僅要消滅私有制，還要解決人們的私有觀念問題，這談何容易！毛澤東之所以一再強調要“斗私批修”，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觸及一下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風，與私有觀念實行決裂，當然不會是壞事。毫無疑問，它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一場廣泛而又寶貴的精神實踐。

　　第三，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科學分期。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過程究竟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有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從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到全國各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理由是只有這一段才是革命群眾起來造反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結束，理由是文化大革命摧毀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任務已經完成；有人認為，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這也就是所謂人亡政息的歷史現象。第一種意見顯然是不對的。不能僅僅把發動群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沖擊原來的黨政領導機關，才看成是群眾運動，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說，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斗批改就不是群眾運動，就不是文化大革命。第二種意見也不可取。在籌備九大的過程中，黨中央毛澤東曾經設想：九大的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九大以后繼續用一段時間完成斗批改的任務，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勝利結束了。但客觀發展的實際情況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九大以后，又出現了林彪集團陰謀篡奪更大權力的問題。當時只能因勢利導，把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后進行了十年的第三種意見相對比較科學。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大的階段：一是醞釀階段，即以文化領域革命大批判為突破口，由個別到一般的全民動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是實施階段，即摧毀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是推進階段，即摧毀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是再推進階段，即批判鄧小平刮起的右傾翻案風（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參見《毛澤東全集》第49卷411頁）在每一個大的階段中，又可以劃分為若干小的階段。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為什么搞了十年之久？這個問題，只能用階級斗爭的客觀進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來解釋。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預計一九六六年發動，一九六七年就可以告一段落。后來實際情況是，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受到群眾沖擊以后陷于癱瘓，群眾中又分成兩大派全面內戰。一九六七年，黨中央就開始號召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建立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開展斗批改，可是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才成立了各省的革命委員會，整整花了近兩年的時間。隨后，黨中央即著手準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大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各單位開展斗批改的最后階段。

　　然而，令人難以預料的是：這時，林彪集團又開始了進行篡奪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一九七一年九月發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接著，為了肅清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影響，不得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開展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國人大第四屆一次會議召開，再次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學習理論、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階段。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些人在黨內和社會上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翻案風。為了反擊這股風潮，又不得不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群眾運動。眾所周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體是廣大工農兵及其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斗爭的。這場斗爭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在群眾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或受某種利益的驅動、或不明真相，在一個時期，采取行動“保護”犯走資派錯誤的領導干部。在社會上，確實也有一部分人，企圖乘文化大革命之機，翻社會主義革命的案，甚至翻新民主主義革命案的現象的客觀存在。特別是在領導干部中，既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有犯走資派錯誤的當權派，還有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在黨內外尖銳復雜的表現，我們要區別不同情況，不能隨意模糊了階級陣線和政治界限。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針對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澤東曾批駁道：怎么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么能發現？怎么能打倒？從這個意義上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的世界意義與歷史意義是極其深遠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由于沒有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東歐在一九九一年前后紛紛發生劇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垮臺！由于沒有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蘇聯驟然解體，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垮臺了！只要人們是站在工人階級乃至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對于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曾經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不會有任何懷疑。時至今日，我們大家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編著者

　　于2016年9月9日

　　修訂于2021年建黨百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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