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里有一對哲學范疇，叫內容與形式。

　　很多時候我們容易被現象所迷惑，因而看不清楚事物的本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常常分不清楚內容與形式。

　　比如，我們常常提到公有制，但是大多數人其實是把國有制這樣一種公有制的形式，當做了公有制本身。

　　顛倒了內容與形式，其結果一定是距離事物的本質越來越遠。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在處理生產資料國有制的過程中，就看到了這種形式與內容之間的本質不同，提出：“問題的關鍵甚至不在于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單靠沒收是無濟于事的，因為其中并不包含組織要素和計算正確分配的要素。”

　　將資本家的財產收歸國有，以國家運營的方式來處理這些財產只是形式，是臨時的手段，歸根結底改變生產關系，使得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才是內容，是根本的目的。

　　這其中區別在哪？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我們還得認真聊聊這個問題。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這句話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在封建個體經濟的社會生產中，小農經濟生產規模小，抗風險性小，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使得農民之間在生產上彼此隔離，盡管他們利益相同，但是這種個體經濟上的相互隔離使得他們并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實際上也就是無法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階級去爭取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們不可能以個人的力量來保護個人的利益，只能與地主之間形成一種等級生產關系，不可避免的遭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和統治。

　　這種脆弱的個體經濟，在地主階級的盤剝和自然風險的作用下又不可避免的要走向破產，而這種破產使得失去土地的農民更進一步增加了對地主的依賴，只能依靠租種地主的土地來維持起碼的生存，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

　　這種生產關系不變，地主對佃農、自耕農的剝削只會隨著土地兼并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其苦難自然難以避免。

　　隨著越來越多的自耕農也在這種封建生產關系的盤剝下走向破產，農民的反抗就會越來越激烈。一開始這種反抗因為個體農民力量的渺小，因此往往是消極的、被動的，表現為抗租、抗稅、抗徭役，產生大量流民等等，但是隨著剝削的積累，程度的加劇，量變引起質變，就會演變成為農民起義。

　　但是農民所代表的仍然是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他們的個體生產模式使得他們不可能提出資產階級性質的綱領，更不可能提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訴求。也就是說，他們起義的訴求只能停留在獲取相應的土地，減少稅收和徭役的負擔等等上面。因而單純的農民起義，不可能觸及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所以不管最終起義的成果是被原先的地主官僚所竊取，還是參加起義的農民軍本身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在這些人上升為新的統治階級以后，在他們成為新的地主以后，他們仍然還是在原來的生產關系下，按照原有的生產模式把土地租給農民。

　　于是歷史周期率產生了，不管王朝更替是否頻繁，不管新上任的地主階級一開始多么的勵精圖治，只要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不變，農民所處的經濟地位不變，其悲慘的命運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歷史循環就不可能改變。這一點，不管你怎么刮骨療毒，怎么刀口向內，只要刮不到生產關系上，只要刀不到經濟基礎上，歷史的周期率也就不會改變。

　　所以，列寧才提出光是沒收了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土地、生產資料等等，將其收歸國有是不夠的。這跟封建時代單純的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沒有什么區別。簡單的沒收和實質上的生產社會化、生產資料社會占有（公有）還有很大的差距。沒收只是手段或形式，國有同樣只是一個臨時的手段，國有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真正的公有，進而實現生產關系的真正的變革。

　　其中區別就在于，收歸國有，僅僅只是以“公有制”的名義實現了“官有”，如果不能變“官有”為真正的社會全民所有，“官有”也很可能變質，從一開始的服務于人民群眾，變成服務于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公仆一旦長期占有生產資料，其性質也必然從人民公仆變成社會主人。如此一來，新的生產關系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不鞏固，容易被黨內資產階級復辟。

　　國民黨時期，國民黨官員們大量掌握的國有企業，官辦企業就是如此。那些國民黨高官們利用這種官辦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貪污腐化，將業務層層轉包給自己的親屬使其大發其財，將其視作自己升官發財的途徑，虧空和私吞國有資產，利用這些國有企業幫助和扶植資產階級，偶爾搞點社會救濟以緩解社會矛盾，這樣的國有與社會公有簡直天差地別。

　　這種性質的國有企業，就如恩格斯論述資本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一樣，“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為了實現從國有到公有的目的，以求根本上改變生產關系，不管是列寧時期，還是后來毛主席時期，都付出過很多努力和嘗試。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工人階級自己掌握生產資料并直接管理生產活動。列寧在論證生產資料公有制時，始終堅持生產者管理經濟的原則，強調對國有化的生產資料實行“工人管理”、“全體勞動人民民主管理”。

　　但是在實踐中，因為當時工人階級本身人數較少，技術文化水平較低，同時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管理體制還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工人往往還難以直接對生產企業進行管理。在這個階段中，工人很多情況下只能通過自己的國家進行管理。因此全民所有制，或者說社會所有制，就不可避免的在形式上表現出國有制的形式來。

　　但是如果一旦把這種國有制的形式，當做了公有制本身，當做了事實上的生產資料社會化本身固定下來，那就等于是顛倒了形式與內容。

　　形式變內容，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變成了國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這樣一來，工人階級管理生產的目的，就只能一直停留在通過生產者的代表，即國家機關間接實現。勞動者不能以生產者主體的身份實現對生產過程和勞動產品交換、分配過程的直接管理權，而只能由國家干部來實現這種管理權。這樣，國家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就可能憑借他們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為所欲為，并且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出現官倒、官商一類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封建衙門式的管理方法，某些人還可以利用這種漏洞進行資本主義活動。

　　為了防止這種本末倒置的局面產生，在這種暫時地不可避免的國有制形式下，就必須更進一步的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保證國家政權是牢牢的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這樣才能保證國有制的性質不變。但這不夠，從根本上說，是要改變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從所有制的角度去看，在經過工人階級的教育、鍛煉和成長以后，歸根結底還是要朝著工人階級直接管理生產資料，并組織起社會化的生產為目的，只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才能真正改變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地位，才能真正避免歷史周期率。

　　列寧為了防止大家忘掉無產階級所真正要追求的生產關系，防止大家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欺騙，他在論述公有制的時候，始終把它與社會生產的目的聯系在一起。他這樣說道：

　　“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有的工廠和礦山以及所有的大地產等都歸整個社會所有，實行工人自己進行的、共同的社會主義生產。那時，共同勞動的產品將由勞動者自己來享用，超出他們生活需要的剩余產品，將用來滿足工人自己的各種需要，用來充分發展他們的各種才能，用來平等地享受科學和技術的一切成果。”

　　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也很簡單，不管怎么描繪和包裝生產關系，不管宣稱其為何種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目標始終是不同的，一個是為勞動者的社會需求進行生產，一個是為資本家追求的剩余價值而生產。

　　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生產的方向是為滿足資本家的利潤進行生產，還是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求進行生產？這是幫助我們看清生產關系實質的度量衡。

　　辯證法的根本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矛盾的規律。既然是矛盾，就有兩面，當權力和生產資料處于集中狀態下的時候，就意味著必須以最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作為其對立面而存在著，否則這種集中就是危險的。就如毛主席在延安時談到歷史周期率時說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時代的生產關系結束了，所以歷史上那種帝王更替的歷史周期率也結束了。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沒有結束，所以實質上又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代替了舊的剝削階級，衍生出一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新的歷史周期率。只要這個新的周期率還沒有結束，那么階級斗爭就不會結束。這一點正如毛主席所說：

　　“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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