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閉幕后，講學十九大的文章、報告鋪天蓋地。我讀過的不下百十篇，最精彩的一篇是《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在“三里河讀書會”上給國家部委局處級干部會上的學習報告》。不知什么原因，這樣一篇精彩報告，沒有在主流媒體上發表。我是在民辦網站上讀到的，網編給它加了一個引人的題目:《學習十九大精神要接地氣，聽這個網紅縣委書記怎么說》。“接地氣”是個時尚詞語，按規范的詞語來表述，就是“聯系實際”。我讀這篇報告感到最精彩之處，就在它緊密地聯系實際。許多講學報告空話、大話、套話多、接地氣、聯系實際的少。因比，覺得甲哥的報告最唯物，因為他講的全是自己親身經歷、親目所見、親耳所聞、親手所辦。(我比“甲哥”年齡要長一倍，巴東的老百姓，無論男女老少，都喊他“甲哥”。這稱呼，凝結了多少人民對他們縣委書記的深情啊，因此，我也跟著人民一起喊)。

　　陳行甲同志的報告，是根據十九大的精神一一以人民為中心一一展開的。他說:“我學習十九大報告之后，最欣喜的是十九大報告中總共出現了203次“人民”。我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和許多講學報告不同的是，他不是渲染七十二次掌聲，而是我們黨面對的嚴酷現實。他報告的第一部分題目:“我曾經面對的基層黨組織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的無奈現實”。這個現實是什么?是他來巴東前三年所發生的三起轟動全國的惡性群體事件為代表。他向巴東的四大家(黨、政、人大、政協)領導人分別了解情況，有七位班子的領導成員對他講:“巴東的刁民多”。他用這三大惡性群體事件逐一分析。第一案例是“鄧玉嬌殺官”。他在報告中以這一案例來說明不是巴東刁民多，而是一些黨的基層干部離群眾有多遠。他在報告中講道:“鄧玉嬌事件當地官方的定性是一起偶發極瑞事件，我后來在完整的復盤之后的結論是，這是一起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鎮政府兩名干部(丑牛按:鎮引資辦副主任)給企業辦了一點事。企業給了好處費還不算，還得請吃飯，請了吃飯還不算，還必須得喝酒;喝完酒還不算，還得請洗腳;洗腳找小妹還不算，還動手動腳輕薄人家;人家姑娘憤而拒絕，他們惡語相向還不算，還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錢在姑娘的頭上敲……。我在全縣大會上說，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身邊，根本輪不到她動手，我會動刀子捅這兩個王八蛋的"。

　　鄧玉嬌事件發生在2009年，到今天已是8個年頭了，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一位當地“父母官”為一位民女鳴不平，為一位受貪官污吏侮辱而手刃淫官的烈女子叫好，而且動了粗口：“如果我在她身邊，我會動刀子捅了這兩個王八蛋"。可憐當年的鄧玉嬌，是以殺人罪被逮捕起訴的，消息傳出，全國震驚!各地前來聲援的人，擠滿了高山小鎮一一野山關。警察把她轉移到恩施州的精神病院，並捆綁在病床上。我在網上一連寫了四篇網文，為鄧玉嬌辯。第一篇網文的題目是《鄧玉嬌一一中國“卡秋莎”》。“卡秋莎”是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寫的著名小說《復活》中的女主人公瑪絲洛娃的昵稱，列寧稱贊托爾斯泰的作品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鄧玉嬌的反抗被鎮壓，一定會引起人民的抗爭。果然，在人民的抗爭下，鄧玉嬌沒能以殺人罪被起訴，而改為“防衛過當”而從輕發落。這仍然認定鄧玉嬌有罪。我給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俞正聲同志寫了一封長信，認為鄧玉嬌事件表明了我們黨的黨風敗壞，資本家和黨的官員勾結起來，強暴民女，居然判受侮辱的民女有罪。這件事，牽涉到我們黨的性質。

　　為了迴避人們對鄧玉嬌的追蹤，將鄧玉嬌一家從野山關搬到恩施，據說，將她母女安置在老高山荒無人煙的山頂，看管電視放射塔。

　　第二年春上，全國開兩會，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子報女記者，采訪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提到鄧玉嬌案，這位省委書記竟勃然大怒，斥責記者，記者拿出錄音筆放到他跟前，他竟失態地動手搶奪錄音筆。這一幕立即傳到國外，成了國際笑談。

　　再過了五年，到了2015年，我的孫子在武漢大學法學院讀書，他知道爺爺曾參予鄧玉嬌這場官司，拿了一篇講義給我看，原來鄧玉嬌案已列為教學的經典案例，法學院的教授，曾擔任鄧玉嬌案審判的顧問，講義中對鄧玉嬌犯罪的心理分析，鄧玉嬌殺人的動機是，她曾患有精神抑郁癥，因為她有婦科病，因此，對男性的性表達，懷有厭惡和反抗的心理。

　　武漢大學法學院，是中國新刑法學的策源地，用這樣的“法理”來推斷鄧玉嬌的殺人，實在可悲。

　　陳行甲同志在報告中說:“老百姓的這股怨氣、戾氣是從哪里來的呢?是被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的惡劣作風給逼出來的”。這才是鄧玉嬌案的實質。

　　果然，鄧玉嬌事件發生不久，湖北又出現了襄樊市紅寶石賓館的女服務員高鶯鶯墜樓事件，石首市一家大酒店的年青廚師自殺事件。這些事件，都引發了上萬群眾的介入，特別是石首事件，滿城群眾都上了街，沖進了市政府大樓，掀翻了警車，點燃了防爆車，多么大的戾氣啊!

　　事后調查：是因為“大量與事件無直接關系者的介入”。為什么大量與事件利益無關者要介入呢?我詢問了曾在石首市委工作多年的一位老同志，他回答了我三個字：“黑!黑!黑!”。當年的湖北省委書記，對石首事件也發表了談話，他說:“石首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是：'干部要沉下去”。這話講得比較隱晦含蓄，是指干部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呢?還是基層的民怨沸騰呢?

　　全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都和這些事件的性質差不多。去年有兩大事件轟動全國：一是山西太原女農民工周秀云討薪被警察扭斷了脖子而死亡;一是四川閬中八名討薪農民工被公審、公判。

　　這是“以人民為中心”嗎?人民會沒有怨氣嗎?人民會沒有戾氣嗎?

　　陳行甲同志不贊同他的同事關于“巴東刁民多”的議論，他努力開辟多種渠道與“刁民"對話，為此他搬到縣委宣傳部設立的“長江巴東網”去辦公，與網民交流。開始，與“刁民”們交流可是不好受的，他在報告中講的一個故事令人感動:'

　　“到巴東的第七天，網上出來一篇叫科比的網友寫的《致巴東新任縣委書記的公開信》，洋洋五千言，字里行間那種悲憤、挖苦、暴戾力透紙背。但是，我還是從他的信中讀出了一點對家鄉的熱愛，于是深亱在網絡論壇上實名給他回復：'你好，科比!我是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剛到任幾天，感謝你的意見建議。巴東是我們共同的家鄉，你對家鄉的熱愛之情溢于言表。謝謝你，我的郵箱是xxx，我會每天看郵件的'。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晚上打開郵箱，老百姓的郵件洶涌而來，平均每天超過50封”。

　　沒有上訪經歷的人，可能對領導人每天親自看五十封郵件的意義不以為然，而對上訪人來說，一封郵件立即得到回應，那真是難得可貴。我們看到的、碰到的、聽到的、大都是“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我參予過許多次的“廳長接待日”、“局長接待日”、“書記接待日”……等等，大都是軍警密布，戒備森嚴，檢查重重。僥倖一見君王面，從沒聽說“拍板”之事，連心理上的安慰也少見。

　　不信，你不到旁處，到最高京城去訪一訪，試試。

　　到了皇城腳下的天安門，你四處張望，就有警察來盤問，一說是上訪的，就把你送到“馬家樓”。馬家樓是什么地方?“訪民救助中心”;怎么救?通知你家鄉駐京辦的官員來接你;怎樣接?上黑保安公司開來的黑車，由黑保安押送;送到哪?送到你屬地的派出所;送到派出所干什么?拿出押送員帶過來的北京警察的“訓誡書”;這“訓誡書”是訓誡我的，怎么不給我，而交到派出所?因為派出所只有依據訓誡書才能做筆錄;做筆錄干什么?“訓誠書”就是罪證;什么罪?“擾亂社會秩序”這一款你犯了;犯了怎么辦?輕一點，治安裁決，加重一點刑事拘留;我不服怎么辦?不明身份的人來了，頭套一罩、眼晴一朦，送進“黑監獄";“黑監獄”歸誰管?高墻電網大鐵門，狼狗嗥嗥叫，黑社會的劊子手首先來侍候你，皮鞭、警棍、拳打腳踢，水、火、電任他選，(水是水溺，火是火烤，電是電擊)。

　　“黑監獄”屬哪個部門?沒有部門;沒有招牌。不屬公安、不屬法院、不屬司法、不屬政法、只見黑社會。

　　武漢市從“黑監獄”死里逃生出來的有四百多人，組成了“黑監獄受害者控告團”。告到公安局，警察說：“沒有黑監獄"，告到法院，法院說:“你們告的主體是誰?”一天，黑監獄受害者聚在一起，直奔“黑監獄”去取證，驚動了武漢市政府，由管政法的副市長到現場指揮，帶了兩三百警察沿路堵截，這一下露了“黑監獄"馬腳。原來，“黑監獄”是政府辦的，受政府保衛。

　　十九大的精神，是“以人民為中心";“不忘初心，為人民謀利益”。對“黑監獄"這種殘害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我們決不能容忍。讀到陳行甲同志對鄧玉嬌事件的義憤動粗口，我們怎不感動。

　　陳行甲同志講他在巴東辦了十七次信息趕集會，動輒幾千人。縣委書記也和群眾擠在一起趕集，男女老少都喊“甲哥來了”。有的老奶奶抱著小孫子走來，把娃子塞到甲哥懷里:“甲哥，讓我孫子和你一起照張像!"

　　讀到這里，我仿佛在做夢，美好的“中國夢”。

　　行甲同志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他努力踐行黨的宗旨。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辭去黨的工作職務，轉行民辦慈善事業，這一定不是他心之所欲，他不會“看破紅塵”“跳出三界外”，用他的話推測說，可能是被巴東八百里的崎嶇山路顛簸而出。

　　甲哥，歸來吧!

　　“不忘初心，為人民謀利益”。任重道遠!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愿望”，追求什么?兩億多的農民工追求什么?成千上萬的下崗工人追求著什么?幾億的村民土地被流轉，追求著什么?成百萬的市民，房屋被強拆，追求著什么?……。

　　我們家鄉的屈原大夫，在竭智盡忠、蔽障于讒、誅鋤草茆、披發行呤之際，曾寫下了一首千古絕唱：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延伸閱讀

基層黨員干部在“加強黨與群眾血肉聯系”上該如何作為？

——“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在“三里河讀書會”給國家部委局處級干部談學習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陳行甲，自2011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委書記整整5年，曾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全國優秀黨員”稱號。一年前辭職從事慈善事業，現為深圳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創始人、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圖為陳行甲在巴東做縣委書記時，探訪艾滋病孤兒。

　　感謝大家邀請我來做學習十九大報告的分享。不知道大家學習十九大報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學習報告之后最欣喜的是十九大報告中總共出現了203次“人民”。我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充分強調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之中。從總書記的報告中深切地感受到，黨的初心和情懷是人民，使命是人民，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一切事業的根基。

　　在大家面前，我算是人民群眾。我出生、成長在農村，工作多年在最基層，和大家比起來，我身處江湖之遠，離真實人民群眾的物理距離要近很多。我的理論知識肯定比大家弱，但是我與基層群眾打交道的具體感受會豐富一些。

　　深入學習十九大報告，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讓黨的陽光沒有衰減地傳導到每一個人民群眾，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的事情。這是各級黨員干部的使命，基層黨員干部是特別重要的一環。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一個偏遠貧困山區縣工作五年多時間里，對這個根本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大家是國家部委的處級和司局級干部，你們很多有基層掛職的經歷，有的將來會到基層掛職，希望我的分享對大家有所裨益。不妥之處，也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我曾經面對的基層黨組織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的無奈現實

　　2011年10月，我從湖北省最富的縣級市宜都市長崗位調到幾乎全省最窮的巴東任縣委書記。在此之前，巴東剛剛連續三年發生鄧玉嬌殺官、水布埡翻船、冉建新暴死等轟動全國的惡性群體事件。到巴東的前三天，我密集地與25名縣四大家班子成員分別單獨談話，了解巴東的縣情。還記得當初大家普遍士氣低迷，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持悲觀態度。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7名縣級班子成員跟我談到巴東的刁民多，讓我有思想準備。

　　很快，這種“刁”勁迅速從線上線下向我撲面而來。

　　來巴東之前一周，我不認識一個巴東人，了解巴東只有通過網絡。上網一搜著實把我嚇壞了，由于巴東那幾年接連出轟動全國的惡性案件，本地網絡論壇是封閉的，但是不讓人在本地網絡上說，大家就跑到天涯、凱迪、百度貼吧上去說，罵巴東政府和官員的帖子多到刪都刪不完，其難聽程度讓人不忍卒睹。到巴東的第七天，網上出來一篇叫科比的網友寫的《致巴東新任縣委書記的公開信》，洋洋五千言，字里行間那種悲憤、挖苦、暴戾力透紙背。但是，我還是從他的信中讀出了一點對家鄉的熱愛。于是深夜在網絡論壇上實名給他回復“你好，科比!我是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剛到任幾天，目前正在鄉鎮調研。感謝你的意見建議，我會結合調研來參考。巴東是我們共同的家鄉。你的言辭雖有過激之處，但是對家鄉的熱愛之情溢于言表。謝謝你。我的郵箱是XXX，這段時間工作很忙，我可能不會經常來看論壇，但是我會每天看郵件的。歡迎你給我郵件探討家鄉的發展。”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晚上打開郵箱，各種老百姓的郵件洶涌而來，平均每天超過50封。

　　網絡上有民意，思考再三，我決定專程到縣委宣傳部辦公，全面改版長江巴東網，做了很多聽取老百姓意見的嘗試，打開本地論壇歡迎大家進家門說話，好好商量著說話。為了加強與網友的溝通，專門出臺了《巴東縣網絡輿情及時回復管理辦法》。我精心準備了對全縣網友的致辭，歡迎大家提批評意見，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建設性。但是，在那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有不少網友出言必傷人，什么話都往極端里說，對縣委政府即使是再明顯不過的正面努力都含著一種深深的敵意。

　　網上不消停，線下就更忙乎了。我多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前幾天回看了一遍我十九萬字的巴東日記，在剛到巴東前一年半的時間里，我接待過三十批群眾集體上訪，最多的時候近兩百人圍著我。不過有一點我極其自豪的是，巴東縣委政府大樓有后門，領導是可以從那里出去避開群眾的。但是，在我任縣委書記五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里，我沒有走過一次后門。

　　那個階段巴東的群眾不僅僅是好上訪，而且是好極端訪，諸多細節我就不跟大家描述了。最難受的是2012年5-6月，一個多月發生了四起群眾自殺事件，有長江大橋跳橋的，有法院門口割腕的，有村委會喝農藥的，有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訴求得不到滿足有關，每一起都是鬧到我這里才最終收場。感覺到人民群眾面對黨委政府的心態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給我解決問題就在你面前耍橫，甚至橫到以命相拼”。當初面對的那個困境是我人生中面對的最大挑戰，我以前工作過的地方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惡劣的民風民情。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當執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發表什么言論，頒布什么樣的政策，社會都會給以其負面反饋。

　　但是，我細細調研、細細思考之后的結論是，不能怪老百姓！老百姓的這股怨氣戾氣是從哪里來的呢？我的結論是，是被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的惡劣作風給逼出來的，是被我們八百里巴東崎嶇難行的道路給簸出來的，是被發展滯后的千山萬壑給憋出來的。

　　最主要的還是黨員干部作風。我只說兩件事，大家可管中窺豹。鄧玉嬌事件當地官方的定性是一起偶發極端事件。我后來在完整復盤之后的結論是，這是一起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鎮政府兩名干部給企業辦了一點事，企業給了好處還不算，還得請吃飯;請吃飯不算，還必須得喝酒;喝完酒還不算，還得請洗腳;洗腳找小妹還不算，還動手動腳輕薄人家;人家姑娘憤而拒絕，他們惡語相向還不算，還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錢在姑娘頭上敲……我在全縣干部大會上說：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邊，根本輪不到她動手，我會動手拿刀子捅這兩王八蛋的!當初提醒我巴東刁民多的領導中就有原縣長，有時我和縣長下班后前后腳從大樓門口出來，老百姓一擁而上撲向我，而縣長大搖大擺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這中間的緣由，大概現在他在牢里是想明白了。

　　我曾在大會上說過，不會無緣無故就發生極端惡性事件的。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個“末”，就是干部作風，就是基層的黨組織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二、我的思考和探索

　　對這個問題，我曾很深入地思考過。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一書中寫道，上世紀40年代初去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當時就預言了貌似弱小的共產黨必將戰勝強大的國民黨，因為他們在延安看到的共產黨正直廉潔、富于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深得人民群眾擁護，讓人看到希望的光芒;而此時他們在南京看到的國民黨則在金碧輝煌中腐敗墮落，茍且偷安，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空有一具強大的軀殼，暮氣沉沉。

　　美國記者曾對宋美齡盛贊共產黨的廉潔親民和理想主義，宋美齡一時難以置信。她在窗邊凝視江岸沉吟良久，說道：“如果你們告訴我的有關他們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說，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的權力的味道。”宋美齡的話有對國民黨當時積重難返的喟嘆，也有她對當權者容易驕妄從而脫離人民群眾的歷史魔咒的認識。現在，我們黨已執政68年，可以說深深地嘗到了“權力的味道”，但我們沒有重蹈當初國民黨的覆轍，是因為我們黨一直把民心作為立黨之本。但是，作為黨員干部，我們舉目四望，身邊確實有些人“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當初為什么而出發”，確實有些人高高在上，漠視群眾疾苦，利用手中職權謀取私利，貪污腐敗。雖然，這些人是少數，但是對我們黨的殺傷力卻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使我們黨賴以生存立命的民心在流血。

　　所以，當初我面對那種困境時就這樣想，群眾還在找我們，指望我們，說明群眾還需要我們，我們對群眾還有用，要珍惜。我們手頭的權力不是我們的私產，如果手握權柄睥睨下層群眾，長此以往，群眾就會對我們絕望，從而唾棄我們，那我們將什么都不是。所以，善待人民群眾，是為我們自已鞏固基本盤，是我們的命根所在。

　　帶著這個基本的認識，巴東五年，我在拉近基層黨組織和人民群眾距離上做了這樣一些探索。

　　1.順應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腐正風的疾風厲勢，順應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不遺余力地反腐，打掉了一批非法工程老板，一大批貪贓枉法的干部落馬。這方面的例子過去媒體報道很多，我就不講了。

　　2.徹底走群眾路線，回到人民群眾中去。巴東有491個村，按照總書記“省領導要走遍每個縣、市領導要走遍每個鄉鎮、縣領導要走遍每個村”的要求，我都走遍了。到任不久我就籌劃了一次“縣委書記邊界行”，拿著地圖，先沿著最邊遠的村子開始走起。到每個村，我有兩個必看，一是這個村最窮的幾戶我必須上門看，二是如果這個村有學校我必須上門看。巴東有3354平方公里，50萬人口，當時在貧困線以下的還有16.7萬人。走到那些偏遠貧困的村莊，一些殘敗凋敝的景象是很讓人難受心痛的。在徹底摸清縣情之后，我做了這樣幾件事：

　　一是號召全縣干部結窮親。要求全縣副科級以上干部每人結一戶窮親，窮親對象必須是最窮的，由各村申報到鄉鎮公示之后確認。在縣委組織部設立“結親辦”，督辦這件事落到實處。我帶頭結對一名艾滋病孤兒小航，也是艾滋病患者，我幫助他治病和上學。我在大會上表態“只要我還在，只要他還在，這門親結到底”，我離開巴東之后，這個孩子仍是我的孩子，去年春節我們就還在一起。我自己身體力行，到有35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子和所有艾滋病人同桌吃飯，互相夾菜，一起喝酒;遇到天生沒有雙臂用腳生活自理的殘疾村民，用手握著他的腳，擁抱他，鼓勵他自強發展，這些示范也起到了帶頭作用，全縣干部結窮親活動一直得以持續。

　　二是完全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想問題，設立行政時鐘，限時辦結，超時默認。老百姓辦事難、辦事遠、辦事貴是長期困擾農村發展的現象，成為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痼疾。巴東對已經納入縣、鄉、村三級政務服務機構且審批權限在縣級及以下層面的行政審批服務事項，按照循序漸進原則，逐步實行“限時辦結、超時默認”制度。第一批將林木采伐許可證、村民宅基地審批及初始登記、食品藥品流通許可證等人民群眾很關注、很惱火的事項納入“限時辦結、超時默認”事項進行試點。凡是無正當理由超過承諾時限不能辦結的，縣政務服務中心予以確認為“超時默認”，并自然賦予申請人相應的許可權利，同時按情節對經辦人、分管領導、主要領導追責。

　　三是保障社會治理中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讓百姓真正“當家作主”。在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是第一關。如何精準識別“誰窮、誰不窮、誰真窮、誰最窮”，群眾心中有桿秤，朝夕相處的鄉里鄉親最有發言權。巴東縣探索了“屋場院子會”，我親自設計了屋場院子會“八步走”的開法。貧困戶的精準識別與評定，從由政府部門認定改為群眾集體討論確定。所有流程公開，在全體群眾“眼皮子底下算賬”，精準程度大幅提高。全縣共召開屋場院子會5000余場次，收集村民意見建議近6萬條，核查調出建檔立卡貧困戶5780戶14000余人，重新調入建檔立卡貧困戶5810戶14752人。

　　四是信任人民群眾，讓群眾公評干部。干部的表現好不好，民心是桿秤。一個干部只有群眾說好才是組織信任的理由。有些干部只看領導臉色、不看群眾需求，只聯系上級、不聯系群眾，對其工作評價也是年終由領導說了算，形成領導認為好、群眾感覺差的狀況。巴東的探索是委托第三方獨立開展民意調查，全縣有12萬名群眾的電話被采集進了數據庫。第一批評價鄉鎮書記鎮長的電話訪問打出去48000個，有效接通了28000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數夠大，結果就一定是公正的。巴東把民意調查滿意度作為組織評價考核干部表現的一個重要指標。出臺制度規定，在可比較范圍內，對群眾滿意率排名后10%的單位不得評先表模、領導干部不得提拔重用。對民意調查滿意率達不到60%，群眾意見較大的領導干部必須作調整。這是一個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積極的。曾有一次我中午從一個鄉鎮路過，打鎮黨委書記電話跟他約一起吃午飯，竟然被他拒絕了，原因是他約好了下午兩點去村里開群眾會，不好跟群眾爽約。我后來在大會上表揚他，他在接電話的瞬時反應是選擇去赴人民群眾之約，而不是留下來陪我這個可以決定他升遷命運的縣委書記。這就對了！我們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該看主人的臉色。

　　五是走網上群眾路線。十五年前，在清華的課堂上，胡鞍鋼老師曾預言，下一步拉開貧富差距的元兇將是數字鴻溝，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會的接駁度。回到基層，我感受到老師的預言確實變成了現實。偏遠貧困山區對信息社會的無知、無視，不斷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離。認識到這個問題后，我們謀定而后動，在清華大學和中國社會扶貧創新協作辦公室的幫助下，通過信息化實現了“農民辦事不出村”。巴東山高路遠、地廣人稀，最遠的村離縣城250多公里，一個來回需要花2天時間，群眾進城辦事難的問題曾長期被百姓詬病。從2013年4月開始，巴東縣選擇將推進“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項目作為突破口，重點在讓農民足不出村，即可辦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政務類、資訊類、商務類服務事項。2014年起，在這個信息化平臺基礎上，運用“農民辦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電商等多項服務功能。2015年7月7號開始，巴東每月選擇一個偏遠村莊舉辦“農村信息趕集”活動，編發農村“掃網盲”讀本，并將“農民辦事不出村”服務平臺和一家電子商務平臺的資源進行整合，打造成集實體網店、信息發布中心、特色農產品反向銷售于一體的新型信息服務中心。我走之前，巴東已在260個村(居)建成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項目，26個部門100個審批服務事項授權村級受理，累計辦結行政審批事項3.67萬件，承辦商務服務近7萬件，使42萬農村群眾從中受益。

　　3.不惜羽毛，帶頭做人民群眾喜歡的“網紅”。巴東地處偏遠，群山縱橫，地無三尺平，發展工業空間有限，農業也只能靠特色農業，但是巴東地處長江三峽的巫峽口，大山大水，孕育著大美，這里千年文脈不斷，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民族風情濃郁，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是一張絕對的好牌。旅游是注意力經濟，必須向外界宣傳推廣，否則無論你多美，孤獨地美著也是不行的。為了節約宣傳成本，同時考慮到宣傳效果，我親自出鏡錄MV演唱用于巴東旅游推廣的縣歌《巴東之戀》，和清華校友策劃翼裝飛行世界杯巴東分站賽，自己上陣持“秘境巴東”的旗子直播從3000米高空跳傘，宣傳巴東的奇山異水。這些舉動給我個人帶來一些爭議，被大家稱為“網紅官員”。相比較實實在在的宣傳效果，我個人的那點毀譽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人民群眾是喜歡的。后來每逢假期，神農溪、巴人河等各主要景區爆滿，所有停車場完全塞滿之后，公路上還停了幾里路。很多干部加班加點搞服務，大家樂此不疲。去年五月茶店子村有個農民新開的農家樂，曾一天接待了300多名游客，收到現金12500，他們家除了鹽和味精之外，全是自家產的，純收入應該在60%以上，他們一家忙到很晚收工的時候，這個農民數著數著錢就哭了，幸福地哭了，因為他活了大半輩子都沒想到會有今天。

　　我在巴東的這些探索和實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巴東執政的后期，全縣的民風相比較最初出現了幾乎180度的逆轉。“干凈、自強”的巴東精神深入人心，信訪量斷崖式下降。我走之前，巴東共舉行了17次不同偏遠鄉村的信息趕集，每次我都必須到現場，每次都有上千村民參加，最多的一次現場多達五千人，現場極偶爾也有老百姓向我反映情況的，但更多的是老百姓爭著和我握手，圍著我照相，無論老少，大家都叫我“甲哥”。幾乎每一次都會有N多老百姓把他們的孩子塞到我懷中，讓我抱著他們的孩子照一張相，說是好鼓勵孩子將來好好念書。有意思的是，民風變了以后，當年在某些干部眼里的刁民好像一夜之間都變成了我們的朋友。有一件典型的事最能說明這一轉變：2015年12月11日，巴東發生一起協警持槍意外傷人致死案件。經微博爆料，當天各大媒體云集巴東，一些媒體直播翻炒，給事態帶來輿情發酵的險惡態勢。這次事件被很多人認為比鄧玉嬌事件更敏感、更有炒點，可能很難收拾。可是，我們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完完全全地妥處。在省有關部門的事后總結報告里，有這么一句話“所幸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同志政治形象清廉，在巴東民間和輿論場凝聚了廣泛的正能量。‘相信陳行甲、相信巴東政治生態’成為本次事件的‘壓艙石’，幫助公眾回歸理性，而不是瞬間否定，為事件平穩處理贏得了寶貴的時機。”　　

　　△2016年3月3日，水布埡鎮楊柳池村“農村信息趕集”現場，村民把孩子塞到陳行甲手中照相

　　我離開巴東快一年了，至今仍有好多老百姓通過微信和短信問候我。前不久收到一個不認識的老百姓的短信，第一句話就是“甲哥，再有54天，就是你離開巴東一周年了……”，我一下子熱淚盈眶。像這樣來自并不認識的老百姓的暖心的話太多太多了，每每讀到都有深深的幸福感。

　　4.轉場公益，探索服務弱勢群眾的新路子。我于去年12月任期屆滿時辭職，人生下半場專職從事公益。我做這個選擇是深思熟慮之后的結果。一是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我在農村出生長大，成長的經歷讓我對服務于草根的公益有一種渴望感，覺得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時代的脈搏。隨著《慈善法》的出臺，公益事業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三是我看到做事的空間，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急需黨和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夠代表主旋律的個人和機構去參與。我多年在基層工作，深知底層疾苦。作為一個黨培養多年的干部，看到了這個時代的呼喚。所以，我來了。

　　我現在和公益伙伴劉正琛共同發起的聯愛工程，愿景是“聯合愛，讓因病致貧從現代中國消失”。具體要做的事是“兒童癌癥綜合控制”(Childhood Cancer Comprehensive Control)。行動方案是在試點地區廣東河源建立三個中心：腫瘤社工中心(服務于患者)、優醫中心(服務于醫生，提高貧困地區醫療水平)、醫療技術評估中心(HTA，探索將新藥納入醫保目錄的方法和路徑)。希望通過試點，探索因病致貧這個社會難題的規律性解決辦法。說實話，由于這件事以前沒人做過，我心里一點底都沒有，但是這種苦活、累活總要有人做。我是帶著這種想法上路的。

　　現在可以簡單地給大家報告一下我的工作進展了。如果說我剛開始的心態幾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現在的心態已經是“知其可為而為之”。我得到了很多超乎預期的支持，有來自政府機關的，有來自企業的，當然還有大量來自普通老百姓的。比如中興通訊的工作人員主動上門找到我，深圳的城市傳奇英雄、中興通訊創始人侯為貴老前輩親自接見了我三次，前不久侯老還專門給我開了辦公會，對我的公益社會實驗給錢給人，表示“哪怕你的公益實驗失敗的可能性大，中興通訊也會支持”。我對未來有信心。

　　三、作為基層干部對國家部委局處級干部的建議

　　我在基層工作多年，我們讀到的好多文件政策，其實都是出自于大家這些部委機關的局處級干部之手。今天難得有機會被大家請到這里，我斗膽代表基層干部向大家表達一下心聲，順便吐吐槽，如果說得不對，希望大家海涵別介意，我們可以討論。

　　國家層面關于基層的政策，絕大部分是符合基層實際的，但是也有極少數在我這個曾經的基層官員看來有點不接地氣。比如關于貧困村與非貧困村的政策處理上，貧困村和有些非貧困村在精準扶貧之前差距并不大，通過對貧困村的眾多幫扶措施，現在是非貧困村反而相對貧困，基礎設施欠賬更多，群眾意見大。在深度貧困地區，區分為重點貧困村和非重點貧困村，但非重點貧困村在實際工作中被理解為非貧困村，國家沒有任何項目支持。像這種政策就是對最基層的實際情況掌握不準的體現。

　　如何更接地氣，我有三個建議給大家。

　　一是看待基層的視角很重要。最好不要以俯視的角度來看待基層。基層干部的理論水平和宏觀視野與大家肯定不在一個量級，但是他們和具體實踐是零距離的，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就是腳在水里的鴨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看待基層干部戴有色眼鏡，要么覺得他們水平太低看不上，要么覺得“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基層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設身處地理解基層的難處，更有助于看清基層的問題。

　　二是要腿腳勤，絕知此事要躬行。寫文件之前最好是多下到基層去，把相關調研做深做細。最好是越過調研樣本地的當地官員，到最基層走走看看，多和最基層的百姓交流。我當縣委書記最初兩三個月時，面對縣城“兩違”建筑瘋長的現實，就曾經不帶人，自己坐盒盒車，到街頭巷尾和老百姓交流，得出的結論就和辦公室報給我的有不少差異，最終促使我采取了更及時有效的措施制止了亂象。我一個基層的縣委書記，不下最基層就容易被下面報上來的情況所蒙，大家在這么高的高層，被蒙的概率至少比我還大吧。

　　三是要珍惜到基層掛職的機會。部委的干部下掛到基層，國家這個制度設計對大家、對基層都是很好的鏈接劑。我在巴東期間也有幾個掛職干部和我共過事，這其中有來走走過場的，也有非常出色給力如及時雨的。我的體會是，基層極其缺乏理論知識的指導，而國家部委干部又缺少和基層人民群眾直接接觸的機會，對大家來說是難得的接地氣的機會。

　　大家位高權重，基層一般都會像撿著寶一樣，像供菩薩一樣把大家供著、哄著。如果大家以旁觀者的角度，鍍金的心態，覺得幫基層跑點項目和資金就齊活了。這日子其實很好過。但是只有敢于直面基層的矛盾，能解決問題的下派干部，才是基層最歡迎的下派干部。我要特別跟大家分享的是，千萬別怕說話不好聽的群眾，真正的刁民有，但是極少極少。其實群眾很好打交道，哪怕他一開始態度很不好。我遇到的找我扯皮的老百姓，99%都是有道理的。同時，大家下去，基層肯定都會抓住機會找你們要錢要項目，你們幫忙也應該。但是一定要關注其針對性，要確保落到實處，防止中間有人分流。這種教訓，我就遇到過。

　　前不久曾經有個國家部委的朋友跟我說，前幾年他們部里有個干部掛職兩年回來說，感覺價值觀快要坍塌了。我估計他是在基層看到了一些不堪的現象，但是又感覺無力改變，所以才會有此感嘆。這種情況肯定是少數，但是他的感受也多少說明一些問題。對于大家這些高知干部來說，從國家部委到基層，這個距離是不是多少有點像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呢？費孝通先生做鄉土調查時期的中國，很多人看到那個時代如醬缸，毫無希望，但是費孝通看到的卻是深層的《鄉土中國》，他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和文化分層如縷的分析，至今看來仍然動人。

　　我轉場公益之后曾發表過一個宣言：社會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熱愛，知難仍然行動，是我們公益人的使命。這句話也分享給大家。

　　習總書記講“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我們要永葆蓬勃朝氣，永遠做人民公仆、時代先鋒、民族脊梁。”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干部，欣喜地看到黨不忘初心，正在不斷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黨之幸，國之幸，時代之幸。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里，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離開巴東前，陳行甲去艾滋病患兒小航家看望他，小航是陳行甲的干兒子，陳行甲告訴他，“我要走了，以后你還是我的兒子，永遠都是。”現在，小航在云南國際慈善機構里讀書和治療，身體學習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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