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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駭人的數字,折射著令人驚恐的事實:過去四十年間,我們賦予了一批又一批新生的資產階級以巨大的政治紅利、高企的社會地位、漂白的階級形象,以及難以統計的財富體量——這里的“財富”,并非其企業自身通過升級生產力而創造的資本增量,反而更多是透支全民勞動者的現金儲備以及國家的未來資本,通過金融業、銀行業等蛀蟲的勾結,實現了指數級別的私人資本堆積。
但是,他們都做了些什么?
就在3月15日,證監會發布《關于落實政治過硬能力過硬作風過硬標準全面加強證監會系統自身建設的意見》,其中提到:
繼續加大力度深入開展發行審核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治理,嚴懲腐敗與風險交織、資本與權力勾連、不收斂不收手問題。
要從嚴從緊整治政商“旋轉門”問題,聚焦駐證監會紀檢監察組提出的削減離職人員“職務身份價值”這個根本,從嚴限制入股和從業行為,對重點部門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設置離職“冷凍期”,加強離職后從業跟蹤管理,強化穿透核查,嚴肅懲處違規違紀違法行為,加強經常性警示教育。
官方提及“旋轉門”,而許家印的恒大就是一家精通圍獵官員下海、大造旋轉門的企業。
提一個人:恒大人壽原董事長、中融人壽原代行董事長之職的朱加麟,于去年9月17日被帶走,其履歷帶有鮮明的“政商旋轉門”色彩。
此人此前在中信系統內任職逾三十年,期間有十三年曾在中信旗下的中信保誠人壽工作,是個“老中信人”。
但是在2017年,正值政治生命壯年的他于中信銀行副行長的位置上轉投恒大集團,出任恒大金融集團總裁,次年出任恒大人壽董事長。
隨后沒過多久,朱加麟又辭去恒大人壽董事長一職,但這只是表面,實際他在辭任之后仍然擔任恒大人壽董事,直至2021年末才加入貴州首富羅玉平的中融人壽,出任副董事長并在去年7月后代行董事長之職至到落馬(不過一直未見監管部門公開批復其任職資格)。
朱加麟“旋轉”到許家印麾下的任職時間不算太長,然而其加入的時間點正處于恒大金融資產快速膨脹(恒大通過金融板塊給地產業務“自融”資金)的時期。
各種線索顯示,無論是在中信還是中融人壽,朱加麟所在的公司與恒大之間均有著緊密聯系。
比如朱加麟從中信轉投恒大前,中信銀行便和恒大集團過往甚密,一度為恒大集團最大的融資“金主”,一名中融人壽原高管則指稱:
朱加麟在任上曾主導了中融人壽與恒大之間超四十億元的互投,是公司風險最高、問題最大、金額最高的一項關聯交易。
2013年,時年49歲的朱加麟從保險系統回到銀行領域,出任中信銀行黨委委員,次年出任該行副行長,并兼任中信銀行總行營業部黨委書記、總經理。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時他還兼任了北京中赫國安足球俱樂部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真乃諷刺,國安球迷和恒大球迷這十年來相愛相殺隔空對罵,結果頂上金主卻彼此你儂我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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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恒大在2017年的十個月內先后引入了1300億元的天文數字戰略投資,涉及二十五家機構,緩解了自2016年以來緊繃的資金鏈,也震驚了世界。
當時相傳某位集團高管在飯間借著酒勁吐露:
別說你們,就是我們(指恒大核心管理層),都不知道許教授到底有多少人脈……
七年前的那些戰投者多來自于地方國資、恒大的供應商和項目合作方以及金融機構,均與恒大簽訂了對賭協議,包括凈利潤的業績承諾和股權回購承諾。
彼時,正是出身于國資金融系統的朱加麟主導操盤了恒大的引戰,解了許老板燃眉之急。
許老板有三次燃眉之急,第一次是2008年前后的上市艱辛,當時救他的是一幫香港的大佬(了解當年軼事詳情,添加微信:jinxue2025 );
第二次就是2016年前后的償還永續債壓力,當時救他的人變成了朱加麟以“旋轉人”姿態吆喝來的內地一眾國資,以及許老板自己的民營資本家朋友圈,不過也由此“坑”了一大票寡頭,比如正威王文銀和蘇寧張近東(當然這里面也不全“賴”許老板,也有馬云螞蟻集團上市失敗的因素,暫不展開);
第三次則是2020年開始的房企“三道紅線”與恒大財富擠兌暴雷,目前似乎無人能再救他。
六年半前,2018年3月31日,恒大集團舉行2018年度戰略合作伙伴高層峰會,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團總裁的身份出席金融專題會議并發表講話,那個階段恒大與中信系就已然深度綁定。
在恒大集團那年年報披露的二十多家主要往來銀行列表中,中信銀行明晃晃排名第一。
早在2015年3月,中信銀行、中信信托就與恒大集團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中信銀行、中信信托分別給予恒大集團授信400億元、200億元,合計600億元,為恒大集團在綜合金融、項目合作、綜合授信和現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攬子、一站式服務。
2017年年初,中信銀行總行與恒大集團又進一步深入“總對總”合作,達成了額度總計超千億元的授信合作意向。
2017年5月,恒大宣布進行股權融資,與中信銀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一信銀國際成立的基金聯合,開發恒大地產位于深圳、重慶、成都等地的十個項目。
其中,信銀國際旗下基金以委托貸款形式給項目公司借款108.5億元,除此還將投資108.5億元作為項目資本金。信銀國際在這一單業務上就給恒大集團輸血200多億元。
彼時,信銀國際的董事長為時任中信銀行行長孫德順,他從行長任上退后繼續擔任了一段時間信銀國際董事長的職務——直至2019年9月被查,2020年3月20日被開除黨籍。
在2017年朱加麟幫助許老板大張旗鼓引入戰投的同時,許老板成功集中償還了自2013年起發行的千億元永續債。
這些永續債采用的是“2+N"模式,前兩年利率分別為12%、13%,從2015年起跳升到18%。
2015年時,僅永續債付息成本就占了當年恒大綜合凈利潤的30%。
而永續債的認購方,包括諸多許家印的朋友,比如恒大的股東鄭裕彤等香港大佬。
2017年3月末,恒大集團引入了第一批八家戰投:中信聚恒(50億元)、廣田投資(50億元)、華建控股(50億元)、中融鼎興(30億元)、山東高速集團(30億元)、睿燦投資(30億元)、深圳美投(30億元)、廣東唯美(30億元)。
2017年6月,第二批戰投十三家:深業集團(55億元)、寶信投資(50億元)、華達置業(50億元)、麒翔投資(50億元)、鍵誠投資(35億元)、睿燦投資(35億元)、鴻達投資(30億元)、宇民投資(20億元)、金橙宏源(20億元)、嘉寓汽車(20億元)、深圳中意(10億元)、豪仁物業(10億元)、永合金豐(10億元)。
2017年11月,第三批戰投六家:蘇寧控股(200億元)、山東高速集團(200億元)、嘉寓汽車(50億元)、深圳正威集團(50億元)、廣州逸合投資(50億元)、四川鼎祥股權投資基金(50億元)。
在朱加麟任職恒大的2017-2019年,恒大人壽的保險業務收入分別為281.01億元、323.72億元、420.23億元,資產規模在2017年就提前突破了許老板制定的千億元紅包計劃,達到1038.43億元;2018、2019年又分別達到1202.32億元、1885.50億元。
至2020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壽的總資產達2415.42億元。
根據觀察,恒大人壽與其他“地產系”壽險公司往往通過“互投”來規避監管對于關聯交易的規定,以保障許老板得以“自融”資金。
恒大人壽的挪用手法之一就是通過投資底層資產包裝成應收賬款的信托計劃,造成應收賬款的進度假象,實際上資金則流入關聯公司。
這其中,在恒大人壽擔任了一年董事長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其“旋轉人”的資源配置手段到底有多深邃,后續都值得關注。
但無論如何,恒大所有資金自融的背后,是對社會公共財產的非法鯨吞,最終隨著許家印與境外股東的常年轉移,這些國內銀行及背后不計其數中國尋常百姓的血汗錢,全數淪為如貝萊德這樣的境外資本財團的暴利。
留給國人的,徒剩一座負債兩萬億不止的恒大集團空殼。
自古以來,人類所有暴利的行業無外乎獨一種商業模式:收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風險全民化,通過精心設計的非對稱風險,把巨大的尾部環賬留給了國家和人民,海量的利潤則落袋私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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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朱加麟之外,這已非第一位被查的恒大集團高管級“旋轉人”。
去年1月,恒大深圳公司前董事長、恒大足球俱樂部前董事長柯鵬,被有關部門帶走審查。
柯鵬其實是二進宮了,2022年年中離職時就被帶走調查過。
柯鵬進入恒大足球板塊是在2014年底,并在2015年4月左右接替劉永灼擔任恒大俱樂部一把手,劉永灼當時被許老板調去恒大冰泉“救火”(而劉永灼也在不久前被帶走調查)。
柯鵬執掌恒大俱樂部最轟動的工作就是上任僅兩個月即奉許老板的命令在戰平天津泰達賽后,當天于天河體育中心貴賓室強行解雇了卡納瓦羅團隊,用時不到一個小時。
隨后,恒大俱樂部由“意大利戰略”轉為“巴西戰略”,斯科拉里團隊、保利尼奧、羅比尼奧紛至沓來。
有趣的是,在那之前不久被帶走的李鐵,在恒大俱樂部擔任里皮助理教練時,與柯鵬有過短暫交集。
根據有限信息披露,柯鵬被二次調查主要還是涉及恒大集團過去多年在深圳市的舊改項目涉嫌違紀違法,他曾任恒大深圳公司董事長,主管深圳舊改項目。
而主導許家印布局深圳舊改的恒大深圳合伙人、翠林系資本實控人王忠明(90年代曾在江西靠公改私、大興土木建高爾夫會所起家、并在近年承接恒大多個爛尾項目),2022年秋天出走境外。
還有兩個時間點特別引人注目:2022年柯鵬被調查時,深圳市委原副書記、市政府原代市長陳如桂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在那一年前就已經因為深房理事件而被“大清洗”);此番柯鵬被查的一周前,12月30日,陳如桂案被進行了立案審查,并給予其“雙開”處理。
陳如桂2001年任廣州市建委副主任(兩年后升主任),當時就與恒大集團產生交集;而在他的廣州工作經歷中,廣州市原副市長曹鑒燎(2013年12月被查)和廣州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蘇澤群(2020年8月)均先后被查,都是涉及城建領域的腐敗。
2010年11月1日,當賽季中甲聯賽最后一輪,廣州恒大的沖超之戰,時任廣州市委常委、秘書長的陳如桂還受到許家印的特別邀請,親臨現場為恒大助威。
一年后的10月16日,恒大的中超首冠之戰,3比0戰勝上海申花提前四輪拿下中超冠軍,當晚,陳如桂再次出現在天河體育中心的貴賓席,陪同的還有許家印、柯鵬。
2017年,陳如桂迎來仕途巔峰,上任深圳任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代市長,許家印同年將恒大集團總部從廣州遷往深圳,且行事作風一向高調的許老板彼時選擇了低調搬遷,沒有進行任何輿論宣傳。
陳如桂任內,深圳房價迎來恐怖增長潮,2020年上半年深圳房價累計上漲11.35%,同期上海累計上漲4.72%,北京累計上漲2.81%,廣州累計上漲0.23%;那一年深圳10個行政區的二手房價格平均也漲了22%。
隨即那年年底,中央頒布“三道紅線”,房地產業進入降溫時期,間接讓中國足球的金元泡沫逐步爆炸(三級職業聯賽80%以上的俱樂部金主都是房企)。
2017年之前,恒大集團在深圳僅有20個項目,而到2021年爆雷時,光在深圳的舊改項目就有61個。
其中新批的40個價值上萬億的舊改項目,都需要時任市長的陳如桂點頭,包括各銀行批給恒大集團的高杠桿借貸——2017年進入深圳之前,恒大的債務5000億不到,而四年時間便滾積到兩萬億不止。
2022年10月24日恒大在深圳南山餅干廠舊改項目(單一貨值淺估已達到75億元項目,屬于相對優質的資產)擬賣給招商蛇口,這標志著恒大從深圳退場——而這個大項目2016年簽約時,代表恒大簽約的就是當時恒大深圳公司執行董事長柯鵬。
柯鵬被查,這也是彼時一年之內恒大集團被帶走的第二位集團高管——2022年4月,恒大集團監事長、后升任副總裁的許家印核心左右手,姜麗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和佳木斯市監委聯合審查調查。
與出身中國銀行、新華社,后在2008年進入恒大集團的柯鵬,以及出身中信系統的朱加麟一樣,姜麗明同樣為“政轉企”的“旋轉人”:她曾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時,姜麗明從體制內高官位置辭職,以“旋轉門”的姿態投身商海加入許家印麾下,打響了當年“銀監會官員下海”的第一槍。
當時在姜麗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銀監會已經有包括法規部主任黃毅、銀行監管三部原副主任張霄嶺、組織部原部長、人事部主任吳躍等多位司局級官員到互聯網金融機構擔任高管,共計十二人。
前年姜麗明被查之前,前年10月,中央第四巡視組進駐中國銀保監會,開展為期兩個月左右的巡視。
2022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視組向中國銀保監會黨委反饋了巡視情況。
巡視組反饋稱,中國銀保監會存在不少問題,包括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兩個責任”有差距,嚴的氛圍沒有形成,對下級領導班子和“一把手”監督管理不夠有力,一些重要崗位和關鍵環節存在廉潔風險,系統中利用監管權謀私問題多發,政商“旋轉門”問題比較突出,“四風”問題禁而未絕;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有短板,領導班子建設存在薄弱環節等。
公開資料顯示,姜麗明在金融系統工作多年。
1985年5月至2003年9月,姜麗明先后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資金司、信貸管理司、銀行監管一司干部、副處長、處長。
2003年9月,她離開央行,到了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為銀行監管一部中國建設銀行監管處處長,一年多之后(2004年12月),她轉任原中國銀監會湖北監管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2006年2月,她成為原中國銀監會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副主任,五年后(2011年1月)任主任。
2016年3月,姜麗明成為原中國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時,姜麗明從體制內高官位置辭職,以“旋轉門”的姿態投身商海,打響了2017年“銀監會官員下海”的第一槍。
姜麗明、柯鵬、朱加麟這些被許家印圍獵、俘獲、利用的“旋轉人”們絕不會是結束,恒大集團會有更大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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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百年前那些生在夾縫中的資本家,近四十年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尤其是一大批地產寡頭)無疑享受著極其安全的國家環境(包括財富安全、市場安全、人身安全、輿論安全)。
然而,不論是對國家生產力(產業升級)的推動,還是對祖國命運的積極影響,其中某些巨鱷甚至還不如民國時期的一些民族實業家。
以“剪息票”姿態活躍于資本江湖的他們,如許家印之流,鯨吞蠶食國民財富、預支國家現金儲備,正是近四十年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執行手”群體。
中國頂端1%的人群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人群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給出的結論,前者自然包括著許家印這樣的人。
網絡上流傳已久的許家族奢侈到無以復加的衣食住行、變態級別復雜繁瑣的生活與工作“伺候標準”,簡直是對中國數億普通勞動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對過去多年“先富帶動后富”理論的一記響亮耳光。
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202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月1日,中國擁有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13.3萬戶,擁有600萬元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已經達到514萬戶,擁有千萬元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208萬戶。
未來,中國約有18萬億元財富將在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49萬億元財富將在二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92萬億元財富將在三十年內傳承給下一代。
對了,中國是沒有遺產稅的。
很顯然,如果許家印及其兒子沒有被清算,那么難以計量的恒大資金(實質是全民社會資本)大概率會順理成章、“合理合法”得繼續由許家人掌管。
麥肯錫的最新預測顯示,中國超高凈值人群個人金融資產總和將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長,管理資產規模將從2020年的21萬億元人民幣,增至2025年的38萬億元人民幣;超高凈值家庭數量也將從2020年的3.1萬提升到2025年的6萬。
另據福布斯第35屆年度世界億萬富翁名單顯示,2021年內,全球創造了2755位億萬富翁,總資產規模高達13.1 萬億美元,相當于每17小時就有一位億萬富翁誕生——其中,中國北京新增33位億萬富豪,總數達到100位,超過美國紐約的99位。
現實是,穩居高臺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著財富,還掌握著話語權、解釋權、定義權。他們除了要對窮人進行污名化、歧視化運動,還要對富人進行道德化、造神化運動。
看看許家印吧,官至全國政協,頭頂慈善高帽,兩度闊步登頂天安門城樓,傲氣享受廣州天河體育場四萬球迷五體投地、臣服淚拜的擁戴……
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部分“學者”、“媒體人”、“經濟學家”仍自帶干糧式的為其甚至為整個資本家階級搖旗吶喊、戴孝哭喪……
這就是我們過去許多年將社會財富交予管理的人,所謂“先富起來的人”。
可是他們“管理”財富的手段,我們今天全然了解了:對內財務造假騙取銀行貸款與融資牌照,對外開設避稅賬戶、勾連貝萊德/匯豐等西方資本永久性轉移國內資產。
恒大的廣泛拆借資金來自于美國各大商行,但提供信用抵押(擔保)的卻是國內的諸國有銀行(這背后自然是深不可測的腐敗網),許家印借到錢便利用恒大金融平臺發行商票債券,購買方有兩部分人:一是正常客戶(即最后的受害者),二是許家印自己家族的“朋友圈”,這些人是可以兌換的,等于是許家印聯合資本票友掏空了恒大集團這家空殼,待兜不住了,再將這家殘敗破陋的企業交到國家與人民面前,兩手一攤,白眼直翻。
直到去年秋天,許家印依舊在動用“關系”,奢望國家能“出手相救”,但這一次金融反腐與整治地產的雙拳齊下,許家印沒有機會了。
尤其是在他偷偷摸摸“戰術性離婚”(保全妻兒資產)和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保全海外資產)的動作被發現后,其“假保交樓,真拖時間”的意圖徹底暴露,鋃鐺入獄自然也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一旦國有銀行在去年再為許家印輸血的話,則會繼續資金對外流失,后果不堪設想。
恒大地產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報告皆是騙局,許家印通過提前確認收入方式財務造假,導致2019年、2020年各虛增收入2139.89億元、3501.57億元,占當期營收比分別為50.14%、78.54%;對應虛增利潤分別為407.22億元、512.89億元,占當期利潤總額的比各63.31%和86.88%。
以2020年的數據來說,這一年收入前五名的房企分別恒大、碧桂園、綠地、萬科、保利,各實現營收5072.48億元、4628.56億元、4561億元、4191.12億元及2432億元——恒大虛增收入3501.57億元,相當于憑空捏造了一家保利地產。
但是在此之前,許家印其人卻一直是安全、穩定、高光的社會形象。
不妨一覽恒大集團的做派(也是許家印本人極其熱愛向往并為之攀附的政治cosplay)——恒大集團的黨委從成立初期的7個黨支部、100多名黨員,到2020年已發展成為二級黨委5個、黨總支35個、黨支部639個、在崗黨員7756人、基層黨組織覆蓋率100%的所謂“軟紅色企業”,集團先后獲得"全國企業黨建工作先進單位”等榮譽,“黨委書記許家印”更是榮獲"全國企業優秀黨委書記”稱號……
看看恒大集團這會議布景,我也不知道這人是真有某種野心,還是過于cosplay上癮……
總之,諸位看官,如是歷史發生在你我眼前,就說魔幻不魔幻吧。
跋
文章最后放一段視頻,2016年恒大集團二十周年慶典,四位老戲子聲情并茂、肺腑共鳴、催人淚下的為許老板獻上贊歌……
也不知道八年前彼時圍繞在許老板身邊的太多人,包括媒體、戲子、球迷、政客、商人,如今都怎么樣了。
當然,相比于他們,我還是更心痛那些被許家印(以及過去太多力推力捧許家印的力量)沉重傷害的普通人們,那些無辜的工人、職員、業主、票戶、供應商……這些人們才是歷史上我們已太過熟悉的「時代的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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