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先生是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他還同時擔任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新希望六和集團公司的獨立董事。他還是聯合國南南合作及發展中國家知識分享領域的高級專家。
l 講座內容
溫教授從他的團隊獲獎新書《八次危機》中的觀點談起。這本書結合不同時期政治環境，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經濟危機做出了深入的剖析和獨體的解讀。以下為講座具體內容：
在中國當代史上，幾乎每一次領導換屆都遭遇經濟危機。參見下圖：
自從1978年以后，經濟危機的應對手段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被叫做改革。
美國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恢復對中國外交關系之前，先解除了美國從1950年開始的對華全面封鎖；此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借機調整工業結構，提出引進43億美元西方設備和技術的“43方案”。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進一步提出引進82億美元西方設備的方案。于是，到1978年危機爆發之前，我國引進了120多億美元的外國投資，是1950年代引進蘇聯54億美元的兩倍半。外資都轉化為國家外債，也都造成當時的國家財政無法負擔，于是也都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赤字；那國家就沒有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能力了。而1980年代與196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由于毛主席去世，不能再通過搞“知識青年下鄉”向農村轉嫁危機代價，于是城市無法就業的勞動力就都變成了“待業青年”。雖然叫法不同，但兩者性質相同，都是勞動者大規模“失業”（unemployment），在1978年鄧小平接手時，城市有大約4000萬的失業青年，應該叫“jobless”+“homeless”+“wifeless” （這對歐美社會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數字。參考值：美國當今的失業人口也不到400萬）。當時采取的“危機對策”：一是企業“關停并轉”；二是財政“甩包袱”大力減少政府開支。這一系列的應對政策后來被稱作”改革開放”。
1978年我國先試點“農村改革”，主管財經的官員認為國家財政無法負擔農村各項開支，請示小平同志對農村“放手”，令其“自謀生路”。這條政策后來也叫“財政甩包袱”。
第一個包袱甩的是農村。農村本身不創造多少財政收入，往往是接受財政大量補貼。農村得到國家的財政投入，最高年份是17%，一般是12%-13%。“甩包袱”把來自農村的負擔轉嫁到土地上[i]，從此國家用于農村的開支曾一度降至約2%。這種數量的財政支持不夠支付國家在農村基層人員的工資，于是出現了當時的“七所八站”問題[ii]，（“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燒炭的，走進一問，才知道是農技站的”），發不出工資，國家財政希望其能市場化地收費，而不是依賴國家財政發工資。
第二個包袱甩的是企業。從財政撥款改為貸款。第三甩的是地方政府。總之，80年代初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緩解了財政赤字危機。
上圖中標示出改革以來的第二個經濟下滑，是1988年趙紫陽接手總書記，有人提出“市場化改革”，但是，鄧小平認為全面改革應謹慎，同意首先試點“價格改革”。結果當時物價指數躥升18.6%，接著引發滯脹危機，1989年大量國有企業再次發生“關停并轉”，又導致大量失業，引發了政治危機。此時，GDP增長率自改革開放以來降到最低：4%左右。于是眾說紛紜之中鄧小平南巡，采取鼓勵地方“擴大開放引進投資”的策略來帶動經濟增長；但，這又造成外債和赤字。
江澤民時代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全面改革，實際上是遭遇了國家財政赤字，銀行資本金赤字和外匯（1993年外匯儲備有80多億，第二年外匯還本付息高達120個億）三大赤字同時爆發，這時候有了鐵腕總理，也就有一系列鐵腕應對措施。
1992年是“中國貨幣化元年”，同期推出承載貨幣化代價的“股市”、“期市”和“房市”三大高風險市場，也最大化吸納了貨幣化增長。貨幣增量的速度2~3倍于GDP增長。
總之，江澤民時代中國開始了全球化、貨幣化和資本化進程，帶動了增長。
中國因匯率改革而刺激出口，使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從1994年低于40%，上升至1997年超過70%，正在外向型經濟大規模提高的時候，1997年爆發了亞洲金融風暴，給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狠狠一擊。外需大幅下降，GDP大幅下滑。1998年夏天，人們擔憂GDP增長低于7%。低于7%就沒有勞動力就業的增長，社會問題勢必嚴峻，而如果高于8%則經濟過熱發生通脹。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調控目標也叫“七上八下”。1998，朱镕基就任總理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5年之后的溫家寶的做法可謂“朱規溫隨”：繼續大規模國債投資拉動增長。在這種投資拉動期間，胡錦濤是唯一的接手之際沒有遭遇明顯危機的領導人，成為中國的“new deal”。作為當年的國家政策智囊，林毅夫等針對“生產過剩”提出了“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參考的就是羅斯福新政”[iii]。
從1998年，中國開始把過剩生產能力轉換為內陸基礎建設，一直干到現在，并保持著15年的高增長。雖然這并不符合微觀經濟學理論，但這也確實是曾經帶領美國走出1933年生產過剩大危機的羅斯福新政所主張的。是理論對？還是實踐對？你們自己分析，我沒有結論。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客觀上拉大了三大差別，一是區域差別（沿海和內陸差別），二是城鄉差別，三是貧富差別。21世紀中國追求包容性發展，就要實現“三大差別再平衡”。
第一，區域差異。應對政策是三大項目：“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總投資約12000億美元。主要投入來自于國債，以基礎建設為導向，國有銀行跟進投入，比如西部公路鐵路建設。很多項目短期內很難有回報，只能國有企業承擔。這個基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
第二，城鄉差異再平衡。往農村修“五通”，干了八年，98%的農村通了路。農村基礎設施這塊，誰干誰賠錢，也只有交給國有部門干。例如往農村送電，送的路上損失80%，農民交不起損耗造成的高額電費，于是國家要求電網給農民同價。總之，農村基本建設的負債成為了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是目前所有發展大國中，農民得到公共建設覆蓋是最廣泛的（印度農村通電率30%多，中國農戶通電率99%）。農村孩子上學免費，醫療報銷比例比城里人高?，F在一個農村戶口的含金量非常高，農民并不愿意放棄農村戶口。可惜，中國農村的變化和城鄉再平衡戰略的一些成就，在國內外認知甚少。
第三，貧富差別再平衡。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都是不可能平衡貧富差距的。美國的問題也同樣嚴重。美國1%人口占40%的財富,中國5%人口占44%財富。這對習近平也是個新挑戰。
如果三大平衡能夠實現，那就還算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從1998年發生“生產過剩”危機以來，一共大約20萬億的投資是最近15年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要來源。不過，嚴重的問題是生產過剩沒有緩解，反而加重。實際上是用長期過剩掩蓋了短期過剩。西方的生產過剩最終走向二次世界大戰，可我們不能大戰。其實全世界都面臨資本過剩的問題。我們要感謝歷史留給我們的是幅員廣大的大陸國家，還可以向內陸縱深地區投資。而不是簡單化地認為只要增大城市投資需求，中國就維持高增長了。
2013年兩會之后，新一屆領導集體正式亮相，面對的仍然是潛在的經濟危機。中國客觀上存在房地產泡沫。表面看百戶私人擁有率高達約90%，但是農村家家有住宅，得刨去農村，那就可能降至70%或以下。再把占有不止一套房子的人也刨去，這樣普通群眾對住房的剛需就有了。現在總的來說是政府債務嚴重，連鄉鎮一級的政府大樓都是豪華至極。這些不可能變現、還得不斷貼錢的“樓梯館所”，也都是房地產泡沫的重要內涵。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轉化為2008年金融危機。我國，房地產泡沫轉化為財政赤字，或者銀行不良貸款。
就在房地產泡沫走向崩解邊緣的時候，一旦推行激進改革就意味著叩響了打破泡沫的扳機。
例如，幾乎90%的學者主張要搞銀行利率市場化。一旦實現利率市場化，銀行占壓在項目上的大量投資就有可能成為第一批被擊破的泡沫。 再如，如果現在繼續鼓動城市化，就會更加刺激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是因為我們這些國家不得不吃進通脹。鐵礦石價格一兩倍，石油價格三四倍。中國面臨輸入性通脹不能被官方控制，那就得調高存款利息，否則人們不存錢；不存錢，拿什么當貸款？國內貸款利率至少6%，而美國公司借助超級量化寬松政策得到資金的成本不到1%，雙方的市場投資競爭中毫無疑問是美國贏。中國根本沒法競爭。我做了這么多年國際比較研究，深刻感受我們在一些方面只能just be follower。
由于主要是跨國公司在資本市場獲利，國內的實業則大量退出。于是，美國是有增長無就業，迫使美國政府不斷打破債務底線，沒有企業提供能供政府再分配的資源。
可以認為，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是一個lose－lose game，不是雙贏結局，是雙輸結局。全球危機爆發以來，不僅歐盟要QE, 日本也搞QE。而且，日本的QE比美國還聰明。你們可能不知道日本怎么QE,之所以安倍這么得日本人的擁護，是因為安倍比華爾街還聰明，日本增發貨幣，買下的日本銀行債不放在日本，而給發展中各國用于定向增發貨幣。例如，我給你110億日元銀行債，你給我定向增發等值的你國貨幣給在你國的日本公司。
美國人是硬干，日本人是巧干；美國人是憑借著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實力，日本人是靜悄悄的通過量化寬松達到海外投資全球第一的位置。
中國社會結構近年來有點不穩。本來經過土地革命，社會的底座是小農戶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和一般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是經過了“土地革命”對農民的最廣泛動員，使“土地革命”內涵“耕者有其田”變成國家政治建設的基礎；這也促進和帶動了整個東亞都形成這種基本制度。
中國最近30年產生了新的中產階級，比如企業家、教授、律師、媒體、官員。中產階級引領著爭取權益的“革命”。執政黨控制的老一套意識形態對中產階級完全無效。這就造成目前中國中產階級使用的話語基本上是西方在冷戰時期形成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沒有構建自己的話語的能力），但是西方中心主義在中國卻沒法落地。于是，下層社會大多數不可能跟著中產階級跑。
下層社會姓“毛”，中產階級姓“西”，“毛”和“西”水火不容。雖然媒體掌握在中產階級手中，媒體話語也是西化的，但下層階級大部分姓“毛“，所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仍然是被動的。
世界范圍內，任何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無論成功與否，結局都是精英政治。
中國今天新崛起的資產階級主張的也是精英民主，明確要求“官產學媒”四大強勢結盟。如果選擇加入中產階級陣營，對這個精英結盟就沒得話說，可如果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那就得考慮考慮到底該怎么辦。中層的話語權缺失，簡單地照搬了西方話語便無法帶動下層！因此，中國社會出現無法解釋的社會輿論的混亂局面。我這里只不過是客觀分析，沒有對錯好壞和價值判斷。
借用西方的中性說法、而不用意識形態來說，中國體制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在于這是一個由無限責任公司支撐的無限責任政府的體制。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屬于體現國家戰略和對全民承擔無限責任的公司；各級政府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沒有財政收入就破產關門。
例如，中國的五大銀行現在都排名全世界前40位。 ICBC（工商銀行）被批評為愛存不存,但，老板姓都不相信它會破產，因為它經歷了1993年資本金歸零的 “該破產沒破產的時刻”，再到1998年則是30%以上的不良資產；但這兩次都沒有破產。但是，美國雷曼兄弟銀行大大低于這個數字卻破產了。再如，中國1990年代很多地方政府發不出工資，包括公立醫院和學校都發不出工資，但都沒有哪個人不上班。
在解決基尼系數的問題上，中美面臨的問題都不容客觀。中國家庭財富總量70萬億，比美國還多20%，中國家庭負債5%，美國約16%。中國家庭財富負債率低，存款率高。
中國有很大的調節空間，但是調不動，為什么呢？現在面對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團，現在改革的最大障礙是利益結構固化。沒有形成談判機制。
溫鐵軍教授是我國農村經濟基礎方面的“三農”問題和鄉土中國治理結構的“三治”問題等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的提出人。溫鐵軍教授一貫倡導理論聯系實際，主張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形成問題意識。以下為溫鐵軍教授對中國農業發展的精彩論述。
東亞發展模式基于原住民社會; 美國發展模式基于移民社會。生態化的發展也許更適合我們。“生態化發展”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嚴重的污染。自然資源越來越惡化。國土面積1/3已經高度污染。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不適宜人居，改變需要靠原住民的自覺行動。
我們動員了一些大學生群體下鄉跟農民一起學習，動員農民，發展農民自己的生態合作社，使他們有長期受益。農民組織化提高，就能夠提高對外的談判能力；同時，我們也動員市民開展有機農業，實現城鄉之間良性互動。（見下圖）
我們的當代鄉村建設，主要是構建生態文明的社會整合：城鄉互動，公平貿易。
環境代價就是經濟發展造成的。一般人認為先發展經濟，再回來收拾環境。我們并沒有創造出一個不以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中國是發展主義最激進的經驗：以社會環境代價支撐的經濟增長。這樣農業發展造成的是雙重負外部性 --又破壞環境，又制造有害食品。根本原因是只注重資本回報,而不去考慮生態成本。這種增長不是為了國民需要。沒有用哲學思想考量。
在這種發展主義大潮之中，應該找出是哪個利益集團占有了利益卻不愿意為環境做貢獻。這樣的利益集團很容易找到。打比方，煤炭是大氣污染的罪魁禍首。應該把煤電兩大資本集團抓出來，問為什么不能改？讓這些利益集團把利益說清楚不難。真正的矛盾在背后的利益集團。
資本增加和成本增加是同步的。可以說是中國農村長期承載了高歌猛進甩出的巨大成本。而現在的解決方案就是穩步減少這些甩出的成本,別讓農村”垮的太快”。
我完全不同意政府為產業集團做鄉村規劃的思想。無非就是把農民房子拆了，就是資本化農民勞動力和鄉村資源。
例如，1950年代的集體化，實質是為城市產業資本的產品下鄉建立的載體,用高價格的城市產品破壞掉了鄉土的小農經濟。而1990年代的產業化，實質是政府幫助產業資本下鄉占有鄉村資源推進資本化。無論被說成左右，這兩者的內涵一致：只要有規模經濟就可以使資本獲利。這個內涵延續至今就更主要地是產業化農村資源的邏輯。但是,這樣資本深化的發展有巨大的負外部性：破壞資源環境,土質和水質差了,原來自然的農民一村一戶的小農經濟被破壞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積集中養殖，造成污染。
一個能夠最終形成正外部性的鄉村制度體系應該是：保證傳統農業正外部性為目標，只有以村為單位組建綜合性合作社，再形成受雇于農民合作社的產業介入的模式，才可以形成低成本的良性的綜合治理，同時保持了社會的穩定。
社區支持農業（CSA）就是很好的例子。市民參與式的有機農業。親子社區，寓教于樂。從娃娃抓起，形成對生態問題的基本認識。因為只有在豐富的生態環境之中,人們對生態的認識才是豐富而漸進的。社區支持農業可以提供形成正外部性，但是前提是公平貿易。
社會創新，包括大學生, 文化人, 農民，打工者，市民都是重要的社會力量。要把下層社會組織起來。簡單的進行維權，不如組成更有力量的合作社。重視鄉土社會, 最終形成一場社會廣泛參與的生態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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