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漲工資、降工時，是一種調整分配、改善勞動條件的呼吁和口號。

　　但是這種呼吁實際上是不可能自上而下的推行或實踐的，以前經濟向上的時候，都沒見自上而下的嘗試過，現在經濟螺旋向下，企業利潤降低，自然就更不會了。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自上而下的主要任務是什么？是化債。

　　但是這個化債跟很多人理解的還債不一樣，化債不是把債還掉的意思。在信用貨幣時代，是債務創造貨幣，貨幣流動到各個經濟領域刺激經濟發展。如果說開始還債了，開始消滅債務了，那就等于是消滅經濟的動力源，這是萬萬不可能的。

　　那么我們說的化債是什么意思呢？實際上是需要用新的債務去承接舊的債務。有新的借債主體進來了，就能繼續創造貨幣，刺激投資和消費，提振大家的信心。如果刺激能夠推動資產價格上漲，那就更好了，資產的通脹可以大大稀釋之前的債務，又能反過來刺激新的債務，新的債務承接了舊的債務，不就化債了嗎？

　　所以，往往經濟一旦有下滑的形勢，降低借款門檻、降低資產購入門檻、托底資產價格、增加財政支出，這些辦法就成為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最為常見的提振經濟的辦法。而這些所有的辦法里面，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創造更大的債務來化解當前的債務。

　　化債的本質其實就是以新債掩蓋舊債。

　　至于暫時的債務置換，減少利息支出，降低債務負擔等等，不過是債務到期后輾轉騰挪的臨時辦法。只要新債不進來，舊債就永遠不存在被化掉的可能。

　　債務進入結賬周期，如果沒有新債主體接盤，則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大大減弱。此時，企業利潤降低、居民消費低迷，財政收入自然就會受到嚴重影響。這時，就更不可能有主動地，自上而下的提升民生的改革措施。

　　就像改稻為桑一樣，本來就是為了彌補朝廷虧空想出的辦法，從來就沒有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思考過，又怎么可能設計出一個符合農民利益的執行方案呢？其實從農民的角度去看，這事一點都不難辦，只需要把賺取的利潤多分二兩銀子給桑農，上面少吃二兩，這事就能成。可是偏偏最詭異的事情也在這里，從上到下，從嘉靖到海瑞，從嚴嵩到沈一石，沒有一個人嘗試過提出這個方案，甚至沒有一個人嘗試過思考這個方案。

　　楊金水、鄭必昌之流想出的辦法是毀堤淹田，胡宗憲想出的辦法是“事緩則圓”，實際上就是拖。為什么就沒一個人想過給農民多分二兩銀子？

　　癥結在哪？

　　有的人以為是海瑞這樣的人太少了，如果大明多一些這樣的人，就肯定會有人提出這個方案，并且能夠執行。如果你真那么想，就太天真了。海瑞這個人，根本不是站農民利益這邊的，他從一開始，就是完全徹底地維護大明王朝統治階級的。當然，他嘴上不會那么說，他說自己是維護大明王朝和百姓共同的利益的。這種說法就很扯淡，吸農民血最狠的就是大明的整個官僚體系，你怎么既站農民，又站大明呢？事實上，海瑞這樣的人，他跟楊金水、鄭必昌這些人的區別就在于，他有自己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桑農不餓死。因為餓死了桑農，就必然出反民，反民會威脅大明王朝的統治，僅此而已。而鄭必昌、何茂才這些人不同，他們是根本不在乎大明的持久統治，只要自己個人升官發財就好，所以這些人盡管對嘉靖極盡阿諛，嘉靖還是要殺他們。而海瑞盡管痛罵朝廷揮霍無度，但嘉靖還是沒舍得殺他。就是因為嘉靖知道，海瑞是真心站在整個大明這邊的。海瑞不希望農民餓死，但是反過來，如果農民在這個標準線上，還敢提出過分的要求，甚至鬧事威脅大明，第一個帶兵來打農民的，就是海瑞這類人。

　　所以，整個大明王朝里面，嘉靖可能用嚴嵩這類人來搞經濟，可能用清流這類人來掣肘嚴嵩，還可能用胡宗憲和海瑞這類人來預防反民的風險，但是唯獨不會用任何一個可能真正站在農民立場上的人。因此，也自然就絕不可能從大明系統里出現一個什么“多分二兩銀子”給農民的方案，盡管這是唯一能夠落實改稻為桑的方案。

　　當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有什么真的代表農民利益的人，海瑞那樣的在當時已經算是好官了。我們只是借劇情說說其中的原理而已。

　　二、

　　自上而下是不可能的，那自下而上呢？

　　列寧領導俄國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里面就可以大致分為兩派：

　　一派是主張經濟斗爭為主，政治斗爭居于次要地位，有的人甚至認為可以放棄政治斗爭；

　　而列寧卻從始至終都認為：“俄國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是政治斗爭，其首要任務是爭得政治自由。”——《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

　　這里面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政治自由是爭取經濟自由的途徑和鞏固經濟成果的保障。

　　比如工人有漲工資、改善工作條件、減少加班的訴求，能通過什么途徑去表達和實現呢？甚至當這種訴求與某些東西產生沖突的時候，又怎么辦？如果沒有政治權力，經濟主張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列寧說，要保障經濟權益，就得擁有政治權益，要領導工人爭取集會、結社、罷工、出版等政治自由。當然，并不只限于這幾項，再比如，當工人罷工可能遭遇家里揭不開鍋的情況，所以他們又爭取建立工人儲金會的政治權益，通過工人籌集或募捐等形式獲取資金，支持工人把斗爭進行下去。

　　其二，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歸根結底，是階級斗爭，是反對整個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斗爭。

　　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矛盾，規定了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與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不可能永遠共存于這個系統之中。因此，經濟斗爭最后必然要發展成政治斗爭，要摧毀舊的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推翻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這絕不是單純的經濟斗爭可以完成的任務，它需要工人階級的組織，需要黨的領導，需要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給群眾，需要大量的政治工作。

　　所以，列寧看來，無論是從現行的經濟利益斗爭出發，還是從將來社會主義的建設出發，都脫離不了爭取政治自由的斗爭。

　　毛主席在紅軍時期，就駁斥過單純軍事思想，提出軍事服務于政治的建軍路線，于是才有了人民軍隊。后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在經濟工作中，他仍然是堅持政治掛帥的路線，而不是業務掛帥、經濟掛帥。原因也就是上述兩點，在民主革命時期，需要政治權力為經濟斗爭開路，在社會主義時期，則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來保障經濟基礎的穩固。一旦失去了政治權益，任何所謂的物質利益都不可能實現，也就更談不上什么經濟利益的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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