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毅 盧暉臨 張慧鵬

　　2008年冬天，在北京郊外的建筑工地上，我們認識了袁飛。他雖然剛剛20歲出頭，卻已經在建筑工地上做了5年的鋼筋工。袁飛的父親是堯村鄰村一所小學的校長，算得上當地的高級知識分子了。父親的夢想是讓袁飛讀書上大學，將來在城市里找到一份穩定而體面的工作，徹底脫離農村。從小生活在堯村的袁飛對城市充滿了奇妙的想象，電視機將城市美妙的圖景展示在他面前。那是一個精彩紛呈的世界，完全不同于貧困寂寥的堯村，他急切地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體驗一下城市人的生活。終于，初二那年，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動，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執意要出去打工。一臉稚氣的袁飛懷著對城市生活的夢想，來到北京的工地上投奔他的叔叔。

　　從小在堯村長大的袁飛，終于有機會走入這個只在電視和想象中才見識過的“外面的世界”。這是一座超級龐大的現代城市，到處都是聳入云天的高樓大廈，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矗立街頭，宛如一道亮麗的風景。寬闊的馬路上車流不息，人頭攢動，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高大的電子廣告牌上不斷變幻的圖像，傳遞著這個社會的時尚潮流……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然而這份精彩并不屬于他。初到北京的袁飛甚至還來不及細細打量這個城市，就一頭扎進一個位于五環之外的建筑工地。按照城市的開發規劃，不久的將來，這片荒蕪的土地上也將屹立起一座座漂亮的高樓，也將有大型的超市、廣場、街心花園，變得和市區一樣繁華。而眼下，它不過是一片荒涼的土地，甚至比堯村還要荒涼。從來到工地上的那一刻，袁飛的心就涼了一大半，他所朝思暮想的城市生活，就像一個泡沫一樣，被風輕輕一吹就破了。而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成了一名鋼筋工，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讓袁飛真正體驗到打工生活的辛酸。他的夢想徹底破滅了。

　　2008年初，家里人在老家為袁飛介紹了對象，兩人見面，彼此感覺良好，就正式確定了關系。之后，袁飛回到北京的工地打工，女朋友則繼續在家鄉的服裝廠上班，兩人很少有機會見面。2009年初，就在我們到達堯村后不久，袁家為兒子舉辦了婚禮。婚禮辦得風光排場，卻也讓這個普通農村家庭元氣大傷。光給新娘子的禮金和籌備婚禮就花了5萬塊錢，加上蓋房子和裝修，一共花費10多萬，家里因此捅下了“窟窿”。為了“填窟窿”，新婚沒幾天的袁飛又一次隨同鄉親們離開堯村，來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如果說五年前是“外面的世界”吸引袁飛離開家鄉，那么，在備嘗工地艱辛、見證幻象破滅后，袁飛再次來到北京則是“別無選擇”。在堯村和北京之間，就如同有一根看不見卻剪不斷的絲線，將袁飛這樣的青壯年綿綿不斷地牽引出來。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我們見到很多像袁飛這樣的年輕人，剛剛結婚就跑到工地上去打工。我們見到更多年紀大的人，有的人已經在工地上干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長期在外漂泊，離開妻子和兒女，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農村的發展似乎陷入了停滯狀態，盡管“三農問題”專家們開出了各種藥方，國家也給出了各種政策，但農村的發展依然沒有什么起色。農村太窮，掙不到錢，單靠農村的那塊兒土地養活不了一家老小的生活。相比之下，城市卻處在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之中，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迅速擴張和膨脹，大規模地拆遷、改造、興建開發區，各種建設項目一個接著一個，將城市變成一個大工地。城市像一塊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附著各種資源，包括資本、技術和勞動力。今天的堯村，絕大部分青壯年男性勞動力都出來打工了，他們常年往返在北京和堯村之間，過著候鳥一樣的生活，而這種生活不知何年何月是個結束。

　　資本向空間轉移

　　城市化不但是轉移剩余勞動力，同時也是在為增殖資本尋找出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歷了一個資本快速積累的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告別了資本短缺的代，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包括國家資本、私營資本和外資。從2003年開始，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吸收國外直接投資第一大國，目前每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800—900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也已經突破2萬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資本是追逐利潤的，需要不斷投資才能實現自我增殖。這些資本投入到工業生產中，導致產能嚴重過剩。

　　在生產急劇擴大的同時，人民群眾的購買力水平卻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由于勞動力的成本長期被壓在很低的水平上，資本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工人收入卻始終沒有顯著的提升，嚴重的貧富分化致使國內需求不足。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中國就一直面臨生產過剩、內需不足的問題。2008年新金融危機更進一步地挑戰了外向型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在工業品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大量資本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渠道。為此，國家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為資本尋找出路。自1990年代后期起，國內資本從工業產品的生產大規模轉向城市空間的生產。城市化需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而建筑業又具有很強的產業關聯性，能帶動整個工業的生產，成為經濟增長強有力的引擎。按照經濟學家王建的計算，2003—2008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大約需要5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未來十年可以產生超過225萬億的投資規模，并且引發更大的消費需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表示，房地產業與建筑業在國家GDP的比重接近10%，是我國加大投資、拉動消費和解決就業的最佳行業。

　　在城市建設中，地方政府有著更加強烈的沖動。首先，在當前中國的財稅體系下，土地出讓金收入歸屬地方財政，由地方政府支配。通過出讓土地進行城市開發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其次，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官員看來，城市化代表了現代化，城市化水平像GDP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和一個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城市建設不但能夠改變城市形象，招商引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而且城市建設本身就能夠帶動GDP快速增長。在政績觀的支撐下，政府官員有很大的動力進行城市的開發建設。

　　簡而言之，在今天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面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嚴重挑戰，城市化因其能夠擴大內需，刺激投資，被視作為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城市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生產和生活的空間，而成為資本積累的空間，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增長機器。

　　以北京為例，申辦奧運成功之后，北京為了在短時間內建成世界級的現代城市，在籌備奧運會的七年時間里，北京累積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接近3000億，城市的面貌煥然一新。政府的投資帶動了市場主體的投資，各種建設工程競相上馬。在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城市，到處都在征地擴張，到處都在開工建設，城市的拆遷和改造已經成為社會上最為關注的熱點話題。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場，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還多，每年投資376億美元，其混凝土和鋼筋的消費量分別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世界工地”。

　　地產資本的興起

　　與城市的擴張相伴隨的是地產資本的興起。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只有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但在這十幾年時間里，房地產業無疑是名副其實的聚寶盆，積累了巨額的社會財富，同時，房地產業迅速躋身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計劃經濟時期，城市的建設項目由國家統一規劃和投資建設，由國營建筑公司負責組織實施，國家是唯一的建設主體，不存在今天所謂的開發商。1980年代初期，改革開始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建筑行業成為最早實行市場化改革的行業。建筑業率先引入承包機制，誕生了改革初期新一批的包工頭，形成了建筑行業的私營資本。隨后，商業性的房地產開發率先在深圳興起。特區政府將國有體制下的住房管理部門改為面向全社會多元化經營的企業，既經營房產，也經營地產，利用內資，也利用外資。深圳的做法對全國其他地區產生一定的示范效用，但此時就全國來看房屋的商業開發還處在萌芽階段。1990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土地開始商品化，標志著中國房地產業的肇始。1992年后，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深圳、海南等地迅速興起房地產熱。但是，很快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收縮銀根，房地產泡沫隨之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爛尾樓。之后，國家對地產業的發展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直到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國家才再次啟動房地產業。之后的十年時間里，房地產業進入到發展的黃金時期。

　　與地產開發企業改革的同時，國家開始了住房體制改革。改革之前，中國城市住房實行供給制，各個單位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由單位提供住房，滿足職工基本的住房需要。住房不是商品，而是分配給職工的福利品。1980年代初，部分城市開始嘗試進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主要內容是提高房屋租金、將福利房低價出售給居民等，住房整體上作為福利產品的性質并沒有根本的改變。住房商品化改革真正開始是在上世紀末。199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體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決定正式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商品化，標志著福利分房時代的終結。國家圍繞商品房開發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房地產市場逐步形成。

　　1998年之后，中國房地產市場獲得了井噴式的發展。1999年，中國內地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平均資產規模不足5000萬，年均開發規模不到1億元，而到了2007年，僅萬科一家公司的總資產就達到950億元，營業收入141.7億元。地產資本的規模迅速膨脹，開發商在短時期內積累了巨額的財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神話。2008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前100名里面地產商占了1/3。在胡潤排行榜上，地產商也占據了顯著位置。胡潤專門建立了地產富豪榜,2009年他的地產富豪榜共有51位富豪上榜，平均身價120億元，總財富達到6099億元。

　　引自胡潤2009年地產富豪榜

　　地產業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快速的發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1998年經濟危機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大力扶持房地產業的發展，將其作為支柱產業予以支持。房地產開發需要大量的資金，為此，國家金融提供了大力支持。國家放松銀根，使得地產企業能夠很輕易地從銀行得到貸款支持。同時1998年之后銀行還推出住房按揭貸款業務，鼓勵個人貸款買房，這些措施有力地促成了地產資本的形成。目前，房地產開發商項目自有資金普遍不足20%，另外的80%主要是房地產商采用房產土地抵押銀行貸款，以及購房者的個人信貸等。根據金融部門2007年統計，全國商業性房地產貸款余額，占金融系統總貸款余額的比重高達20%，這還不包括與房地產業相關聯的鋼鐵、水泥等原材料生產企業的銀行貸款。地產資本和金融資本捆綁到一起，導致了地產資本超常規的擴張。

　　對于地產資本形成來說，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土地。以低成本拿到土地成為地產資本至關重要的決定因素。在中國，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出于謀利動機和財政收入的壓力，為了政績和形象工程，熱衷于招商引資，以極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獲得土地，將其出讓給地產資本。在這一交易中，政府和地產資本達到了“雙贏”。

　　資金和土地是地產資本最重要的兩種資源，也可以說是地產資本的生命線。無論是資金還是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為了獲得這些資源，地產資本發展出和政府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的政府高官因為與地產資本的不正當關系而落馬。我們所調查的億城集團工地，就牽扯到嚴重的腐敗問題。2009年，原海淀區區長周良洛受賄案曝光。據媒體報道，億城集團為獲得海開公司轉讓的“竹園”項目，先后向時任海淀區區長的周良洛行賄200萬。當時西北旺區域的樓面地價超過8000元/平方米，而億城所拿土地的樓面地價只有610元/平方米。此后，周良洛還在竹園項目的拆遷和開發中盡其所能給予幫助。據稱，周良洛在任職期間共受賄1600萬，其中多數來自京城房地產公司。正是有了政府官員的“關照”，地產公司才有恃無恐。為了幫助建筑工人討要工資，我們曾經和億城地產竹園項目部打過交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真正地見識到了地產資本的囂張氣焰。資本和權力合謀，在打造出精美的城市的同時，也打造出中國最有權勢的階級。

　　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還得益于高額的利潤。房地產企業始終把房地產開發的成本視為最高的商業機密，政府出讓土地的收入也對外保密。社會學家戴建中通過調查得出的數據，測算出房屋的成本結構：

　　按照售價每平方米10000元，可以分解為以下幾部分：

 　　按照戴建中的數據，2006年北京房地產業的利潤是175.9億元，土地增值稅應該和利潤差不多，但實際上只征收了5.7億元。2009年5月份國土部開始對全國105個城市的620個樓盤進行“房地產項目用地地價專項調查”，7月份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地價占房價最低比例為5.3%，最高為58.6%，大多數地價占房價比例在15%～30%之間。平均地價房價比為23.2%，東部、中部和西部依次遞減。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房地產商是最大的贏家，也是今天房價高企不下的罪魁禍首，而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增長，財政收入的增加，助長了開發商的暴利。

　　房價高居不下，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戴建中將其歸結為房地產商的暴利、政府收益過高、需求旺盛、房地產投機等。戴建中引用廣州市長張廣寧的話描述房地業造成的嚴重后果：“房價偏高、增長偏快已經成為群眾關注的焦點之一。住房問題已經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房價對普通城市居民尚且構成如此沉重的負擔，對于農民工來說就更是天價了。我們在工地上的遇到的建筑工人說，他們一年下來不吃不喝也不能買一平米，這一輩子也沒有指望，要想在城市買套房子得等到孫子輩。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自《大工地: 中國建筑工人的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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