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自曝遭民運基督牧師遠志明強暴

　　據澳洲電臺報道，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柴玲去年感恩節前夕在一封寫給教會的信中稱，“民運分子”、華人牧師遠志明曾于1990年在美國強暴過她。今年元旦后，13名美國華人牧師撰寫聯名信，要求遠志明“以負責任的態度公開回應柴玲指控，維護教會形象”。

　　柴玲在信中披露，她1990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后，遠志明來到她的公寓，說要給她播放一部電影。考慮到遠志明曾經參與過《河殤》的拍攝，柴玲沒有反對。開始播放后，柴玲才發現是部色情電影，當即要求遠志明離開，卻被遠志明按在地上強暴。柴玲在信中稱，寫信是“按圣經要求”，原本有兩個目的：與遠志明溝通，希望他道歉懺悔;若無法溝通，將此事交由牧師解決。

　　1989年最活躍的“學生領袖”之一柴玲逃往美國后，經常為當地反華勢力站臺，公開發表反華言論。去年10月，柴玲反對美國波士頓地鐵采購中國企業生產的地鐵車廂，稱這將“為馬薩諸塞州歷史留下血腥記錄”。

　　百度百科中遠志明受爭議事件

　　2004年11月4日，方舟子在《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錯誤百出的傳教片<神州>》評價電視系列片《神州》(2000年，遠志明出版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

　　2009年10月22日，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的謝文郁教授(系基督徒)在接受福音時報的采訪中，談及《老子與圣經》時，表示遠志明是用基督教語言來去很簡單地評論中國文化。這種做法無非是讓基督教披上一層中國文化的外衣。實際上，這樣做無法進入中國文化。沒有對中國文化的深刻體會，就無法把握關于中國文化的話語權。特別地，對中國古代圣人留下來的經典，這是幾千年來對中國人的性格、思維、修養起重要作用的文本，采取一種非常簡單的否定態度，看上去也好像挺熱鬧，實際上最后什么也說明不了。

　　附文起底孫海英之二：孫海英幕后的民運基督徒組織

　　孫海英的幕后魅影——遠志明的民運基督徒組織

　　從《起底一》的文章中，我們了解到孫海英是一位以反共反華為己任的基督徒。那么，孫海英是一個人在戰斗嗎?他的背后有著怎樣的圈子?

　　當我們翻看《基督日報》時，我們發現，孫海英夫婦多次以骨干的身份，為同一個人的大型布道會助陣，這個人，叫做遠志明。

　　《基督日報》報道：

　　--孫海英是一名基督徒，生命因著耶穌基督而改變，曾跟妻子呂麗萍多次為遠志明牧師的布道會助陣，在布道會現場為主做見證。[1]

　　--2012年，《天歌2012》是由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協助，近百家華人教會共同參與，神州傳播協會在悉尼歌劇院主辦的音樂見證會，現場遠志明牧師證道、孫海英呂麗萍夫婦做見證、《迦南詩歌》作者小敏分享。[2]

　　--2013年5月11—12日，遠志明牧師在東京舉辦三場大型的福音大會，孫海英夫婦作為嘉賓。[3]

　　--2014年，遠志明遠赴南非布道，舉辦了首次的華人聯合布道大會，另外大陸的孫海英和呂麗萍夫婦，小敏等也都登臺分享見證。[4]

　　--2014年11月15日，香港天歌2014普通話音樂見證會，遠志明宣講，孫海英夫婦參加見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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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為重要的見證會，莫過于2008年12月5日至8日，由神州傳播協會和灣區華人春令會聯合舉辦“一代人的見證”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遠志明主導，一干民運分子和自由主義學者如劉同蘇，洪予健，張伯笠，張路加，范學德，趙曉、王怡、余杰、金明日、崔權、黃磊等人參與通過了《舊金山共識》。

　　《舊金山共識》是一份披著基督教外衣的政治宣言，與中國極右勢力的“共識”--《零八憲章》幾乎同時產生，里應外合，明目張膽地挑戰中國共產黨政權。參與《共識》發表的人幾乎都清楚這份《共識》的政治含義。遠志明在給李大衛牧師的一封回信中坦言：“共識發表后，聽到的第一種反應，是說共識挑戰中國政府，與國內幾乎同時也是有300多人簽署的零八憲章遙相呼應、里應外合。實際上由于同樣的考慮，有一兩位同工不愿意參與共識的發表。”[6]

　　這份《共識》宣稱，“中國大陸正處于前所未有的變革中，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面臨著全面轉型”，“這是一場有十字架的變革”，“在中國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會的進程中，基督徒群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建設性作用。”

　　這里寫得非常清楚，遠志明等人號召、引導中國的基督徒眾全面參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革，推動中國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革成一個資本主義公民社會。

　　這份《共識》的發表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其策劃時間長達一年以上。據與會人員范學德回憶：“早在一年前遠志明兄就跟我打招呼了，說今年12月初，在舊金山要召開一個特別會議。”[7]

　　同時，這份《共識》的通過是強制性的。與會人員李大衛稱：

　　【大會所分的7個小組，討論《舊金山共識》文本的過程都是很草率的。據我會后了解，除了范學德、任不寐、周媛媛帶領的第6組“文化使命專題組”以外，其他6組均沒有就“是否通過《舊金山共識》文本”，或者就“是否認為大會需要發表一個共識”進行“通過性”的表決。

　　我在文章中提到，“大會給這個項目的討論時間不足2小時，很多人連仔細讀一遍都沒有”。而有人告訴我，有的小組給這個項目的討論時間甚至不足半個小時。】[8]

　　在這次通過反共政治宣言的大會上，孫海英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

　　范學德回憶：“趕緊看節目單，特約貴賓：孫海英，呂麗萍夫婦……”孫海英夫婦被大會列為特約貴賓前兩位，可見其分量。根據《真理報》報道，12月6日上午，孫海英夫婦同其他幾位嘉賓分享了他們的見證，“令大家又是掌聲，又是眼淚”。6日晚上是福音見證晚會，“影視演員孫海英、呂麗萍的見證更是別開生面，讓大家看到神如何使用他們在中國大陸演藝界這種特殊的環境中為主作光作鹽，領人歸主。”[9]

　　這番作證，就暴露了孫海英作為遠志明圈子的骨干成員，充當著在中國大陸“領人歸主”的重要角色。關鍵是，遠志明、孫海英圈子“領人歸主”并非基于單純的宗教信仰，而是為了在中國進行一場“有十字架的變革”。

　　遠志明：傳播福音與顛覆中國一體兩面

　　遠志明，國內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河殤》是一部全面宣揚西方文明，全盤否定我國歷史的片子，曾引起老一輩革命家王震的震怒。

　　1989年，遠志明參與民運。六si事件后，遠志明遭通緝，被迫流亡海外，遠志明逃經香港、巴黎，參與創辦民主中國陣線，主編《民主中國》雜志。次年到達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接觸到華人基督教會。

　　1991年4月28日，遠志明受洗成為基督徒。1992年，入讀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學院，獲跨文化研究碩士學位。1995年加入《海外校園》雜志。1999年參與創辦神州傳播協會，任總編導，并四處傳道。2009年10月25日于舊金山灣區被正式按立成為牧師。

　　昔日的民運骨干遠志明受洗成為基督徒，難道是為了遠離政治嗎?不是的。遠志明披上基督徒的外衣，是為了更好地從事反共反華大業。

　　2012年，遠志明在《信仰與政治》的一篇演講稿中著重反駁了“基督不能過問政治”的觀點。遠志明認為，基督徒不單是“能”參與政治，而且是必須參與，不能不參與：

　　--“西方基督教文明，它對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影響，滲透到整個文明中。基督徒怎么可以不去做呢?”

　　--“基督教信仰在中國還是初興階段，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藝術家、基督徒的思想家、基督徒的企業家……，基督徒在各行各業的人還太少，要多多地成長”

　　--“你不能說，既然如此，我就呆在羊圈里不出去了，這一輩子多安河啊!我的牧人隨時隨地給我草吃，青草地溪水邊真不錯!不能這樣，耶穌要我們進入社會，是他差派我們。”[10]

　　遠志明的新浪微博已經悉數屏蔽，不過，我們依舊可以從他的粉絲那里得到一些殘存的記錄。

　　下面一段文字來自“云端的日子”收錄的遠志明微博中的一條，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遠志明毫不掩飾傳播“福音”與推動“政改”(即用改革的方式顛覆中國政權)是自己的一體兩面：

　　【如果身心滿了毒素，割除一兩個毒瘤沒用。解決之道，一個是外在的政改，一個是內在的福音。兩者缺一不可。沒有政改開闊道路，福音傳播受限，難以影響人心主流。沒有福音升華人心，政改是硬著陸，可能血流成河。從目前看，政改是關鍵，福音是根本。在過程中，若福音廣傳、人心軟化領先，則為民族之大幸。】[11]

　　2006年6月號的《真理報》上，遠志明發表了一篇《“六.四”的訴求與中國的出路》，直言不諱地宣稱：

　　--“六.四”的訴求一日不實現，“六.四”的意義就一日比一日重大。

　　--只要“六.四”的訴求不實現，中國就是在一條死路上。[12]

　　“中國在一條死路上”，這不是遠志明唯一一次對中國的恐嚇。2009年，在余杰采訪遠志明的一次訪談中，遠志明更是將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提并論，宣稱中國“是禍害”：

　　【下個世紀，如果中國強大了，中國一定要成為有信仰的國家。上帝不允許一個國家強大得天下無敵卻沒有他的愛，沒有信仰的根基。這樣的國家是禍害，神不允許它長久。納粹德國不會長久，日本、意大利不會長久，因為他們沒有信仰。】[13]

　　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干涉中國政治，推動中國政改，并不是遠志明新近的主張。早在22年前的1992年，遠志明在《上帝與民主》一文中就表達了這種觀點，當年，遠志明出席華盛頓國家早餐禱告會，與白宮要員、國會議員齊聚一堂。遠志明稱：“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認罪悔改，竟有如此強烈的政治效果。”“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14]

　　2014年10月20日，《基督教動力雙月刊》在臉書上稱，遠志明的“政治本質大過宗教思維”：

　　【要聽遠志明講道，不如看他的行為;他來往的人都有一個特征：他只“收集”國內出來的人!遠志明的政治本質大過宗教思維;問題是，他的信仰同樣是以政治方式來經營宗教思維。這種鉆營方式的確可以成功獲得國內市場。卻難以在宗教范圍真正取得一席之地。】[15]

　　實質上，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干涉別國政治，也不是遠志明的首創，習五一教授在《警惕國際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文化滲透》一文中明確談到：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美國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長，從文化信仰領域，積極向政治領域擴張。美國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傳教擴張戰略，引發許多社會沖突，而他們卻將國際社會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諧相處的責任，單方面歸咎于發展中國家，指責這些國家的社會環境未達到美國標準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謂“國際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國宗教組織的重要政治議題。近些年來，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復興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覺醒”，宗教在美國內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宗教右翼勢力積極推動全球傳教擴張戰略。1998年，美國基督教新保守主義勢力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為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該法案的確立是美國宗教勢力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標志性事件。】

　　著名學者文丁在《試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一文中指出：【美國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宗教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的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并進，以至于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勢微的我國制造出相當強大的輿論，進入高校講堂和學術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于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相比之下，我們幾乎沒有相應的理論的和學術的應對，更不用說戰略性的思考了。】

　　遠志明，無非是美國國家力量的一顆棋子。遠志明在多個場合反復提到他產生“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這個想法的華盛頓國家早餐會，無非是想向外界表明他蒙受著美國隆重的恩遇與重視。

　　反共反社會主義制度—遠志明、孫海英們迫切的使命

　　對于遠志明來講，利用基督教反共、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中華民族，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這是基于他的一個政治判斷：“中國政府遲早要和基督教攤牌”。

　　2009年5月19日，加拿大商業新聞網刊登了一篇題為《遠志明：中國政府遲早要和基督教攤牌》的報道，文中遠志明稱：

　　--“農村包圍城市在中國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基督教也一樣，農村基督教的發展遠遠超過城市，正在成為新型的力量，而共產黨遲早要和基督教團體攤牌。”

　　--“不過對付基督教與對付法輪功不一樣，基督教是全球公認的宗教，勢力很大，中國政府決不會公開取締基督教，但是會想盡一切辦法限制它在中國的發展。”[16]

　　既然遠志明認為“遲早要攤牌”，那么最緊要的任務就是加緊發展自己的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壯大到足以對抗、乃至顛覆中國政府。本文開頭提及，遠志明在海外各地開展各種布道大會，孫海英夫婦竭力助陣，這些布道大會絕非為了發展海外力量，而是為了發展大陸有生力量。在2014年香港天歌見證會上，我們看到了小敏、遠征、龍濤、王祖藍、李亞男、梁錦松、伏明霞、關心妍、孫海英、呂麗萍、黃綺珊等一批人，可見遠志明重點滲透了知識分子、演藝圈、社會名人。

　　在2009年余杰采訪遠志明的那篇訪談中，遠志明稱：

　　--“我跑遍很多地方的華人教會，發現每年信主受洗的基督徒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大陸來的，原來香港人和臺灣人為主的教會，現在大陸人越來越多。”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大陸不到一百萬基督徒，現在將近一億。增長一百倍!”

　　這些在海外受洗了的骨干力量，回到大陸后，就能成為一個據點，一個假借傳教之名、行反共反華之實的據點。

　　民運分子遠志明利用海外身份，頻繁向中國的海外留學生傳教。2013年5月6日中國基督教網發表了這樣一篇報道《遠志明為俄羅華人校園事工歷史寫上一筆》[17]：

　　【對莫斯科華人校園事工來講，5月4日是值得被紀念的日子，因為過百中國留學生歸主成為了基督徒，還有20多人愿意獻身一生事奉主。在一些人看來，遠志明牧師為俄羅斯的中國學生工作的歷史重重寫上一筆。

　　莫斯科五一大學生福音營一結束，作為講員的遠志明牧師就迫不及待的在他微博發布營會的好消息，“福音營近500人參加。入營時140多未信者，營會中大都信了主。基督徒中有20多人決定獻身，作全職傳道人。”

　　在地廣人稀的俄羅斯，500位中國留學生同時參加的福音營是規模非常大的福音聚會。就連巡回全球、見多識廣的遠志明牧師也被莫斯科中國學子的福音熱情所打動，由衷感嘆福音在俄中國學子的復興。】

　　遠志明通過2013年5月份“莫斯科五一大學生福音營”，竟然有500人參加，其中一百多人從非基督徒變成了基督徒，其中有20多人決定“獻身”，比例占五分之一。這些海外留學生歸國后將變成遠志明手下的鐵桿反共、反華力量。這是一股多么恐怖的能量!

　　大陸“文化界”、“法律界”、“政界”、“學生界”——遠志明、孫海英重點滲透的幾個階層

　　最近十年，大批中國的知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信仰了基督教或者成了專職傳教者，其中有作家余杰、北村、任不寐等，法學家和律師則有范亞峰、李柏光、王怡、陳永苗、滕彪、許志永、焦國標、李和平、張星水等等，并帶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加入，而遠志明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教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可能從右轉化成左，但他們一旦在信仰上被美國所控制和洗腦，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變淪為美國最鐵桿、最堅定的反共反華工具。

　　因此，“文化界”、“法律界”、“政界”，成為遠志明在大陸重點發展的幾個階層。從農村進入城市，加緊滲透中國政治的核心地帶，是遠志明傳教反共的戰術。

　　2007年，多維專訪遠志明，做了一篇報道，報道中稱：

　　【遠志明希望如果有一半的中國信教者屬于文化界法律界和政界等階層，那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就大了。他認為盡管目前，這些階層信仰者人數還不多，但發展勢頭喜人。三年前遠志明在拍攝《十字架》時，基督教在中國還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近三年來，基督教從農村包圍城市并進入城市。遠志明注意到三年來，中國農村的基督教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萎縮，但在城市長足發展，各大學都有查經班，文化藝術界、企業界、商人團契，小型教會到處都是，比如余杰王怡北村這樣的知識分子開始信耶穌，信仰者的質量在提高。】[18]

　　高校學生，是遠志明們重點關注對象。遠志明在《懷念謝模善牧師》一文中曾透露他曾頻繁向大陸大學生傳教：

　　【主日在一家公寓里，擠了上百人，多是大學生。不知為什么，當謝老指著我介紹說“這是一位從遠方來的弟兄”時，我的眼淚又差點兒流出來。看著這位飽經磨難、白發蒼蒼的上帝的仆人站在一群虔敬的大學生中間，就好像看見一副古老的十字架矗立在綠草如茵、春意盎然的神州大地上。】[19]

　　利用基督教反華：否定中華傳統文化顛覆中國歷史

　　為了完成顛覆中國的任務，遠志明不惜牽強附會，用各種奇談怪論來歪曲、篡改中國文化與歷史。《基督教動力雙月刊》說遠志明“政治本質高于宗教思維”是準確的。眾多愛國網友都指出，為了把基督教和中國文化聯系起來，用基督教文化解釋和篡改中華文化，遠志明不遺余力的利用各種手法“尋找兩者共同點”，以昭示“中國人老祖宗信上帝，所以我們要信耶穌”，比如：

　　【遠志明利用諧音，把西洋上帝和中國古典傳說聯系到一起。他認為：上帝創造了“一對人類始祖”，“中國祖先傳為‘安登’和‘女媧’，希伯來《圣經》原文叫‘Adam’和‘Howwah’。”于是，兩者本源相同。

　　可是，安登是神農之母。《綱鑒·三皇紀》曰：“少典之君娶有嬌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她怎么可能和女媧一起，變成亞當與夏娃呢?

　　遠志明還說：“老子所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摶之不得’的‘夷希’，就是‘耶微’即耶和華的相似音”。

　　可是，他無意中透露：“上帝”一詞拉丁文叫“徒斯”，如此說來，徒斯難道是唐僧嗎?那么沙勿略是沙悟凈，參孫是“山猻”，天主是“天豬”，保羅是白龍，《西游記》就有啦。以此類推：多墨是達摩，該隱是觀音，夏娃是玄武，亞當是玉帝。

　　遠志明以為：諾亞為了躲避洪水，帶領一家八口人躲進方舟。“舟之大，當然莫過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這表示中國古人與上帝有聯系云云。。。

　　遠志明說這話，給人以“沒見過方塊字”的感覺。漢字的產生根據“六書造字法”，其中“形聲”的特點是：字由兩部分組成。比如蘋果的“蘋”字，草字頭代表它是一種植物， “平”字則代表發音。遠志明不妨念念“沿”字和“鉛”字，即知“船”字的來歷了。《古今漢語成語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講：“望文生義”，就是“讀書不推求和領會其確切的涵義，只從字面上做牽強附會的解釋。”遠志明就是望文生義。本來沒道理，還拿著不是當理說。

　　為了罵龍，遠志明造謠說：“從炎黃起，經堯舜禹到夏商周”，“祖先們確信，他們與昊天上帝之間有天經地義的血緣關系。”可是，到了“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時，“天上降下一雄一雌兩條大龍”，“當龍的幽靈再一次浮現于神州，神州就分崩離析了。”“據《史記》記載，這一笑傾國的褒姒就是龍的怪胎!”

　　他質問： “曾幾何時，神州竟落入了惡龍之手?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龍的傳人?”

　　可是，《史記·補三皇本紀》記載：“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紀。感神龍而生炎帝。”神龍之說，在上古就有，一段話，足以揭穿遠志明騙子的面目。

　　在《神州》中，遠志明請來梁燕城(曾為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主任)，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論述。梁評價中國的禪讓制度說：“統治者后面有一種很大的謙卑，謙卑就是說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堯帝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就確定把帝位傳給舜。”——如此看來，禪讓是信仰上帝的人做的事情，我們中國人要跟著祖宗信上帝啦。

　　這種論述確實離譜，因為，上帝冊立的以色列王，是世襲的獨裁者，根本沒有過禪讓。掃羅是耶和華立的君王，《圣經》上說的清楚：“撒母耳看見掃羅的時候，耶和華對他說：“看哪!這人就是我對你所說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9：17)掃羅禪讓了嗎?沒有哇。“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登基的時候，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撒下2：10)此外，“大衛在希伯侖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 (撒下2：11) 這些王，哪個禪讓啦? 】[20]

　　遠志明如此胡亂歪曲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其底色依舊是80年代《河殤》的底色，沒有任何改變。遠志明利用基督教反華、用西方文明顛覆中國文明的騙子面目不難拆穿。而孫海英、趙曉、余杰、王怡等一批知識分子、社會名人卻依舊聲嘶力竭地鼓吹遠志明，背后隱藏的政治目的不得不引起我們高度警惕。

　　對遠志明警惕不足：來自《十字架》的教訓

　　1998年，遠志明、劉裔安、謝文杰等人組成了神州傳播公司。同一年，正是美國基督教新保守主義勢力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勢力結盟、共同推動國會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一年，這個法案隨后成為美國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擴張的工具。1999年10月，神州傳播公司順利轉型為非盈利機構，改名為神州傳播協會。

　　有分析認為，神州傳播協會的人事結構與資金來源蹊蹺。2002年到2005年的會計報表中顯示，協會的凈資產一直在增長，三年間翻了一番，協會董事長寫明是謝文杰(臺灣人)，遠志明只是副總裁兼秘書。而在神州傳播協會的網站里，僅僅提及謝文杰是“總干事”，似乎刻意隱瞞謝文杰的身份。

　　仔細查詢謝文杰，發現他還有一個個人基金會Hsieh Christian Foundation，該基金的凈資產更大，一開始就有六百多萬美元。而神州傳播協會的董事劉裔安(臺灣人)，也是 Hsieh Christian Foundation的董事。謝文杰隨后還成立了一個叫SMYRNA RESOURCE CENTER INC的公司，這個公司盈利也很可觀，但是業務內容與“神州傳播協會”完全雷同——販賣福音性質的影音產品。謝文杰實際控制很多的華人海外基督傳媒，我們在網上看到的許多牧師布道VCD，甚至“海外校園”(遠志明曾于1995年加入)，都是謝文杰的產品。至于謝文杰的背后金主，很多人懷疑為臺灣及美國情報部門。[21]

　　九十年代，由于遠志明向中國政府表明自己只會專注傳教，不再參與海外的民運，中國政府對遠志明警惕性下降。[22]

　　2004年，遠志明回國拍攝電視片《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十字架》這部片子有一個強烈的暗示：中國地下教會的教徒都是信仰純正的真正的基督徒，而他們之所以純正是因為他們不肯加入地面的教會——三自教會。遠志明在這里宣揚的其實是一種對抗，換句話說，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黨和政府是壞的，是進入天國的最大障礙，這就是這部片子的主題。從效果上來看，把它稱作政治宣傳片更貼切，因為片中關于福音的信息很少，更多的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政治。

　　遠志明的好友任不寐專門寫文推薦該片，任不寐稱：

　　【我相信很多觀眾再看到這部電視片之后可能會兩點感慨：第一，中國信徒竟然發展得如此之快。第二，這些信徒在中國竟然遭遇了那么大的“逼迫”或迫害。

　　這些故事是那么的驚心動魄，那么的令人發指，那么的震撼人心。】[23]

　　“十字架”系列中不乏感人的故事見證和史實，但編裁和組織這些材料所表達的主題與實際的目的，是成問題的。通過別有用心地制作和剪輯，在電視片中表現“令人發指的迫害”，激發人們特別是基督徒反共反政府的政治意識，是遠志明拍攝此片的根本目的。這部片子在國際國內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拍攝完成后，中國有關方面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將遠志明送上飛機，遣送出國。

　　中國大批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因為看了此片變成了基督徒。余杰在采訪遠志明時這樣描述自己的經歷：

　　【余杰：我還記得二零零三年夏天，我第一次到神州傳播協會，《十字架》剛剛初剪完成，我在你家中看尚未配好音樂的片子。雖然匆匆看完，但我感動萬分，這部片子也成為促使我決志信主的“臨門一腳”。后來，《十字架》在海內外、教會內外都引起很大反響。美國的主流媒體評論說，《十字架》與戴維•艾克曼的《耶穌在北京》一樣，全面描述了中國的基督教復興的情形。】[24]

　　2006年，余杰、王怡、李柏光在白宮受到布什總統接見的時候，特地將英文版的《十字架》作為禮物送給布什總統。

　　《十字架》在大陸的傳播帶來了廣泛的危害，其中不少政府官員被遠志明拉下水。遠志明自己對此津津樂道：

　　【遠志明：在歐洲和北美各大城市十幾場首映式上，上千人決志信主，幾百人獻身傳道。最后一次在休斯敦舉行，第一晚放映第一集《生命泉》，近兩千五百人出席，大約二百人響應呼召，來到臺前，接受耶穌為救主。第二晚培靈會，放映第三集《苦杯》，大約一千五百名基督徒出席，幾十人站出來獻身傳道。

　　《十字架》的發行量也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開始兩個月，常常是供不應求。它的巨大震撼力不僅限于中國人，許多美國的基督徒在觀看時也淚流滿面。……當然，最受震撼的還是中國大陸的弟兄姐妹和無神論者，也包括政府官員。耶穌基督那甘愿自我犧牲的大愛，借著中國圣徒們的活生生見證，深深震撼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北京有的團契先放電影《手機》(表現中國家庭道德倫理失喪)再放《生命泉》，每一場都有人悔改信主。數以百萬計的《十字架》拷貝在神州大地上流傳著，飛速擴展著。有的教會通知弟兄姐妹們要帶著手絹來看《十字架》，有的教會看一會兒，停下來哭一會兒，禱告贊美一會兒，然后再接著看一會兒。有人說《十字架》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福音運動，在教會掀起了一場復興運動。】[25]

　　《十字架》一事告訴我們，遠志明從來就不曾脫下民運的外套，他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只是為了蒙蔽中國政府和人民，方便其繼續從事反共反黨的事業。

　　然而，《十字架》的教訓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和重視，有關部門僅僅是將遠志明遣送出國，而遠志明留在國內的大批反共“火種”，包括孫海英，其危害遠比一部《十字架》來的大，他們在扎實地做著反共堡壘的建設工作，十年如一日地培養著反共力量。按《舊金山共識》的核心參與者、曾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留美學者劉同蘇的說法：

　　“基督教已經成為現今中國憲政運動的主導力量。”

　　“家庭教會不聲不響地成為了人民立憲運動的主導力量，其原因就在于一種超越的信仰淵源造就了一種大眾性的生活方式”[26]

　　如果對這些借傳教之名、推憲政變革之實的人不作處理，放任其發展壯大，恐怕遠志明、孫海英們伙同中國國內的極右勢力，攜美國之威、里應外合，與黨和政府“攤牌”的日子就不遠了。