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個視頻在網上流傳，該視頻的內容是某個飯局中，某知名人士在說一個段子。此視頻一出，從政治角度發出的譴責之聲四起，但辯護之聲也不絕。其中最重要的辯護就是批評、指責“告密”。某大報發文說：“不告密、不揭發是一條道德底線”，還用米國某電影中的臺詞為這一觀點護駕。我本不想對此事發表意見，但近日看到央視一套正在播出的電視連續劇《于無聲處》中又有“告密”情節，似有再次引起爭論的趨勢，因而寫此文，說說“告密”這件事。

　　電視連續劇《于無聲處》以我國研制核潛艇的歷史為背景，描述其中間諜與反間諜的故事。核潛艇當屬國家機密，國外間諜想竊取機密，再自然不過。國內安全部門加大反間力度，嚴格防止泄密，也是必然。劇中的“告密”情節是，研制核潛艇工廠的三車間差點發生泄密，有人試圖將金屬加工殘屑帶出廠外，雖被及時發現、攔截，但究竟是何人所為，元兇并不清楚。助理工程師陳其乾便向安全部門實名舉報某同事，認為該同事有很大嫌疑。在與安全人員交流時，陳其乾一再強調，不要暴露他是檢舉揭發人。陳其乾的這一行為可以看成是“告密”，但他的告密是否屬實?未必，看劇情發展。如果他告發的內容不屬實，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他的這種行為?

　　關于“告密”，網上可以搜到很多文章，其中，沙葉新的一篇文章《“告密”是什么心態》頗具代表性，文中說到：“‘告密’是為社會上多數人所不齒的行為，但在幾千年里卻如長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殘和折磨著無數人的肉體和心靈。中國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樂土，‘告密’成為纏繞中華文化揮斥不去的夢魘”。“‘告密’無疑是一種嚴重的社會腐蝕劑，如果任其風行，人人自危……其結果必然是正人君子側目，小人無賴揚眉，那實在是社會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遑論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沙葉新的這篇文章，史實方面沒什么大錯誤，但其結論卻很有問題。它的結論幾乎代表了當今中國的流行觀點，認為“告密”是中國特色、中國傳統，幾千年來中國人都喜歡告密。這種觀點配合著“中國人劣根性”，把幾千年來的中國人都釘在熱衷“告密”的恥辱柱上，與其它民族、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因為喜歡“告密”而小人橫行，難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認為，這種觀點、結論是完全錯誤的。它是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嚼著“中國人劣根性”的殘渣，沿著“歷史虛無主義”的方向，給中國傳統以及中國人潑上的污水。中國人絕不是最喜歡“告密”的民族，中國歷史也絕不是“告密者”大行其道的歷史。從中國極其豐富的史實中摘取一些片段便得出普遍性的結論，這種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的做法早已成為某些中國文人被“西方中心論”洗腦后的頑癥。他們該吃藥了。試問：全世界最著名的告密者是誰?是猶大!不是中國人。猶大的告密甚至改變了西方歷史，說他告密告得驚天動地，絲毫沒有夸張。那么，憑什么把熱衷告密的屎盆子扣在中國人頭上?中國有哪位告密者的成就能超過猶大的“豐功偉績”?猶大才是全世界告密者的祖師爺，對不?!

　　也許有人說，《霸伯》將猶大頂在恥辱柱上，就是為了提醒信徒不要告密。這個說法站不住腳。首先，如果沒有猶大，是否還有耶穌?正是猶大的告密，使得耶穌被釘上了十字架，成為2000多年來無數人膜拜的對象。換句話說，如果猶大不告密，耶穌可能成不了神。因此，猶大告密對于基督教來說，功莫大也，功不可沒也!其次，按照上帝萬能的說法，猶大不告密，也必然有別人告密，因為這是上帝為塑造耶穌而安排的。所以，告密也是上帝允許的事。人類歷史上，還有哪種文化將告密上升到如此高大、神圣的地步?在告密這個問題上，中國人面對西方，只能甘拜下風。第三，正是《霸伯》對于猶大告密的描述，才使得西方教會歷史上頻頻提倡和鼓勵告密。例如，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懲治的對象是各種異教徒，用今天的話說，都是“思想罪”。發現和懲治異教徒，基本上都靠告密。而且，這種對異教徒的告密和揭發以上帝和耶穌的名義進行，“高大上”得很!此外，歐洲歷史上鼓勵告發“女巫”運動延續了幾百年，至少有10名婦女被當成“女巫”遭到審判和處罰，其中包括“圣女貞德”。歐洲歷史上的“狩獵女巫”運動，很大程度上都靠信仰虔誠者的揭發、告密，這是一種屬于上帝的榮耀。中國歷史上的告密者，有過如此神圣和光榮的地位嗎?第四，某大報用一部米國電影的臺詞作為反對告密的依據，似乎想證明米國不提倡告密。但這家大報為何不用麥卡錫做例子?麥卡錫主義在米國盛行時，到處都是告密，而且都以愛國為名義，絲毫不用內疚。虛構的電影與真實的麥卡錫主義，哪個更有說服力?

　　反觀中國，2000多年前《論語》便記載了孔子的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意思就是不要告密。孔子發表這一言論的時間比猶大告密要早，猶大如果有幸讀過《論語》，他還會告密嗎?不僅如此，自從董仲舒“獨尊儒術”被中國官方接受后，“父子相隱”的精神便被納入中國法律。親親相隱，即罪犯親屬向官府隱匿實情，不連坐、不論罪，或減刑。審案官員若以相容隱的親屬作證，官員也要受處罰。此后，中國歷朝歷代法律都遵循這一原則，告發親屬而被治罪的案例，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少見。相比之下，將不主張告密用法律明確規定下來，歐洲歷史上有嗎?如今，某些中國人被西方中心論洗腦后，一方面批判儒家，另一方面又妄下斷言說中國人愛告密，說他們是被西方洗腦后的精神分裂，是不謬也!

　　當然，中國歷史上的確也有官府提倡“告發”的年代，“親親相隱”的法律規定也有例外，例如謀反等“大逆”之罪、親屬互相傷害之罪等不在此列。后者之所以不得相隱，目的是為了保護個人權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告密、告發問題上，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早成熟的國家，即將私人領域與公眾領域分開，將個人問題與國家問題分開。簡言之，在私人領域不主張告密，在公眾和國家層面則不然。這也是當今世界普遍奉行的原則。因此，憑什么說中國人喜歡告密?憑什么得出結論說，中國幾千年來就是一個遍地告密的國家?公眾領域、國家層面的“告密”行為，更合適的稱呼應該是揭發、檢舉，歷史上也叫“彈劾”。宋朝有一個制度叫“風聞言事”，即道聽途說的內容也可以用來說事。這個制度從不針對百姓和民眾，只針對皇帝和官員，因為皇帝和官員的言行屬于公眾領域，事關國家大事。因“風聞”而被彈劾的皇帝或官員，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或被證明屬實，受到相關懲戒。“風聞”也許沒有根據，也許只是謠言，它的程度比在事實基礎上的告密、揭發、檢舉更嚴重，宋朝對此都能容忍和提倡，關鍵就在于它所涉及的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和國家大事的層面。

　　由此我們再來看前文提到的兩個事例便能有較為清晰的答案。那個視頻首先不是在私人場合，而是外交場合，事關國家;說侮辱段子的人還是一個知名人物，事關公共領域。因此，將視頻上傳到網上，與告密無關，不能稱為告密。電視連續劇《于無聲處》中陳其乾的行為，也不能簡單定義為“告密”，要做認真的區分。如果陳其乾是出于警惕，為了保護國家機密，這種行為就是正當的，甚至應該鼓勵。如果他是為了自己升官、重用而借助保護國家機密的名義，以莫須有的內容打擊和排斥自己的競爭對手，這種行為該當譴責。但在劇中，陳其乾是實名揭發，也許他有瞎猜疑的成分，但也顯得坦蕩。陳其乾的行為究竟算不算令人不齒的“告密”，因為劇還沒播完，后面的情節不知道，現在不好下結論。

　　當今中國，有些人痛罵“告密”，甚至將告密者斥為猶大一樣叛徒、叛變，關鍵之一是他們形成了某種小團體。從結社自由的角度說，組成小團體無可厚非。如果小團體不從事反社會、反政府的活動，它根本不用擔心所謂“告密”。只有當某些小團體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例如從事恐怖活動，它才會竭力反對和譴責“告密”。但是，恐怖活動危及到公共領域和無辜民眾的安全，它絕非個人私事。因此，揭發檢舉此類小團體的不法行為，不應被譴責，而應鼓勵甚至嘉獎。

　　中國絕非史上“告密”最風行的國家，中國人也絕非是最喜歡“告密”的民族。明清時期，中國有不少秘密宗教從事反政府活動。一般都是在反政府行為發生之后，例如攻打紫禁城或地方政府衙門，這些活動才暴露。如果中國人喜歡告密，這些反政府的活動不會隱藏得如此之深。相比而言，歐洲歷史上比中國更熱衷、更鼓勵告密。正因為如此，當宗教在西方社會的地位降低，啟蒙運動時反宗教的特征明顯，物極必反，西方才出現竭力反對告密的言論，但很大程度上它僅僅只是言論。麥卡錫主義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米國對于告密和鼓勵告密并沒有多少心理障礙。911之后的米國反恐活動中，告密的身影也隨處可見。中國恰恰是歷史上就告密、檢舉、揭發問題將公眾領域、私人領域分得最清楚的國家。如果說現代中國某些時候在這個問題上搞過頭了，那是因為受西方中心論影響，對中國傳統抱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結果，絕非中國本身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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